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始终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建国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人口学研究一度成为学术禁区。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提出、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开放以及计划生育的实践，使曾经一度列入学术禁区的人口学研究由此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近3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经历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学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得到了迅速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毋庸置疑，中国的人口科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而不断发展的学科，不论其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范式无不深受时代所关注主题的深刻影响。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学发展的回顾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中国人口学从研究内容到研究范式无不深受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口学发展，大致可以分为逐步恢复、繁荣兴起、停滞不前和稳定发展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为恢复时期(1978-1986年)
    1978年到1986年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在这一时期人口研究禁区被突破，而且得以迅速恢复。由于当时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尖锐，为了给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寻找理论指导，中国的人口学研究从恢复开始便同计划生育的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开展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上，并由此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探讨，尤其是加强“两种生产”理论的分析。
    张纯元、冯立天、李竞能等学者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学者们承认，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生产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之间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1-3]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然，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2[当明确了两种生产理论关系后，刘铮(1984)对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并展开了两种生产理论和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的大讨论。这种开放式的争鸣在当时的社会学界是比较少见的，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口学界追求思想解放的意境。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不仅为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创建中国特色的人口学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除了为计划生育寻找理论依据而开展理论探讨外，人口变动诸要素的研究在当时也开始纳入了学者的视野。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侧重于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问题。李竞能(1984)指出，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于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来说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与劳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同时，田雪原(1982)也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刘铮(1980)则深入研究了改革初期的就业问题，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学者们不仅对当时中国人口问题展开了分析，同时还出版了《人口经济学》、《人口理论教程》、《人口统计学》及《中国人口地理》等经典教材和著作，一方面用来普及人口分析技术、人口地理以及人口经济等人口知识，另一方面为当时所出现的人口问题寻找答案。迄今，这些论著已成为人口学研究和教材的标志性成果。由此可见，当时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计划生育问题分析上，中国的人口学正在不断地恢复和发展。
    2.第二阶段为兴起繁荣期(1987-1994年)
    1987年至1994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时期。一方面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这些现实问题也推动了中国人口学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联合国人口基金及其他国际组织对中国人口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支持，积极推动了中国人口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及人口学人才的培养，从而使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仅如此，部分学者在国外接受了专业人口学教育，这些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科学的实证研究带来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成为中国人口学兴起和繁荣时期的主要标志。综合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张志刚(1988)在探讨人口增长与经济的关系时，强调人口增长是以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我国解放以后三十几年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约束条件。张世晴(1992)利用差额人均收入分析了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在越来越大。同样，李竞能(1993)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指标对14个有代表性的省市探讨了人口规模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影响，但相对而言，国民收入变动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主动，作用也更大。除此以外，张世晴(1994)还系统考察了1952-1989年间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对中国人口与经济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分析。以上文献和论著对于我们了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仅通过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分析来揭示二者的关系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另一侧面考察，即探讨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作用。翟振武(1991)认为，由于中国当时农业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向工业化“贡献”，结果客观导致了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进入80年代中后期，经济对人口规模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为此，顾宝昌(1987)利用路径分析法定量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对各省区生育水平的影响，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并不是单纯计划生育的效果，低估或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彭希哲则通过1957、1965和1978年三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由于人口政策的引入程度不同，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差异性。[4]
