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卢德派指十九世纪初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一译者注
1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作为军事部长所写的有关美国军队总参谋部的著作是美国的例子；艾迪克斯(Adickes)和米克尔(Micquel)作为克朗的大城市市长和部长所写的有关德国地方政府的著作是另外的例子。这两本著作都写于1900年和1910年之间。
1关于这些人及其他人，见本章附记“管理的根源及历史”；
2 管理学书籍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它们成了畅销书，如历险写的《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年代》(多布尔代出版社，1964年)。甚至连对管理进行讽刺的书也成了畅销书，如罗伯特·汤森特(Robert Townsend)的《组织之上》(诺普夫出版社，1970年)。这些书虽然充满了深奥而晦涩的管理术语和管理行话(这些术语和行话在几年以前只有少数的内行人才懂得)，却为广大公众所阅读。
3 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的讨论，见我写的有关通用汽车公司的著作《公司的概念》1972年版的序和跋。该书初版于1946年。
4 一位非西方的学者、日本的智慧仲值(Chie Nakane)对这点比任何西方学者都看得更清楚——就因为日本的传统不同于西方传统，而管理显然是一种西方观念。见其著作《日本社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0年)。
5 德鲁克在本书中多处歪曲了中国的情况并攻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为了使读者了解其本来的思想及其发展，基本仍按原文译出，只略作删节，我们相信读者能正确地分析和批判，一译者注
1 据我所知，退给西尔士公司的商品事实上较绝大多数美国的大百货公司要少——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西尔士公司的基本政策及其表现。
2 在西尔士公司中一直有这样一种传说，亨利·福特在创建其第一个工厂以前访问了新建立的西尔士公司邮购工厂，并仔细地进行了研究。
1 乔尔·迪安：《管理经济学》(普伦蒂斯一霍尔出版社，1961年)，第28页。
2 胡顿·米夫林出版社，1967年。
3 关于这一点，见彼得·德鲁克编的《在今天培养明天的企业领导人》(普伦蒂斯一霍尔出版社，1969年)一书中一位南美教育家兼工商业人士赖纳多·斯卡佩塔(Reinaldo Scarpetta)的论文：《管理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
4 可参看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西蒙·库茨内茨(Simon Kuznets)有关美国工业中资本设备投资和生产率提高之间的直接关系的仔细研究。
5关于这一点，见我的《有效的管理者》(1966年版)，特别是第一章。
1新政时期指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执政后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段时间。一译者注
2 关于斯隆的工作，见他的著作《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年代》(道布尔出版社，1964年)；以及我的著作《成果管理》(1964年)。
1通用汽车公司在1929年以前就从事了消费者研究助工作，但我想马克斯—斯宾塞公司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点，当时即使在美国汽车业中，也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一点。
1 有关实现定量化的方法，见我的《成果管理》一书及坦克尔·卡米Michael J。Kami)在《作为企业机会的企业规划》一文中提出的非常不同但很有见地的方法。该文在我编的《在目前培养未来的企业领导者》一书中。在我的《管理的实践》一书(1954年)中也列有各种创新的目标。
2 在这一问题上，诸参看约翰·蔡尔茨(John F．Childs)那本虽然高度技术性的，但却极为出色的著作《每股的收益同管理决策》(普伦带斯—霍尔出版社，1971年)。这本书可能是迄今有关大企业的财务结构和财政政策的最好的书。
3 在这个领域以及在微观经济中的最好著作，仍是德国的《经营学》一书。但在德国以外，却很少有人注意该书。
4 关于确定优先次序，见我的《有效的管理者》一书。
