大家明白了吗？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跟物理学那样的科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影响研究对象的局限条件有很多，科学家要想办法把它们分离开来，逐一地研究它们的作用，从而掌握其中的规律。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的优势，是它可以在实验室里人为地制造出能把不同的局限条件分离开来的实验环境，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却是没法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可以控制不同的局限条件的实验室来的。尽管现在有所谓的“实验经济学”——这个学科分支的创始人还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大家学到现在都应该知道诺奖的颁发跟经济学的科学性实在是不搭界，别再迷恋这个奖项了——，但这种试图模仿自然科学搞人为可控实验的方式根本是有违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属性的，因为经济学中的局限条件是社会性的，不是物理性的，脱离了真实世界也就丧失了它的社会性。然而，不要紧！经济学是有它的实验室的，那就是这个大千世界！我们根本不需要搞什么人为可控的实验室，我们要做的是睁开一双慧眼，在这古今中外发生过的无数真实事件之中看出那些情况很特别、因此其局限条件能满足我们研究所需的“极端例子”——像“非典”这样的事件，就能把口罩供应商定价的信息费用降到基本为 0 的地步，从而满足了我们想把历史成本与机会成本分离开来的需要！
其实，在伽利略发现自由落体的规律的时候，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并不比现在的经济学家拥有多好的实验条件，他们不可能有后来那样的发达技术把人送上月球去同时扔下一个铁球和一根羽毛，甚至也没法人为地做出一个近于真空状态的实验室来做有关的落体实验。在传说中，伽利略是站在比萨斜塔上同时扔下两个质量不同的球，看着它们同时着地而证明了自由落体的规律。但这是不折不扣的传说，因为在地球的环境里，空气摩擦力的影响是不可能使得从比萨斜塔那么高的地方同时扔下两个质量不同的球是能同时着地的。伽利略的做法，就是你们在中学学习自由落体定律时做的那个实验：把一段木板刨得很光滑，摆成不同倾斜度的斜面，让质量不同的小球从斜面上滚下，以斜面实验替代了落体实验，从而精确地计算出路程和时间的关系，作出判决性的实验结论。
至于经济学家，则是永远不要指望能建造起一个真能涵盖所有关键的社会性局限条件的实验室，以便能随心所欲地摆布、调控这些局限条件的有与无，从中找出可靠的经济规律；而是要炼就一双慧眼，多多了解世事，从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里提炼出满足所需的例子。
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是那么少。你们可能觉得“非典”这种事情十年、甚至百年不遇，但信息费用跌为 0 、使得历史成本与机会成本明显分离的情况可不仅仅出现在非典时期的口罩之上，还有……古董！
古董是最典型地反映出历史成本对于定价毫无影响的物品。一只唐朝年代制造出来的碗，其历史成本跟它在古董市场上的售价相比根本是微不足道。古董这种物品的存在，足以让再怎么瞎了眼的人都能看出，历史成本与物品的价格毫无关系！事实上，经济学家对于机会成本的认识是经过艰难的探索过程的。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就像古希腊时期的阿里士多德那样，被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以为历史成本是物品价值（价格）的决定因素。大家都知道，古典经济学时期流行的是“劳动价值论”，这种观点的错误有两处：一处是只认劳动是物品价值的唯一来源，另一处是以为历史成本（生产时所付出的劳动）是成本。前一处错误我在下一讲介绍“租值”的概念时再作批判，这里先只针对后一处错误来讲解。主张劳动价值论的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古董这样的物品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很显然它们的存在明确地推翻了物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时所付出的劳动所决定的观点。为此，李嘉图不得不把物品分为一般物品和古董物品，认为一般物品适用于劳动价值论，而古董物品的价值是要以另外的理论来解释的。姑且不论李嘉图这样通过把物品分类来回避劳动价值论被事实所推翻的尴尬还是无法解释像非典时的口罩那样并非古董的物品，机会成本能以统一的理论解释一切物品（无论是古董、还是非典时的口罩）的定价，是一个解释力更强、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因此把本质上是以历史成本解释定价的劳动价值论淘汰出局！