    第二，改革开放初期人口素质方面的研究。如前所述，在70年代人口学恢复时期，中国的人口学就不只局限在计划生育、人口数量与经济方面，中国人口学研究已经涉及人口问题的其他方面。荣志刚等(1991)认为，劳动力素质不高是中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还有学者认为，现阶段人口数量并非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人力资源潜能尤其是人力智力资源潜能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5[那么，究竟怎样解决人口素质问题，有学者通过个案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家庭用于文化教育费用很低，[6]城市和农村以及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未成年子女的投资有着重要影响。[7]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暗示，要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文化教育投资必须超前，[5[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期间针对人口素质问题还出版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即便今天看来，这些研究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如陈剑(1988)所著的《人口素质概论》是一本较早的探讨人口素质的著作，该书对人口素质提高的规律以及人口素质转变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当时不失为一本研究人口素质理论的好书。人口素质又称人口质量。这一时期，谈到人口质量，尤其是人口生活质量研究方面，不得不提冯立天(1992)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该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指标体系完善和数据翔实，充分利用平均预期寿命等9项指标构建了中国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作了省际和国家间的实证比较。从学术价值上讲，这是国内在定量测定人口素质方面比较具有权威性的成果之一。另外，朱国宏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在系统地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作了全面的分析，成为人口素质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献之一。客观地讲，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看来，对开拓中国人口素质研究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借鉴价值。
    第三，人口迁移流动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口的迁移流动逐步活跃，与此相关的研究渐渐得到了重视，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仇为之(1981)较早地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并在文中首次绘出了迁移流向图。另外，以马侠为首的课题组最早对中国城镇人口迁移模式进行了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他们根据中国1986年74城镇人口迁移抽样调查数据，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并最早对中国城镇人口迁移模式进行了多角度的综合研究。[8-9]除此以外，不少学者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因素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10-11]辜胜阻(1991、1994)系统地分析了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问题，并利用人口统计资料指出中国城镇人口机械增长量可能偏大；左学金(1994)指出促进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需在观念和体制上进行突破，应根据城市增长机制来推进人口迁移和城市化。《人口迁移学》与《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是这一期间不得不提的两本有关迁移的论著，这些著作从人口迁移概念到迁移现状再到原因及应对策路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迁移问题作了系统全面的诠释，是当时乃至以后颇具影响力的主要著作之一。
    第四，人口老龄化研究。其实，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少学者对中国老龄化趋势和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等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12-13]然而，当时学者们对老龄化的效应存在不同的观点。马瀛通(1987)提出“老龄化有利于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指出加速人口老龄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1988)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人口老龄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学者们除了关注老龄化效应外，桂世勋从这一时期开始了养老问题研究，尤其是独生子女养老问题，指出独生子女父母年老时，将会有一半左右的人身边无子女一起居住，提出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观点。[14]此外，《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对后来的研究有显著的借鉴意义。
    不仅如此，这一阶段还出版了《中国人口》丛书、《跨世纪的中国人口》等综合性著作，这对于普及中国人口知识具有积极意义。除此以外，人口统计分析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先后出版了《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技术》、《现代人口分析技术》及《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等关于方法的著作，这对于普及人口统计分析方法，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人口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利于把人口研究引向深入。
    3.第三阶段为停滞不前时期(1995-1999年)