1关于这点，见迈克尔·卡米(Michael L Kami)的出色论文《作为企业机会的企业规划》，载于彼得·德鲁克编的《在目前准备今后的企业领导者》一书。
1 约翰·霍尔特：《自由和超越》(达顿出版社，1972年)。
2关于这点，见我的论文《关于明月的学校，我们已知道了一些什么》，载《当代心理学》，1972年6月号。
1关于达一点，见第三十三章。
2 关于这点，见我的《不连续的时期》(1969年)一书，特别是第六章“政府的弊病”。
1 什么是“管制委员会”，可能对于美国读者也需略加解释，而这种机构在美国以外一般是没有的。管制机构首先建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便对铁路和谷物转运站进行管制。管制机构的职能是使私营企业在“自然”垄断因而竞争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为公众利益而发挥作用。这些机构一般有三种职能：在某个服务领域中维持尽可能可行的竞争，保护公众免受“天然”垄断企业通过对价格和服务标准的控制而造成的剥削，限制铁路、航空公司、电力公司或广播公司这些“天然”垄断企业的收入为资本成本的“合理报酬”。这样，“管制机构”试图在不受控制的私营垄断企业和同样不受控制的政府垄断企业之间找出一条第三条道路。在联邦和各州都没有管制委员会，其成员或由政府指定(如全联邦的委员合)或由选举产生(如许多州中就是如此)。
2 令人注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经济学家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控制机构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刚开始时都倾向于计划和控制。他们以前的经历和背景毕竟是在大萧条时期得来的。但是，当他们从二次大战的经济控制机构中出来时，绝大多数都成了经济控制的坚决反对者，并成为市场经济的信徒，认为市场经济至少害处较小。
3 顺便说一下，这种蓝图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阿登纳所采用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目前日本实际上实行的“自由经济”都惊人地相似。
4 关于这点，见奥塔·锡克(Ota Sik)的《捷克斯洛伐克：官僚主义经济》(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1972年)。锡克在被俄国人放逐以就是捷克经济改革的设计师。
5 这一点对于邮政业务来讲，可能不一定正确了。在美国，至少有一家独立的邮政公司试图同政府的垄断邮政事业相竞争。如果这一点真的实现了，那么它对于在邮政服务方面成绩的恢复，所起的作用比把垄断邮政事业建成为一个“企业性的”独立“公共公司”要大得多。
1 我在较早的一本著作《不连续的时期》中，由于没有一个更好的用语，把这叫做“再私有化”。但这引起了广泛的误解，认为我的意思是恢复私人所有权。我心中想的完全不是这个(虽然我也不排斥这点)。重要的是机构的自治权，是要有工作成绩的考验，要有某种形式的竞争，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社会主义竞争”。
1 关于这点，见我的书《新社会》(纽约和伦敦版， 1950年)。
2 关于这点，见我的《不连续的时期》一书。
3 西方的社会学家似乎从来没有想到，长期以来，新教伦理的最坚定的实践者是众所周知的非新教主义者，如日本人和中国人。
1 这点首先由保罗·拉扎尔斯费德(Paul F。Lazarsfeld)和玛丽亚·贾荷达(Maria Jahoda)在二十年代对奥地利长期失业的纺织工人进行了研究。
2 一旦当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在《社会主义》(星期六评论出版社，1927年)一书中作了有说服力的三难推理的自白。
3 特别在其《激励和个人》(哈珀·罗出版公司，1954年)一书中。
4 起点是在我的著作《新社会》一书中首先指出的。以后，弗雷德里克·赫茨伯克(Frederick Herzberg)在他以下的两本书中提出了大量的资料，《工作的推动力》(威利出版公司，2959)和《工作和人的天性》(世界出版公司，2066年)。
1 由于泰罗在1880年不知道佛洛伊德以后的心理学而贬低他，正好像由于伊萨克·牛顿在1690年不知道量子力学和非欧氏几何学而贬低他一样。这一点，我在1967年接受高级管理学会颁发的泰罗之钥时，已经指出了。
2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泰罗的一位门生阿伦·莫根森(Allen Mogensen)。他于二十年代首创进行了他称之为“工作简化”的一种研究。这种工作简化同目前被重新发现为“工作丰富化”相比，如果不讲在某些方面超过的话，也是惊人的相似。
1 麦格劳一希尔出版公司，1960年。
2 《公司的概念》、《新社会》以及《管理的实践》
3 这种疏忽在他去世后由麦格劳一希尔公司于1967年出版的《职业管理者》一书中已于纠正。
