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的面目

我因体育上的学习由重新拾起对武术的兴趣。中国孩子大概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武侠梦，籍由传奇故事、小说和电影在现代文化里也形成了一个相当通俗的武林观。而随着对武术的了解日深，就发现这个通俗武林观里的大多数内容都是虚构的。不由得就生出一个疑问，中国武术到底是个什么面目？

关于武术的认识简略的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是武侠世界。第二是中国传统武术。第三是战斗技术。武侠的世界多是基于文学上的创作，这里不论。中国传统武术的层次是指，在可信材料基础上认识的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的一个提供暴力服务的行业。战斗技术是指冷兵器时代追求杀伤效果的知识集合，涉及物理、力学、化学、心理、体育、军事等等学科。

单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中国传统武术很像是在战斗技术上附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这两者是一个包含关系，中国传统武术包含战斗技术。但其实不是这样，两者应该是交叉关系。即是中国传统武术有许多非战斗的内容，而战斗的技术也并不是都被传统武术所接受。如果从两者之中各抽离出最主要的四项内容，对比之下就容易理解何为交叉关系了。

以战斗技术来说，主要的四项内容：一是肢体格斗术（功夫）。冷兵器时代以肉相搏，肢体格斗术是一切的基础。二是杀伤器械（武器）。功夫再高也怕菜刀。武器的研发和使用，对于提高杀伤来说比肢体的锻炼还要重要。三是陷阱暗杀术（江湖）。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说正面暴力对抗代价很高。于是一些绕过正面冲突的杀伤技术，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放火投毒、挖井决堤、鸡鸣狗盗之术也。四是战略战术（谋略）。兵法里最常说的东西，不用多做解释了。

而对于传统武术来说，主要的四项内容：一是肢体格斗术。武术也被称为功夫，可见其重要程度。二是合法的杀伤器械。如同现代社会一样，古人也不能天天扛着把砍刀满街溜达。民间是禁止私自携带杀伤性武器的。但管理有成本，一般的菜刀、柴刀等等难于禁止，而火器、铠甲则不然。虽然中国自宋代起就已经在军队中装备火器，到明朝时已经相当成熟，但在民间武术里绝对没有教鸟铳射击的。所以民间武术里的器械都是那些制造容易监管困难的“合法”武器，这是和战斗技术的不同之处。三是服务对象（生意）。日月精华能养精气神，却养不了骨肉皮。武术家也要吃饭。这一身的功夫必须要有人买单才行，否则就只能饿死街头了。那么购买暴力服务的人是谁？他们又有什么样的需求？这无疑会影响武术行业在组织“暴力服务”生产上的选择。四是师承门派（合约）。合约是对竞争的约束。有生意就必然有竞争，为了防止恶性竞争造成的租耗，就必然要有一套以生意为准绳的合约制度。

将前述内容对比来看，有相同，有不同。那么是何处使得传统武术表现得与众不同的？逐一分析。一、肢体格斗术是两者都包含的，而且不会有什么不同。肢体格斗技术最大的局限条件就是肢体本身，人皆双手双脚，也就演变不出什么鲜明的不同。这里不存在中国特色。二、杀伤器械上传统武术只涉及到合法的部分。这里也推演不出中国特色。因为各国的条件也差不多，谁都不会允许民众携带杀伤性的武器。虽然在经济水平、矿藏贫富、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各国的常见冷兵器在形态工艺上各有不同，但逃不出长矛和刀剑的范畴。既然在相同的两项内容上找不到原因，那么就要在不同的项目上找原因了。

服务对象（生意）和师承门派（合约）是传统武术有，但不是战斗技术的内容。而对于提高杀伤力有重大贡献的陷阱暗杀术（江湖）和战略战术（谋略），又为何不被传统武术所采纳呢？既然这里涉及到了生意和合约的问题，或许经济学才是解开疑问的那把钥匙。