通过这一讲，我希望大家不仅仅是切实地掌握了机会成本的概念，更要深切地体会到如何以事实验证（推翻或证明）理论、更具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是如何淘汰只能解释为数较少的现象的特殊理论（实际上是一离开它所能解释的小圈子，它们就被事实所推翻）的科学方法论。
本讲课后作业：
作业一：“非典”例子中的其余两个问题。
作业二： 2008 年金融海啸肆虐之际，大批韩资企业撤离中国，以低于市场价格抛售它们在中国持有的房地产。以上海为例，市场价格为 30000 元 / 方的房子以 20000 元 / 方抛售。 CCTV2 的《中国经济报道》节目采访了上海的房地产中介，有一个中介如此评论：这些韩资企业当年购入这些房子时，价格是 10000 元 / 方，因此他们已经是赚了钱。这个中介的评论对吗？为什么韩资企业要这样做？
上一讲的作业讲评：
上一讲关于治理堵车的作业很多读者都做得不错，但问题仍是大部分人的回答之中没有显示出他的思路是什么，也就是思路不清晰。大家再看我示范一次什么叫清晰的思路！
首先，要把不同的治堵政策按其性质作分类。从增加供给还是减少需求的角度来分，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增加供给，如拓宽路面、改善道路设施等。另一类是减少需求。其中，减少需求的大类中又可以再分为两类：直接减少需求，以及转移需求（转移到公共交通上）。然后直接减少需求这一类中又可再分两类：直接限制需求，以及提高价格，后者就是以价格准则来分配道路资源。
其次，要从两个原则来对治堵政策进行“规范分析”：其一是有关政策能实现它所期望实现的目标吗？如果不能，就是“坏政策”。其二是有关政策实现它所期望实现的目标时会引起很高的交易费用吗？如果会，也是“坏政策”！
最后，就可以对各类治堵政策逐一评判了。显然，在所有治堵政策中，单双号限行（属直接限制需求）是最差的政策！因为它是唯一一种根本无法达到减少需求的目标的政策——人们会在单双号限行之下买两部车，一部上单号牌，一部上双号牌！
其余的治堵政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目标，但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的高低可谓天差地别。仅从理论上分析，非价格准则会带来租值消散，价格准则不会，应该是后者优于前者。
限制汽车上牌（属直接限制需求）会造成巨大的租值消散——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车牌变成有租值的稀缺资源，于是本来不需要车牌的人也会来申请摇号拿牌，以便转手卖给有需要的人从中狠捞一笔；而由于有北京户籍的人才能参与摇号，于是北京户籍也变成有租值的稀缺资源，使得一些本来没想过要到北京来居住的人也想尽办法挤进来，使这座城市不必要地变得更加拥挤！公交专用道（属转移需求）方便了公交车，但公交车不使用时那条道就空在那里不能被利用起来，也是一种浪费（交易费用增加）。
上海拍卖汽车号牌看起来是以价格准则进行分配，但如果不配合使用限制外地车进入上海，人们的对策自然不是去竞投上海车牌，而是挂外地车牌。但限制外地车进入属于直接限制需求，是非价格准则，因此也会造成租值消散。
拥堵费是纯粹地以价格准则进行分配的方式，没有租值消散，但不等于它不会带来交易费用增加。显然，为了实行拥堵费，必须遍装摄像头，以监测哪些车辆进入了拥堵区。然而，拍卖汽车号牌因为必须配合使用限制外地车进入的措施，这同样需要遍装摄像头来监测有没有外地车闯禁，所以相比之下没有造成租值消散的拥堵费引起的交易费用较低。而且，摄像头不仅仅可以用来监测车辆进入拥堵区，装上之后还可以用于收集道路状况的信息、监控交通违章及不文明的行车习惯（这其实是中国相对于国外经常堵车的重要原因）、乃至改善治安形势……可以说是有着很多极为有利的“外溢效应”，承担这样的交易费用增加是比较划算的。
提高停车费也是纯粹地以价格准则进行分配的方式，没有租值消散。但这会使人们倾向于违章停车，因此其实也需要遍装摄像头来加强违章执法，与拥堵费的情况类似。
所以，我个人的答案是：开征拥堵费与提高停车费是最优的治堵政策。而且，以这两项政策使得道路不再拥挤之后，公交专用道就是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路上都不堵，公交车就不会误点，那又何必再划一条公交专用道来解决公交车被堵在路上的问题呢？而通过拥堵费收进来的钱（停车费应该是进了私人口袋的），如果能账目分明地公诸于众，并且全都用于改善道路设施（属增加供应）——大城市的市中心一般很难再增加道路供应，而且面临着钱从何来的困难，有了拥堵费这来源，至少能解决钱从何来的问题——，以及适当地对公共交通进行补贴——不是补一个固定金额，而是根据它的载客量、发车密度来作比例补贴——及增加地铁线路建设（这是唯一不会与私家车争夺路面资源的公共交通，最值得大 力发展），人们抵制收费的心理会大为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