4 《善心的管理》(欧文出版社， 1965年)。
5 见他的书：《对经济成就进行激励》(弗利出版社，1969年)。
6 见他的著作：《变动中的工厂文化》(德赖顿出版社，1952年)，《公平报酬；工作的一般理论，差别报酬和个人进步》(威利出版公司，1961年)。
7作者在此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作了歪曲和攻击。为使读者了解其思想的全貌，译文未作删节，请读者予以鉴别和批判。其它地方同此。一译者注
1 我感谢有关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T述研究著作，查尔斯·沃克(Charles R．Walker)和理查森(F。L．w．Richardson)的《一个扩张中的公司内的人际关系》(耶鲁大学出版社，1948年)。该书写作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正好崛起成为领头的电子计算机制造商之前。
1 例如，英国的凉·伍德沃德(Joan Woodward)及其小组的研究就表明这点。特别是她的《工业组织：理论和实践》一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耶鲁大学的查尔斯·R．沃克(Charles R．Walker)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工作、工作团体和职工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结果可见于查尔斯·沃克和罗伯特．x．格斯特 (Robert H．Guest) 的《装配线上的人》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 在该书中，早于伍德沃德而得出同样的结沦。
2 其它的例子见我的两本著作，《公司的概念》和《新社会》
3 关于这些试验，见简—彼得·诺斯特德(Jan-Peter Norsfedt)的《索德塔里的萨勃一斯坎第亚工厂的工作组织和作业设计》(斯德哥尔摩，瑞典雇主联合会，1970年)，以及理查德·沃尔顿(Richard E．Walton)的《如何对付工厂中的异化》(《哈佛商业评论》，1972年11月／12月)。后一论文补充了其它工业中的一些例子，主要是美国的例子．
4 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工作丰富化的经验》一文(《哈沸商业评沦》1973年1—2月号)简明扼要地作了最好的说明，并包括有丰富的例子。
5 例如，见我在《管理实践》一书第二十二章中所举的例子，一些完全没有技术的女工制造出一些高精度的零件并予以装配。
6 见查尔顿·沃克和罗伯特·格斯特的《装配线上的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
7 其中有许多已在我以前的书中提到过，特别是在《公司的概念》和《新社会》两书中.
1 日本索尼公司的茂木羽矢师(Shigeru Kobayashi)在《创造性的管理》(美国管理协会出版，1971年)一书中曾明确指出这点。
2 其首创者是一个美国人托马斯·斯帕茨(Thomas Spates)。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先在国际劳动员工作，以后多年担任美国一家大公司，即通用食品公司的人事副总经理。
3 关于这点，见我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的《人事管理破产了吗？》一章．
4 关于人员安置，请参看我的《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的《使优点发挥作用》一章．
1 查尔斯·布思：《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出版于1892年到1897年之间。
2 例如见小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the Younger)于1879年首次出版的有名的《伦敦词典》中。该词典是为访问伦敦的旅游者的“享受”作指导的。
3 关于这点，参看我的《不连续的时代》中的第十章《政府的弊病》。
4 关于这点请参看第二十六章及我的《公司的概念》一书1972年新版的后记。
1 关于这点，见我的《不连续的时代》一书，特别是第十三章，
1 人民党是美国在1891—1904年间的一个政党，主张金银自由铸币，公用事业公有化，征收所得税，支持劳工和农业。——译音注
2 如果只是由于下列原因，也以改变为好，印“自由”这个词在绝大多数其它语言中有着一种其它的含义，含有一种放纵而不是负责的意思。
3 关于这点，奥塔·锡克(Ota Sik)在其小册子《捷克斯洛伐克：官僚经济》(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19?3年)中曾发表了一些深刻的意见。锡克是捷共的理论家和捷克1967年和1968年经济自由化的设计师．目前流亡于瑞士巴塞尔。他的那本小册子包含了在俄国入侵以前那些极为关键的数周中他对其同僚们所作的报告，描绘出了一个以前有高度生产率的经济由于企业和管理当局失去自治权而导致自我毁灭。