武术的假说

“武”字是什么意思？如果就是杀伤、暴力的意思，为何还要发明“暴”这个字呢？求教古人。《说文解字》上的解释来自《左传.宣公十二年》上的一段话。楚庄王说，“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有七德”也。这本是一大段话，也大概是楚庄王先生平生发表的最有水平的一篇演讲了。关于这篇演讲的前因后果及白话翻译，有兴趣者请参看《武事考略篇一 武字释义》。总结来说，在春秋时人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所谓“暴”就是以拳头定输赢，单纯一种竞争准则，但这种竞争租值消散何其大也。而所谓“武”即是有约束的暴力服务分工，使用暴力必须要有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益处，才可称为武功。“武”是一种受合约约束的暴力服务。

从经济学看政府，其本质也是服务于经济的一套合约。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给予国民合适的武力保护。枪杆子里出政权，即是说一套政府合约制度要施行下去，必先有武力保障其不会被其它势力所侵扰。这种保障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个是对外（军），要有足够的军事武力储备，防止他国的侵略。另一个是对内（警），管制武力，防止内乱，并提供必要的治安维护。如果政府能提供足够的武力服务，那么民间是不会长期存在一个提供暴力服务的组织的。那么传统武术行业的诞生发展，就一定要伴随着国家武力合约在某些方面的力所不逮。

王朝帝国长期有军无警。对于一个以农耕为主要产出的社会来说，积累起来的财富少有进行远距离转移的需求。因为农耕的最大生产要素是土地，而土地无法移动。地方政府提供的军事武装足以满足守土的需要。地主大绅的家院虽然也需要防止盗抢，但依托高墙深院，配合几个强壮的家丁，饲养几只凶猛的犬牙，也足以应对。而当社会发展至商业社会，这种以地方政府为依托的武力组织形式就无力满足安全需求了。商贸涉及大宗货物和金银的长距离转移，要实现运输途中的财产不受侵犯，这势必要建立一种跨越郡县政府之上的统一的安保系统，即公共安全警察系统。提供这种服务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建设这样的一个系统，又必然涉及地方和中央财税的收取和分配问题。而搞税制上的改革，何其难哉！在王朝政府这种以土地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组织之下，公安警察制度从来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过。虽然有民间戏称的六扇门存在，但这些中央司法机构缉拿的也只限于重刑犯人。当政府无力提供这样的服务时，那么民间出现相似职能，提供相似服务的组织就成为必然了。

讨论传统武术的起源，即是讨论民间武人何时开始以一个独立职业的形式参于到社会分工之中。当商业贸易发展带来新的安全需求，而政府又无力提供相应的公安警察服务时，那么有能力提供相关服务的民间武人便有机会发展成一种职业。但民间的这种安全服务，是一种完全基于商业信用的暴力服务，交易费用可想而知的高昂。要用得起这样贵的制度，必须有足够的收益做支撑。也即是说只有商业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但又不足以改变国家合约时，民间武人的职业化才会存在，传统武术才有发展的空间。

所以说起中国武术，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打斗的技术，而是基于暴力实力处理争端的一套合约。其特色正是来自于其不仅要钻研战斗技术，还要兼顾生意（服务对象），否则将无以为继。而为了应对生意上的竞争，则必然要有一套独特的合约（师承门派）来减少租耗。也因这合约的要求，必然要把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战斗技术排除在外。

于是可以得出三个推论：其一，中国传统武术发端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其二，中国传统武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建立相匹配的合约规则；其三，而当社会制度完成变革，政府的服务足以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时，民间传统武术也随之被淘汰。

验证的内容

（一）民间武术兴起——明清故事

1、出版统计

古代中国的商贸大发展起于何时？历史课本里给出的答案是明朝中期。那么推论可以得出传统武术的大发展也必然起于明朝中期。可是如何验证呢？

武术缺乏信史。在武术传播的过程中，为了广告效应，往往喜欢托古。比如少林易筋经和洗髓经，托名是南北朝时禅宗开山祖——僧人达摩所创。而其实这些书籍出现在清朝中后期，更跟少林寺没有丝毫关系。洗髓、易筋这样的概念，还是从丹道仙术里发展出来的，同释家佛门格格不入。