    1995年以后的中国人口科学发展遇到了巨大困难。为企业以及客户服务，满足市场经济需求量大的学科，如金融、贸易、法律、工商管理等，在充足资金的推动下，蓬勃发展。而包括人口学在内的为社会服务和与“钱”关系较远的许多社会科学，其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增大。另外，1995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结束了对中国教育领域内人口学培训与研究项目的援助，资助的减少及研究经费的相对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人口研究的下滑。不仅如此，科研经费的不足及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也直接影响到研究队伍的稳定。据统计，1980年研究人员仅114人，到1990年达到高峰，有407人，1995年减少到267人，比1990年减少了34％。因此，研究经费的不足和研究人员的减少直接导致了人口学研究领域整体处于停滞不前甚至下滑萎缩的态势。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一阶段中国人口研究有所下滑，但在个别领域，尤其是与市场经济有关的人口问题，如人口迁移、老龄问题、人口素质及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还是有所发展的。
    首先，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口迁移现象越来越频繁，学者继续研究人口迁移流动现象。蔡昉(1995)认为，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原动力，中国人口迁移过程是符合经济发展和市场发展规律的，具有不可避免的特点，并预测了未来的趋势和可能的政策取向。1999年杨云彦利用中国人口迁移数据，通过多区域模型探究了人口迁移动因，得出了与蔡昉比较一致的结论。除此以外，左学金(1995)通过研究有关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各种理论模型深入考察了我国近年来人口流动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王桂新(1998)则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分析了乡城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其次，随着对人口老龄化认识的不断清晰，尽管整个人口学研究处于下滑状态，但并没有忽视对该问题的研究。翟振武(1996)延续了对老龄化趋势的分析，在应对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选择方面，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削峰填谷，以空间换时间”的新思路。李建民(1998)提出我国老年人口负担需求与供给矛盾是当前我国老年人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在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老龄化论著，如《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老年社会学》及《养老保险的人口学研究》等，这些论著分别从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角度论证了人口老龄化的相关问题及理论，不仅使老龄问题进一步得到各方面的关注，而且对系统深入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此以外，学者开始关注20世纪90年代生育下降的现状以及后果问题；[15-16]另外，与人口素质相关的人力资本问题也得到重点考察。李建民(1999)认为，制度性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教育投资水平低的关键因素，其中这种制度性供给短缺一方面表现在制度和政策缺乏对教育投资的刺激，另一方面表现在教育投资的制度和政策障碍。还有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无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微观的家庭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17]冯立天等(1996)则延续了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重构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认为只要注重经济生活质量，中国实现预定的小康生活质量目标是可能的。还有学者在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后开始关注生育健康的测量问题，这对后续研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18]
    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蒋正华(1995)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发现，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是食物供给和报酬递减与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中国人口必须控制在最大容量内。蔡昉(1996)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角度指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是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创新，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决不是影响一国发展的唯一因素。上述观点隐含着，中国在探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的作用，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更新。
    另外，从1994年起，有关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论著也相继问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市场人口学》和《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学界一致认为，人口总量和亚群体的变化对市场需求有着重要的影响，商界应及时把握这些变化，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市场营销策略。此外，李竞能(1999)出版的《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与邬沧萍(1996)主编的《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不仅为全面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口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进一步处理好经济和人口关系提供了可参考的理论依据。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与前一阶段相比，尽管整个人口学在这一时期从宏观来看处于停滞的状态，但就局部而言也出现了一些经典文献和论著，增加了一些研究的新内容，以上文献对于丰富人口学研究的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4.第四阶段为稳定发展期(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带动了包括人口学在内的大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其后，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转变，更加强调民生，这使得中国人口学研究有了稳定发展的现实条件。在这一时期成果迭出，邬沧萍对人口学科体系重新进行了划分，使人口学研究发展更加规范化和体系化，为加快人口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保证。[19]与以往相比，这一时期的人口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凸显其应用性，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国家以及区域人口发展战略报告。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人们对人口迁移流动问题更加关注。蔡昉(2003)、严善平(2007)继续对人口迁移的动因、迁移与城市化及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展开探讨。任远等(2003)强调常住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指出人口迁移是城市发展的巨大引擎。王桂新等(2001、2004)通过对上海外来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定量考察，指出“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存在补缺、替代关系”，还详细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流动的特征，认为迁移原因及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口迁移的城乡-区域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丁金宏等(2003)则主要考察小区域的人口迁移年龄模式，修正了罗吉斯迁移模型；王德(2003)对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进行了研究。
