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很怀念22年前1989年的那个4月。那时的北京没有现在这么多沙尘暴。清明时分是一年四季最好的时光，春和景明，万物更新，中国的思想界就选择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时光进行思想大汇集。
4月5日那天吃了午饭，阳光那么明媚，空气那么清新。我骑了个车子，从宣武门新华社处去丰台京丰宾馆，参加“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一路上春风和煦，清风拂面，晃晃悠悠地一会儿就到了位于丰台路口处的京丰宾馆。当时的丰台很小，偏于北京西南一隅。京丰宾馆当时是丰台最好最大的宾馆。
到会上时，会议已开过半天，几个会场同时进行。我就在各个会场穿插这旁听。从这一天开始，整整四天，400多全国各地来的理论精英汇聚一堂，那些热情的讨论和交流，今天的中国人再也享受不到了。
我之所以怀念这次理论研讨会，是因为像这样团结和谐的会议，从1989年后再也见不到了。中国的理论界和思想界铁板一块的局面被打破，各类学者从此后渐渐拉开了距离，主流、支流、非主流等各派学者各奔东西。
今天中国的思想分歧已经达到顶点。在这个时刻，重温过去的时光，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以知天下，可以知未来。
体制内精英大联欢
我当时对各个分论坛都感兴趣，经济的去听，文化的去听，政治的也去听。记得当时政治会场的热门人物有严家其、温元凯、苏晓康等，经济会场的热门人物有周其仁、石小敏、张学军等，文化会场的热门人物有黎鸣、包遵信等。黎鸣先生的嗓门特别大，别看个头小，但发起言来，声震会场，十分洪亮。
相比较之下，那些当时不那么出风头的人物，现在都步入政坛高层了。譬如李克强、李源潮等。
我现在还保留着人名录。现在看看22年前参会的这些中年精英，今天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进入政界高层的俊秀有：李克强，李源潮，他们当时的职务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当时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薄熙来，时任辽宁省大连市宣传部部长，俞正声，当时是山东烟台市市长，王歧山，当时是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沪宁，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马凯，国家物价局副局长。
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在会上没见到薄熙来和王沪宁。可能他们报了名，没有来，或者来扎一头就走了。
我和当时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的司长宋廷明先生熟悉，他是这次会议的主办方，当时在会，但晚上就回家了，房间空着，我就住在他的房间，在会上一待就是四天。
和他同屋的是高山，当时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研究员，是高层智囊圈子里的人物。他住了一晚就回家了。高山的年龄比我还小一岁，当时是圈子里的红人，正是平步青云的时刻。不过会议之后不久，这颗政治明星便陨落了。
参加这次理论研讨会的大多是中青年学者，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像李克强，周其仁，林毅夫等，都是三十七八岁，最大的可能就是茅于轼了。他和我一样，是来听会的，不是交了论文的学者。
当时在会上最耀眼的是周其仁和严家其，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他们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圈子里的核心学者。记得会议结束时，几个组进行总结，政治组的总结者是严家其，经济圈的总结者是周其仁。中信公司研究所的朱嘉明做了大会的总结。
现在回顾起来，从1979年到198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是改革思路没有分歧的阶段。自这之后，发生了后来的动乱，中国体制内的精英开始分化，精英圈发生了分裂，改革总体推进和体制内精英大联欢的阶段告一段落。
但是，我很怀念这个会议的氛围，这是一个大家还都能说上话的会议，是一个思想分歧还不大的会议。比起今天壁垒森严的中国思想界，那个时期的天空比今天明朗多了。
到会议快要结束那天，中央领导前来看望大家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等同志来和大家一起照了像。
4月8日下午，为期四天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胜利闭幕。一场空前的思想盛宴宣告结束，四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精英分享了这四天的精神大餐。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回忆这段历史，我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改革的推力不能超出当时社会的承受力，超过社会承受的激进改革者将被排除改革行列。
看看在那个会上，凡是表现最突出的人，往往都是思想观点比较激进的。但后来被历史淘汰的恰恰是这些先进者。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往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角。
这次会议后被边缘化的人物有：黎鸣，当时是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朱嘉明，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包遵信，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刘再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严家其，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陈子明，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吴稼祥，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综合组长。
苏晓康当时因写了电视片《河殇》，名声大噪，是人们注意的人物。89年之后，便跑到海外去了。
下海系的人物有：冯仑，当时是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曹思源，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张学军，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王小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王鲁湘，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盛洪，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助研，钟朋荣，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研，仲大军，新华通讯社编辑，梁从诫，《知识分子》杂志社主编。
下海系的人物分两种，一种是经商，如冯仑，温元凯。冯仑最成功，现在成了中国房地产界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冯仑的内涵应当比当今中国房地产界任何一个大老板都丰富，是学者经商的典型人物。
另一种人是办民间研究所，或搞社会咨询服务。曹思源是最早跳出体制的人物。他原来是国家体改委的一个司长级学者，但开此会时，他打着四通公司研究所所长的身份。
钟朋荣当时还是中南财经大学的一个副研，但不久便被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看中，从下边直接选拔到中央，中南海里边。仅仅几年之后，1994年，他便下了海，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咨询公司。
现在留在体制内的学者并成为重要人物的有：迟福林，当时是海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常修泽，当时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杨帆，天津经济开发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曹远征，国家体改委处长，王洛林，厦门大学校长，洪银兴，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刘伟和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刘纪鹏，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研，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室主任，孙立平，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副研，李银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周其仁，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张维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助研。
体制系的官商人物有：郭树清，现在是建设银行行长，当时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博士，周小川，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当时是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陈锡文，现在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所长。
而现在升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在那个会上没什么表现。
枪打出头鸟。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会，中午吃饭时遇到周其仁，和他谈起当年的经历。他唏嘘不已。此时，他已老成得多了。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中国不能激进。这些学者本来是可以坐到一起，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寻找出路的，不一定非要搞的势不两立，鱼死网破。这些学者的人性修养哪怕平和一点，折中一点，中庸一点，破裂和流血就可以避免。
激进者对中国历史的危害
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教训现在看得已经很清楚了。第一次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改革者硬要采取政变的方法，让老佛爷活不下去。结果自己却被杀了头，逃亡海外，好端端的变法只搞了一百天。
第二次就是1989年，激进派又要以当年戊戌变法的方式进行改革，结果又造成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倒退。从严家其在会上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便看出了日后的苗头。
回想一下，当年改革开放的形势多好啊！四百多体制内精英济济一堂，畅谈国事，但接下来没两个月，大好局面就被一群想入非非的激进分子给破坏了。后来发生的“六四”事件，激进学者们成了带头羊，就是这些人将历史引入了歧途。
今天，中国各派的激进者仍然在蠢蠢欲动，这些祸国殃民的极端派都将被列入历史罪人的行列。如果要政府反省，学者们首先要反省。
因此，激进者决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历史的罪人。大家要警惕他们可能造成的国家分裂。
放弃极左和极右，改造中国学者的基本人性，恢复中华文化中道中庸的优良传统，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中国人民才能有幸过上好日子。
总起来看，西方的思维方式难以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不是马列主义就是自由民主，两者水火不容。中国近代以来不幸落于这两种思维模式的窠臼，难以自拔。这时该轮到东方的模式来解决问题了。冤冤相报何时了，东方的儒道释充满了智慧。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味崇洋媚外，盲目贬低自己的文化，搬来搬去，又弄到分裂和内战的地步。
人性坏了，国家的灾难。国家坏了，人民的灾难。今天我就以这篇短文告诫大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