一个可信的渠道是通过统计可数的有明确出版时间的武术论著来检验前面的推论。下面附表是引用自《明清武术古籍拳学论析》。表1是先秦至宋元时期的武术论著。表2是明清时期的武术论著。对比可见表1与表2在数量上的巨大差别。这样大的差别无法用年代久远或印刷出版的成本变化来解释。书籍的出版量反映了需求的增加。明朝中期是个显著的分界线。

2、嘉靖大倭乱

一个侧面反映武术与商贸关系的事件，线索就在表2开头出现的几个名字上。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和郑若曾。这四人因为同一件事而留名千古——嘉靖大倭乱。

据历史学者陈懋恒的研究，嘉靖三十一年之后的15年内，共爆发倭乱609次，占到整个明朝全部倭乱的80%。为何如此呢？在明朝之前，东部海防就偶有倭乱。明洪武四年，朱元璋颁布海禁令，“片板不许入海”，仅允许官方朝贡贸易。而洪武至嘉靖年间，日本处于室町幕府和战国时期，岛内权力更迭频繁，对明朝的态度也是时好时坏。所以倭寇扰乱边境的情况也是时断时续，并不密集。150年后的嘉靖年间，人类大航海事业突飞猛进。葡萄牙商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伙同中国海商与日本海商，在浙江舟山建立起了一个海上自由港——双屿港（今舟山六横岛）。葡萄牙人平托在《远游记》中称这里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医院等；居民3000多人，其中有1200名葡萄牙人”。而同时代葡萄牙人所著的《中国志》一书中，亦称海商在双屿“是如此自由”，“除了绞架和市标外一无所缺”。变故大概发生在嘉靖二十七年，余姚大族谢氏赖了海商的账不还，并威胁要报官，葡萄牙海商谋划洗劫了谢氏庄园并掠杀了谢氏宗族。这场血案惊动了明朝政府。于是嘉靖皇帝派遣朱纨剿寇，焚毁了双屿港，将岛上居民全部迁回内陆，并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然而这场胜利并没有实现朝廷“荡平海波”的愿望，反而拉开了嘉靖大倭乱的序幕。其后历时15年的这场大乱局，本质上是王朝政府和海商之间的武力冲突，其中有多少日本人，各处的说法不一。但统一的观点是，在中葡倭三股之中，中国人是绝大多数。御倭官员王忬曾上奏朝廷，历数了最著名的倭寇头目：“臣询访在海贼首约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郑若曾的《筹海图编》详列了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盗首领名字及籍贯等，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明朝官员，福建长乐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指出倭寇首领“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

这场大规模的暴力对抗，一方面反映了非法从事外贸生意的海商在财力和武力上的实力，另一方面显示出王朝政府的组织制度似乎无力容纳对外贸易的繁荣。外贸兴盛，本是有利可图的。但政府却不去想办法监管、征税，而是一味打压。为何如此？常有历史学者说，这是因明政府不敢违抗朱元璋的海禁祖训，可是这显然是错的，一来朱家后人在“早朝”这件事上就不怎么恪守祖训，二来我们知道到了清朝也是一样的闭关锁国。

在商贸和政府的矛盾中，可以想见海商对民间武力服务的需求，当时的民间武人大概容易找到薪水不错工作。嘉靖皇帝死后，庆隆皇帝终于认清形式，海商是打不垮的，于是因势利导重开商埠，倭乱遂息。海商并不是被戚继光消灭了，而是不再需要以武力和政府对抗。但王朝政府限制性政策并未动摇，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商人们对安全保护的需求有增无减。

