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美国发生债务危机，引起全球关注。我国是美国政府最大的外债债主，手持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有被美帝赖帐的危险，引起国内广泛关注。危机过后，中国人民广泛认识到，美国国债也是有风险的，中国的外汇资产有流失的风险。国内纷纷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将财富变成了美元欠条和美国国债？草民分析，这与政府制定的出口导向政策相关，更与国内流行的有关货币本质的错误认识有关，很多人错误地认为，美元欠条是财富。
人类对货币本质的认识，历来有两种看法，其一是货币金属论，另外一种观点是货币名目论（萧松华《当代货币理论与政策》 2001）。
货币金属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观点是从货币发展过程中，人类使用的货币的共性特征，包括具有商品特性，耐磨损等，可以长期储藏，作为价值尺度等，总结认为货币必须是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而贵金属作为货币具有天然优势，因而，货币的本质就是贵金属。
我国史书最早记载的货币金属论是由春秋末年，周王朝的大夫单旗提出的，单旗认为货币的作用在于“权轻重”，强调货币在衡量价值尺度方面的作用，主张铸造的金属货币要份量充足，其观点具有货币金属论内涵（叶世昌编着，中国货币理论史，1986年，中国金融出版社，p3）。在此基础上，单旗提出了子母相权论，认为铸币要分等级，适应市场上商品价值高低不同的需要。单旗的货币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大多数王朝推行多元金属货币的理论基础（刘玉峰，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和铸币政策评议，山西大学学报， 2008，31（4），39－43）。
虽然古代西方并无传世的货币金属论，但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主要使用贵金属做货币，在中东和欧洲广泛流通（马利齐奥·维琴齐尼着《货币史 便利的交换体系》， 第一章），表明西方也是遵从货币金属论。
西方经济学发展早期的重商学派主张货币金属论，一些人认为，贵金属是唯一的财富，主张严禁金银出口外流，对外贸易中要求增加贸易顺差，以获得更多金银。如英国的Thomas Mun, 法国的J.B.Colbert（郑先炳着， 西方货币理论， 成都市：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2001,第一章）。
古典经济学派促进了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其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同样主张真正的货币必须是金银，货币必须有实足价值，反对降低成色或减轻重量等伪造货币手段，属于货币金属论一派（国富论，第23页）。
马克思是西方经济学界公认的有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基本结论， 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资本论第一章）。历史上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很多，早期有牲畜、布帛、贝壳等。后来，贵金属金银由于具有体积小、价值大、易于分割、不易磨损、便于保存和携带等特点，逐步的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的充当了一般等价物。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是货币。金银本身具有价值，它可以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所以金银天然是货币。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是货币商品论，或者说，货币金属论。
货币名目论，又叫货币工具论，是从货币的关键职能，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角度认识货币，完全否定货币的商品性和价值性，认为货币不是财富，主张货币只是一个符号，一种票证，是名目上的存在，是便利交换的技术工具（萧松华《当代货币理论与政策》 2001）。
按照具体定义，货币名目论又分为货币国定说，认为是国家法制产物；货币职能说，认为是能完成货币职能的物质，都可以用做货币；货币票券说，认为货币就是完成货币交换等职能的票券；货币抽象说是把货币单位作为抽象的价值计算单位，并以此来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认为币材是金还是纸，均无关紧要，只要有英镑或元的名称，充当抽象的价值计算单位就行。
《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最重要的经济巨着，保存了我国战国时代以前的经济思想。 管子是这些基本经济思想的实践者，在任齐国丞相四十年间，发表的观点，采取的经济措施，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对人类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该书将货币视为“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之物，否定了货币本身的使用价值，具有明显的货币名目论观点。2500多年前成书的《管子》，就深刻认识到，即使是黄金珠宝这样的货币，虽是财富的组成部分，也不是衡量一国是否富裕的标志（张友直，《管子》货币思想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2）。该书重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关于货币数量论方面的思想，强调货币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工具，与货币本质方面的认识，在观点上是相互呼应的（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87）， 其观点与凯恩斯相近。
我国自西汉以来，一直坚持国家垄断发行货币，与货币上述思想是分不开的。封建统治者借助货币工具论观点，通过降低货币成色和份量，增加货币数量，也掠夺了大量财富。
我国北宋年间最早发行了纸币，对促进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纸币的发行，也标志着当时我国人民对货币本质的深刻认识。北宋着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沈括（1031～1095）在对当时“钱荒”问题的议论中，提出以盐钞代行货币职能的主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三）。北宋周行己，元初赵孟等提出货币虚实论（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87），认为使用纸币作为货币，一样可以完成货币流通职能。这既是对当时纸币流通的诠释，又是货币理论上的一次超越。
古希腊色诺芬在其着作《经济论》中认为，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即使是钱，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也不是财富。这种观点是类似货币名目论的。但是，色诺芬十分赞扬当时雅典实行的银币制度，认为货币是财富的积累手段，还是货币金属论的拥护者。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货币不过是充当交换的媒介物，有一定符号就可以了，不必考虑它的金属内容，这是西方早期货币名目论观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等着作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但是，古代西方并没有依据货币名目论，产生纸币。