    在人口迁移流动问题研究越来越活跃的同时，学者们还增补了许多与人口迁移相关的新课题，如农民工、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以及流动人口融合等。杜鹏[20]、原新[21]等学者将研究视角投向农民工群体，从年龄、性别和收入等方面对这一群体进行了详细深刻的描述。李树茁(2006、2008)等利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民工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目前，就某些省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李根荣(2006)从空间阻力、信息阻力、能力阻力、风险阻力、价格阻力、政策阻力、心理阻力等七方面阐释了当前“民工荒”的微观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由于人口迁移流动会带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等问题，学者对这些社会现象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段成荣等(2004)通过分析向我们展示了流动儿童令人担忧的状况。杨菊华(2008)探讨了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对农村地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教育机会进行比较研究。杜鹏等(2004、2007)则重点研究了留守老人，认为留守老人的经济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孤独感加重，会对整个家庭带来影响。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一时期该研究成为重点，主要侧重在老年人生活状况、身体状况及与此相关的老年保障方面。其中，代表性的文献有杜鹏(2003、2006)对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分析，比较了老年人生活来源十年间的变化。以曾毅(2001)为代表的对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的研究，不仅说明了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状况，还揭示了如婚姻、社会支持等各种因素对健康长寿的影响。另外，老年人健康自评也是学者研究的内容之一，学者们探讨了老年人健康自评状况以及相关的因素。[22-23]与老龄化密切相关的研究，不能不提养老保障问题。桂世勋(2003)继续关注养老保障，不仅分析中国农村经济较发达地区以家庭子女的经济供养为主的养老情况，还对城镇外来人口的养老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构建我国城镇外来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目标模式和过渡方案的建议。原新(2004)延续了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研究，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生子女是可以胜任对老年人的照顾，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赡养应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耿志民(2001)则系统地对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做了经济分析。王晓军(2006)应用了精算模型，对不同省区养老保险的历史债务进行测算，对各省区养老保险待遇和负担水平、人口结构等进行定量研究，对应对老龄化的策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伴随着生育率水平的快速下降，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日趋严重。为此，这一时期，不少学者探讨了出生性别比问题，其中的重点是出生性别比究竟有多高？陈卫和翟振武(2007)重新估计了2000年及20世纪9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结果表明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并不像2000年普查数据反映的那样严重偏高。探究出生性别比原因的文献颇多，刘爽(2006)认为，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从根本上说反映的是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解振明(2002)认为“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三个要素是造成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郭志刚(2007)研究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现有子女数量及性别和一些社会特征对出生性别比存在单独的影响，生育政策既存在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并通过与妇女以往生育结果以及其他社会特征之间的交互效应来影响出生性别比。吴擢春(2005)将影响出生性别比因素排序，认为选择性人工流产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女婴漏报，第三是变相溺婴。陈友华(2006)赞同以上观点，指出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受现行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强烈“性别偏好”的双重挤压。
    除此以外，生育和死亡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发展到了新阶段。梁秋生(2005、2006)和郭志刚(2005)等探讨了低生育水平形成的原因及影响机制。黄荣清(2005)对我国最近若干年的死亡水平作了重新检验，认为修正后的死亡数据所计算出的预期寿命比人口普查登记算出的结果小1.5岁左右。郑真真(2004)详尽分析了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变化特征，认为性别偏好是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以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模式为例，归纳和总结了中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模式的基本特点及规律。[24]任强等(2004)利用模型生命表分析了不同年龄组死亡率的变化对预期寿命的贡献。另外，陆杰华等动态探讨了人口增长和消费模式转换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影响；[25]童玉芬的人口增长与土地、水资源以及沙漠化的关系研究，[26]进一步深化了前一时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教育与人口素质、就业与贫困人口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显得较为火热。王金营(2004)探讨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孙景蔚(2005)测算了中国人力资本状况。乔晓春更多关注的是老年贫困问题，不仅测算了老年贫困人口规模，而且分析了老年贫困人口的规模、结构等相应人口学特征。[27]刘纯彬(2006)则对贫困人口标准进行了再讨论。刘家强等(2005)还提出了新贫困人口概念，认为新贫困人口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另外，人口与健康也开始纳入学者的视野，这也是这个时期人口学研究的一个突出变化特点。[28]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为这一时期的人口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研究的命题。这一阶段不仅出现了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学术论文，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也相继出版，例如《中国人口发展评论——回顾与展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发展》、《中国贫困人口研究》、《生育文化学》、《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中国流动人口问题》、《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方法与抉择》、《新中国人口五十年》等，这些专著不仅涉及了传统的人口问题，还包括了当今人口问题的热点。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及主要不足