4 关于这点，锡克的那本书是极有教益的。
5 关于这点，见我的《不连续的时代》一书，尤其是其中的第十章“政府的弊病”。
1 关于这点，见《幸福》杂志1972年12月的桑福德．罗斯(Sanford Rose)的文章《有关美国的收入和平等的真相》。
2 我们已知道这样一种税收制度的规定——而它们是极为简单的：对任何一种个人收入，不论是工资收入或资本收益，都没有优惠税率，而且规定一个最高税额——例如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3 有关“金镣铐”，参看我的《不连续的时代》一书的第十一章。
1 这将于第三十八章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2 关于亨利·福特，见我的论文《亨利·福特》，该论文载于我的书《人、思想和政策》(哈珀—罗出版公司，1971年)，英国版的名称是《新市场》(海因曼出版公司，1971年)。
3 见知惠仲值的《日本的社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0年)。该书是想了解日本的组织如何进行工作的人的“必读书”。
4 关于小艾尔弗雷德·斯隆，见我的《为成果而管理》一书及斯隆本人的著作《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年代》(1964年)
5 关于这点，见第四十九章中有关乔治·西门士和德意志银行的事迹。
6 关于皮埃尔·杜邦，见小艾尔弗笛德·D·钱德勒和斯蒂芬·萨里斯勃雷的《皮埃尔·杜邦及现代公司的形成》(哈珀—罗出版公司， 1971年)；以及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的《战略和结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2年)。
7 W．J．里德：《帝国化学工业史，第1卷，1870—192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
8 关于这点，并见第五十三章和第五十四章。
1 关于这点，见第三十五章。
2 关于工作小组这种组织设计，见第四十五章。
3 这项工作的首创者是通用电气公司，特别是该公司中主管管理服务的前副总经理哈罗德·F·斯米迪(Harold F．Smiddy)。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首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4 见第三十一章。
5 我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曾提议把这些人叫做“经理人员”，以便包括传统上的“管理人员”和对自己工作的贡献和成果负责的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的决定合影响到整个企业的成就和生产财富的能力。
1关于这点，并见第四章和第十章。
2 关于这点，见第三十七章。
1 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于本世纪初在锡兰任年青的地区行政长官。他在其一卷本的自传《成长》(哈科特，布赖司出版，1962年)中对此有很好的描述，既讲了其生活中的孤独，又讲了所遇到的挑战。
2 菲利普·伍德拉夫(Philip Woodruff)的《治理印度的人们》一书(两卷本，圣马丁出版社，1954年)是我所知道的有关英国人在印度的颇有见识的一本书。该书认为，英国人失败的基本原因是对“哲学家式的君王”的相信，即相信只要治理足够了，就可代替政策、决定和方向。
3 我认为，像“初级”和“高级”这样一些主要表示资历深浅的“荣誉头衔”，不在此例。这特别是招对于专业人员用这些头衔来表示其资历。但我坚持认为，这些头衔只能用来表示资历——多少有些像天主教会(至少是美国的天主教会)中对担任教士职位满十五年而没有犯什么错误的人，几乎是自动地授予“阁下”的称号。
4 见斯隆的著作《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年代》。
5 在我的《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
6 关于这点，见第三十八章和第四十章。
7日本人对这一点比西方人有更好得多的理解，因为日本人不象西方人那样从军队取得其有关组织的概念。关于这点见前引的知惠仲植的书。
1 ① 《不连续的时代》
1 见《管理的实践》一书。
1 关于这点，特别参看赫茨伯格的两本书：《工作和人的性质》(世界出版公司，1966年)，《工作的推动力》(威利出版公司，1959年)。