现代西方货币名目论的代表人物是凯恩斯。凯恩斯创立西方经济学中，政府干预经济理论，其理论基础包括货币名目论。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认为，货币是相应于符号之物，所有文明国家的货币都无可争议地是一种票券，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现代西方国家发行的货币，基本上都与贵金属无关了，这实际上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是货币工具论。
从人类社会货币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商品货币时期，早期人们从物物交换，发展到使用各种商品作为交换媒介，最终选择贵金属作为货币。这是因为贵金属稳定耐磨，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比，具有天然优势。在古代国家尚不发达的情况下，选择商品和贵金属作为货币，是人们的必然选择。
货币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储备货币。考虑到贵金属携带不方便，大宗交易时，需要携带很重的金银，很不方便，人们使用代金券，银票等来代替贵金属，作为货币。这时发行的货币，通常发行机构储备了对应的贵金属来保障其价值，在实践中，货币当局往往很快偏离这个规则。早期英国政府发行的英镑，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承诺可到政府兑现相应数量的金银，就有这种思想的痕迹。上述两个阶段仍然坚持了货币金属论观点。
凯恩斯指出，坚持货币金属论，存在三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影响经济发展：
1、金属货币生产弹性很小，近似为0，无法扩大供应，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从而导致生产扩大受货币供应量制约。
2、金属货币的替换弹性近似为0，同样导致供应量难以扩大。
3、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具有周转灵活性和流动性，人们乐意储藏，需求旺盛，带来实际流通数量减少，影响经济发展。
通过对金属货币特性的分析，凯恩斯还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主张货币工具论下发行没有储备物的纸币，政府干预经济，解决消费不足问题。战后凯恩斯学说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观点，这是西方战后发展成为富裕国家的关键原因之一。只有在货币工具论下，发行非储备货币，政府才无需成本获得货币，用于解决消费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
货币发展的第三阶段是非储备货币。我国古代经济实践中发现，采用金属货币，货币供应量常常不足。为了解决货币量不足问题，人们降低了货币的含金量，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使用纸币以后，人们也一样逐步降低发行的准备金，提高货币供应量。现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货币供应量已经远远超过贵金属供应量。例如，每天外汇市场上的货币交易量就达到4万美元。西方国家即使愿意，也无法满足货币金属论的要求。事实上，西方国家发行货币的准备金已经很少了，只有象征意义。
发行非储备货币，常见的问题是货币购买力下降。例如，美元购买力也是在不断下降的，从40年前的35美元可购买1盎司黄金，到现在1700多美元才能购买1盎司黄金，美元贬值为四十年前的50分之一。由于购买力总是在不断下降，通常非储备货币是没有储藏财富的功能。
根据货币工具论发行非储备货币，也给予统治者超发货币获得财富的手段。历史上，中外统治者均有不遵从经济规律，滥发货币的行径。一战后，德国民选政府滥发纸币，引起当时的德国马克贬值成为废纸，不得不废除。民国末期，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了掠夺财富，用于镇压国内革命，大量滥发金圆券，最终金圆券贬值成为废纸，蒋介石也下台败逃台湾。
我国古代历史上王朝崩溃，既有采用金属货币，货币供应不足问题，也有滥发货币问题。总的说来，根本原因不仅仅是货币发行问题。发行非储备货币，一再发生货币快速贬值，在我国和西方，均发生过多次，其原因还是在认识上存在问题。人们在非储备货币发行依据上存在巨大的分歧，货币当局往往无视社会问题的根源，常常通过增发非储备货币来解决社会问题，带来货币贬值甚至崩溃。
美联储最初成立发行美元的依据是政府储备的占发行货币40%黄金 100%商业票据（美国货币史，第133页），其理论基础是真实票据理论，这实际上是将美元发行量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是将美元的锚定在了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上。虽然当时美元还是与黄金挂钩的，但是，发行数量不是由黄金储备量决定的，这表明当时发行货币的依据改变了，不再遵从货币金属论了。由于单纯控制货币发行量，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生产过剩问题，而且在如何计算货币发行量方面，与实际还是存在偏差。美联储成立以后，美国爆发了多次经济危机，包括1929年发生的最严重经济危机。货币主义学派的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认，“以货币量作为目标从来都没有成功过，我不能肯定，现在我是不是还会象过于一样，极力推进这项工作”（Simon London, “lunch with the FT: Milton Friedman,” Financial times, June 6,2003 ） 。
战后西方解决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意识到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的不平衡，从而自觉利用无成本的纸币发行机制，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如果不遵从货币工具论观点，发行非储备货币，政府解决消费不足的手段就很有限，从而会遭遇强大的社会阻力。
在西方经济学中，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
1、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
2、高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3、低失业率
其他目标还包括稳定的金融市场，利率和汇率以及贸易平衡。主要手段包括调整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给政府的贷款来调整货币供应量。贴现率是增发货币贷给商业银行的利率，由于美联储贷给商业银行资金通常很少，此项并不很重要。存款准备金率是商业银行上交美联储的准备金，通常一段时间内变化较小，对货币流通量影响也较小。给政府贷款，由于贷款收益也归政府，实际上是无利息增发货币，贷给政府，是货币增发的主要方式。以前美联储的政策工具还包括联邦基金利率。
所谓货币的发行依据，或者说发行的锚，就是依据什么确定货币发行数量。西方经济学在货币数量论方面发展了很多学说，主要根据货币流通速度和社会商品流通总量来确定货币数量。一段时间里，美联储曾依据货币数量理论设定目标货币增长率。后来，又增加通货膨胀率目标，由于通货膨胀也同样与商品流通量和货币流通速率相关，其理论基础仍然与商品流通数量相关。弗里德曼提出一个稳定货币供给的“简单规则”，即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必须同实际经济增长率与理想通货膨胀率之和保持一致（Friedman, 《A Program for money stabili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60）。这即是货币数量论的政策含义。而经济增长率变化，表征的是市场上商品数量变化，因此，美联储增发货币的根据，或者说美元的锚，定在了美国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上了。欧洲央行也是类似的情况。
总之，根据货币工具论发行货币，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应根据商品流通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确定货币发行的数量，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