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意志银行(DeutscheBank)在不久前任命约翰•克赖恩(John Cryan)为新首席执行官之后，他人的评论有种别样的意味。克赖恩的一位友人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克赖恩有一个“绝顶聪明的大脑”。他的一位前同事称他“思维缜密”。这些评语对克赖恩来说却不太吉利。2012年潘伟迪(Vikram Pandit)意外辞去花旗集团(Citigroup)首席执行官一职时，当时对他的评语与此如出一辙。批评者说，这为花旗老总“太理智”。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绝顶聪明的人并不适合管理一些规模极为庞大、技术极其复杂的公司。我从小就尊崇学术成就，并以此为目标，当我发现这个世界相信一个善于分析、刻苦学习的人很难成为伟大的商业领袖时，感到很是烦恼，但世界是正确的——哪怕最终证明克赖恩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
比尔•盖茨(BillGates)绝对是位高智商人士。近期盖茨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告诉现场观众，他的知识背景曾经令他认为，企业层级结构应基于智商，最聪明的人应该位于最顶层。盖茨了解世界的方式是阅读百科全书，他学到的第一点知识是字母“A”打头的“土豚”(Aardvark)。
经营公司没几年后，盖茨就认识到自己犯了个巨大的错误，如果他继续这个错误，微软势必要失败。他说：“25岁时，我发现智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知道了）销售和管理似乎与编写优秀的代码或理解物理方程呈负相关。这让我感到困惑。”
在盖茨成长的年代，智商测试开始流行，后来才有研究揭示这些测试本身会对一些群体不利，而且此类测试所衡量的品质对一些工作来说无关紧要。比如，你希望前来营救你的消防员是一个有门萨会员资格，身体羸弱的人；还是一个智商为平均水平，体格健壮，有十年灭火经验的人？
在每周的Inventory专题里，英国《金融时报》会询问那些成功人士是否接受过智商测试。许多人都接受过。但据我回忆，没有一个人表示测试结果对他们日后的成功产生过任何影响。安然(Enron)的高管们被形容成“房间里最聪明的人”，该评价预示了异常和灾难，而非说明他们具备灵活的领导力，这是有道理的。
然而，虽然人们渐渐不再认为首席执行官应该无所不能，公司老总无所不知的神话依然在流传。领导人仍然不愿公开承认，他们根本无法对自己企业的各方面了若指掌，除非一次经营失误或一场丑闻才能揭露这一真相。
首席执行官们努力表现出全知的样子，原因之一就是各种公开露面——分析师简报会，电视采访，讨论会——使他们承受了不现实的压力，他们作为不完美的个体，却要做出具备完美知识的样子。在公开场合上，高管们要全神贯注，不能露出无知的样子。如果他们能承认，每天他们都得经常请副手解答棘手问题，那将会实事求是得多，也会令人耳目一新。
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不会用自己“绝顶聪明的大脑”一个人花许多时间去解决业务问题。最新一期《麻省理工斯隆管理评论》(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刊出了一份研究报告， 来自英国华威商学院(Warwick)和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Universityof Oxford Saïd)的学者在研究了医疗行业的领袖后，发现每个领导者都建立了“个人基础知识结构”，该结构由许多要素组成。其中包括用于思考的时间——一位医疗公司的管理者会在旅行中阅读研究资料，他说自己要读的资料多到“车载斗量”。他们也会在工作之余探访病房，以发现问题，分析公司业绩的数据“仪表盘”，以及与重要的同事商议问题。
我认为，聪明的领导人要想发挥他们的智慧，有两条途径较为明智：作为企业创始人，以及作为一支成员角色互补的平衡型团队的一员。盖茨没有建议把那些商业上的聪明人排除在外，或用高情商（这个词现在更为时髦）的主管来替换他们。相反，他谈到了从三种不同“智商的人才”里选人的重要性。盖茨说，在自己当前从事的慈善事业中，他设法挑选三种不同类型的管理者，他们分别具备“科学理解能力、商业分析能力，以及实地考察的热情”。所有组织都该采用这一思路，别的管理方式都不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