2 其后果之一是，在英国以外，“管理”一词也有着语义上的障碍。在绝大多数欧洲语言中——在三十年以前， 即使在英国英语中——没有一个包含整个管理集团的词，而只有用来分别指高层管理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词。由于“管理集团”在这些语言中往往被译成带有作业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意思的词，那些高层管理人员(如德国的Unternehmer)往往认为，管理集团是从事例行作业而不是从事重大决策的。因此，那是指的“他们”而不是指的“我们”。
1 关于把重点放在机会上，参看我的著作《成果管理》。
1 本章有许多地方摘自我以前的著作《有效的管理者》。
2 见《日本的战争决策，1941年政策会议记录》，由池信高翻译和编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
3这当然不是什么新的看法，只不过是玛丽·派克·福莱特看法的复述(见其《动态的管理》一书， 亨利·麦特卡夫和厄威克编，哈珀—罗出版社出版，1941年)。而福莱特又不过是发展了柏拉图在其修辞学伟大对话中提出的论点。
4 并见第十三章。
5 这肯定就是很古以来就建立起来的军事方法——瑟西第德(Thucydides)和色诺芬(Xenophon)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因最早的军事著作也这样说，凯撒大帝也认为如此。
1 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即以此作为其书名(多勃尔代出版公司，1959年)
2 这特别表明于梅奥的两本著名著作中，即《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哈佛工商学院出版，1933华)以及《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哈佛工商学院出版，1945年)。
1 管理科学家的专业协会——管理科学协会于1953年成立，并于1954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举行第一次年会。
2 《城市动态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9年)和《世界动态学》(赖特·阿伦出版社，1971年)。
1 斯隆有很多想法引自皮埃尔·杜邦在杜邦公司所做的工作。关于这点可参看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的有关著作。
2 艾尔弗图德·钱伯勒在其《战略和结构》一书中为这方面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该书于1962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深入地研究了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西尔士公司这些首创性的美国公司中的现代组织的设计。
3 见第十九章。
4 特别是埃尔顿·梅奥的研究，见第二章。
1 我在1954年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仍采用这种方法。
1 关于这点，见第六十一章。
1极力主张这种说法是最受尊敬的组织理论家之一的哈罗德·孔茨。他在其《管理理论的丛林》(《管理科学院月刊1965年12月》一文中提出了这种说法。
2赫伯特·A·西蒙及其学派试图建立这样一种原则。至少，当我阅读H·A·西蒙的《经营管理行为》(麦克米伦公司，1957年)和J·G·马奇和H·A·西蒙合写的《组织》(约翰·威廉父子公司，1958年)时，是这样理解的。
1常用的名称是“分权制”(在日本叫做“事业部制”)。但是，这个名称会引起混乱，因为“分权制”还有其它的形式。它也会引起误解。这种组织设计原则的最好名称是“联邦制原则”。
2 关于斯隆的典型模式，见我的《公司的概念》一书。
3 关于这点，见大卫·格雷尼克(Daviol Granick)的《四个发达国家——法国、英国、美国和俄国——的管理比较》(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2年)一书。
1 我们迄今所仅有的关于系统管理的描述就是关于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研究：詹姆士·韦伯(James E．Webb，在1961—1968年期间任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局长)的《航天时期的管理》(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8年)。特别是伦纳特·塞尔斯(Leonard R．Sayles)和玛格丽特·钱德勒(Margaret K．Chandler)的《对大理系统的管理》(哈珀—罗出版社，1971年)。
2 上引塞尔斯和钱德勒书的第8页。