    中国的人口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恢复和发展，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得到国内社会科学界的认同，同时也赢得了国际学界的尊重，其中获得主要的基本经验包括：[29]
    一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口问题的现实性决定了中国的人口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从人口学的恢复时期，人口学者为计划生育政策寻找理论依据而开始了不懈的理论探索，到90年代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实证探讨，所有这些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中国人口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为宏观背景，试图总结指导中国人口和发展的实践。
    二是强调学术的规范化和本土化。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中国的人口学界更早地注意到学术研究的规范化问题，并开始为此付出努力。如果说，近年来学术规范化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显性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的人口学在恢复时期就开始注意该问题，并随着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触而逐步完善和强化。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人口学研究立足于本国国情，关注和研究的是本国的人口问题，因而在研究中充分体现出中国本土化的特色。
    三是强调研究的跨学科和综合性。中国人口学在发展过程中，诸多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社会医学和生态学等学者纷纷介入人口学研究领域，多学科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大大丰富了人口科学的研究视角，他们按照各自学科视角及研究范式，研究中国的各种人口问题。同样，人口学者也自觉地运用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其他学科领域中的人口问题。从而使中国人口学研究体现出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特色，使中国人口学具有更强的活力和生命力。
    四是强调研究队伍的培养与能力提高。中国人口学研究能够从恢复到目前的稳定发展，与中国近30年来形成了一支知识结构优化、年龄结构合理、有多学科交叉优势、阵容整齐、力量均衡的研究队伍紧密相连，是中国老、中、青三代人口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在中途经历了停滞不前时期，但从人口学3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一批具备良好综合素质和多学科背景的人口学专门人才，形成了一支稳定成熟的研究队伍，是人口学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人才支撑。
    不过，在感叹中国人口学发展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在其恢复和发展的30年中，也显露出一些不足和值得注意的深层次问题。一是人口学基础理论创新不足。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人口学基础理论研究存在了一定的停滞，而且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大多进行项目为导向的应用性实证分析，研究课题也大同小异，很少出现创新性的基础理论研究，这对于世界人口大国而言不能说不是一大缺憾。然而，客观现实则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规律、中国迁移流动模式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等，都没能从理论上予以阐述和说明，人口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创新意识亟待加强。二是人口研究的数理化误区。由于人口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目前一些人口学研究往往习惯运用许多复杂的模型和统计方法。现在人口研究出现了一种数理化趋势，即不管什么人口问题，都用复杂的数理模型、高深的统计方法来计算，似乎缺了它，研究就没有水平，走进了“数理化”误区。三是人口研究成果重复性多且精品少。由于跨学科学者间的信息交流不够，不同学科的学者都以各自的研究视角进行各自的分析，比如对迁移流动人口的探讨，经济学、社会学及人口学者都研究过，也在许多地方作了调查，但是，不仅研究结果不互相沟通，而且调查数据互不利用，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的一大遗憾。而且很多研究都是以项目为导向的，并没有达到深入解释探求真理的目的，加之存在以上不足。
    三、未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展望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作为一门应用性和综合性比较强的社会科学，人口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将有着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时期人口迁移流动和城市化。在未来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规模会更加庞大，将会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因此，探讨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及城市化合理模式，推进人口迁移流动理论，解决人口迁移流动和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这些都值得学者今后付出更多努力。二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奋斗目标，因此，可以预测，与人口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研究并不会停滞，它会随着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研究范围更加广泛，研究内容将更加客观成熟。三是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未来20多年内中国老龄化将达到高峰，这必将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带来巨大挑战。因此，深入研究老龄问题将是未来中国人口学的核心任务之一，其中与老龄化相关的养老保障问题，将是未来人口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四是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未来发展的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竞争，取决于人口素质，更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在未来将会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这一领域将是未来人口学一个应用性很强的研究方向。五是人口与健康。人口科学只有研究与人口变量有关的健康问题，才能透视人口现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才能摸清和掌握人口变化的规律。因此，通过多学科的相互合作与渗透，研究与人口变量有关的健康问题是中国未来深化人口研究的必然趋势。除此之外，未来人口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还包括社会性别、少数民族人口、贫困人口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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