3 前引塞尔斯和钱德勒书第6页。
4 詹姆斯·韦伯：《航天时期的管理》，第135—137页。
1 由于这些评论看起来好像是对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作的批评。必须指正，本书作者同这一工作是密切有关的。而且，那些在目前看来已显而易见的事，在五十年代早期还是有持学习的事。
1 关于佩雷尔兄弟公司和莫比利信贷银行见我的著作《成果管理》和《不连续的时代》。
2几乎在一百年以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并不知道西门士所进行的工作，却得出了同样的解决办法，建立一个执行秘书处在系统结构中维持信息交流、情报和联系。关于这点，见前引的赛尔斯和钱德勒的书。
1 特别是阿伦·内文斯(Allan Nevins)的《福特时代，人和公司》一书(斯克赖伯纳出版公司，1954年)。
1 有关“接管浪潮”的分析及其意义，见我的著作《人、思想和策略》(英文标题是《新市场》)一书中的论文《新市场和新企业家》。
1我要向霍尔丹(J．B．S．Haldase)致意。他于1928年以这同一题目命名的论生物有机体的论文，迄今仍是最有洞察力的一篇论述规模、机能以及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论文。
2 达西·汤普森：《论成长和形体》(剑桥出版社，1917年)。
3 首先试图制定社会机构的“规模规律”的是加兰特(J．A．Gallant)和普罗思罗(J．w．Prothero)的一篇论文：《在大学中观察到的重量，成长的后果》(载《科学》杂志，175卷，第4020期，1972年，1月28日)．作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所大学如果注册学生超过了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 就大得难于对学生进行教育及对学校进行管理。
4 这当然只是指罗尔—罗伊斯公司的汽车事业部。而罗尔—罗伊斯公司的飞机事业部则不是这样。该事业部位该公司于1971年遭到破产。这一事例也表明了规模同战略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罗尔—罗伊斯公司试图在世界喷气引擎领域中占领先地位，但苦于规模太小、资金不足。在飞机引擎市场中，罗尔—罗伊斯公司的“规模不适当”。
1这定理指的是，物体愈大，则其质量愈大，而其表面面积的增长却小于质量增长的速度，于是物体中的质量同外界接触的平均机会众小。这一定理运用到企业中就表明，企业愈大，则企业中成员同外界接触的平均机会愈小．——译者注
1 在本书出版以后不久即将出版一本有关企业多角化战略的成就的统计研究著作。该书是由纽约大学工商研究院的威廉·古思(William Guth)教授所写的《组织战略：分析、承诺、履行》 (欧文出版社，1974年)。该书报道了多年来多角化战略及其成果的研究的结果。古思教授的分析充分证实了我独立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在本章及以下雨章中将予以论述。就我所知，古思教授的分析是有关这一重要主题的第一个有充分资料的研究．
2 前述的威廉．古思教授的研究也指出了这一点。
1 论述多国公司的最佳著作之一是雷获得·弗农(Raymond Vernon)的《国家主权已陷入绝境》一书(基础书籍，1971年)。这个标题可能有些夸张，但国家主权的确受到了挑战。
2 正如贾克·贝尔曼(Jack N．Behrman)多年来有说服力地所主张的那样。贝尔曼在肯尼迪总统任内做过商务部副部长，目前是北加罗林那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1当时，即使是杜邦公司的管理当局也并不认为自己的公司是一个成长的公司。他们决定把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赚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投入通用汽车公司。这使得通用汽车公司在几年以后进行改组并发展起来。杜邦公司之所以这样决定，就是由于其高层管理(尤其是总经理皮埃尔·杜邦)认为他们的公司在自己的行业中没有很多成长的机会。
1 有关这点的详细讨论，见我的《成果管理》一书，特别是其第二部分。
2 迈克尔·卡米留根有说服力地对此进行了论述。他曾成功地担任过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全录公司的长期规划部主任。见他的论文《企业规划和企业机会》，藏于彼得·德鲁克编，《在目前培训来来的企业领导人》。
1 《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年代》(1964年)。
2 关于通用汽车公司的胜利和失败，并见我的著作《公司的概念》一书1972年新版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