3、郑氏洪门

在随后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在嘉靖大倭乱之后海商发展到了何等规模。后来葡萄牙航海大国的地位被荷兰取代，而中日海商的头目在王直死后也在不断更替，后期一个叫郑芝龙的人统一了中日海商船队，而他的儿子就是将荷兰东印度公司赶出台湾岛的郑成功。是的，之前的民族英雄所仇恨的倭寇，变身成了新一代的民族英雄。须知，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已是清顺治十八年（1661），崇祯皇帝已死了。郑家是拥着南明皇帝的旗号收复台湾的，此时实际有战斗力的是郑家的商队，而不是明政府的军队。这也是郑氏在台湾扎根之后立刻把明朝宗室踢到了一边的原因。从双屿港到台湾岛，海商的实力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可见一斑。而到康熙皇帝收复郑经，清政府不可能没有认识到海商之强，不可能不知道海上贸易利益之巨。但为何清政府依然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朱元璋的祖训解释不了，用满人短视这样的理由解释显然也是不成立的。这里面一定有深层原因。现在尚无好的解释。

郑氏商团在台湾岛所建立的武力组织，被命名为洪门。而洪门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深入活动，使得洪拳成为南中国影响最大的拳种。

（二）学武规矩大——不授徒，不传业

根据形意拳师李仲轩的自述，他学习形意拳的恩师是唐维禄。唐师颇为喜欢他，当其因家庭缘故离开天津到北京生活时，唐师便有意让李仲轩拜入其师兄尚云祥门下。当时尚云祥年已七旬，而李不到二十岁。尚也认为李是个好学生，但还是不肯收徒。最终妥协的结果是李仲轩可以在尚门学拳，但李不能拜师，不能称师父，而且要发誓以后不授徒、不传业。为何会有这样的合约，着实奇怪。尚云祥解释说是自己的徒弟也都有了徒弟，甚或徒孙也到了收徒的年纪，自己再收个小徒弟会乱了辈分。唐和李也都认可了这样的解释。但如果从技艺教育的角度看，这样的小心实无必要。如果只是一种技艺，大家各凭本事吃饭，何必搞出如此严格的等级辈分呢？愈是名师，愈应该广收门徒才是，何论年纪大小。

武术在传承上的这种对师徒名分、辈分等级的重视，并非出自武术技艺的传授要求，而是在武术界服务的商业市场上有这样的约束竞争的要求。

1、师徒组织

功夫好也要吃饭，武师必须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服务来获取报酬。根据前文的分析，武师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商贸行业。那么武师如何与商人合作呢？主要通过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商人自己组建武装力量，即商团武装或社团武装。

这种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的结合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形式，用当今的话说就是有黑社会性质。其代表就是郑氏在台湾成立的洪门组织。在清朝被称为“天地会”，后世生出各种“和”字头的组织。说这种组织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最大的忌讳就是枪杆子和钱袋子的勾结。古代所谓的文官系统和武官系统之分野，不是因为有的官只会打仗，有的官只会读书，而是为了文官财政和武官军事的分离。因为一旦枪和钱勾结到一起，结果就可能是一个实质独立政权的出现。帝国的战乱风险便随之剧增。由于明清两代对外贸易的管制甚为严厉，东南沿海走私商团一直相当壮大，商团武装在南方的影响远比北方大。

另一种形式，就是将商业和武力服务分别设立公司，并接受政府监管。也就是商会和镖局。

一个镖局的设立需要哪些条件呢？首先要有商会的支撑。镖局本质上是商会出资筹建的一个安保公司。设想如果你有一车黄金要运输，真的会随便找个快递公司就放心交付给它吗？如果镖局玩起监守自盗，翻脸不认人，商人们唯有自吞苦果。所以有着大量运输需求的商会，一定要找自己信任的人组建镖局。而有了这大型商会的背书，一些小商人才敢相信这镖局不至于去霸占自己的财产。其二要有政府的背景。政府的背景越深越好，一来说明这武装力量依然受政府掌控，二来这背景也是建立绿林关系的资本。比如清末北京最大的会友镖局，其政府后台是李鸿章。在后来武林中这种拜政府大员为后台的规矩一直存在。李存义和叶云表在天津成立中华武士会，开张宴坐头把交椅的是冯国璋。虽然武士会不是个镖局，但仍然要表明自己受政府管理。其三是要有绿林关系。货物运输中途会遇到多少贼寇的抢掠，是不可能在事前预估的，也就不可能准备足够多的镖师押镖。实质上如果真的完全依靠武力押镖，恐怕多少镖师也不够。俗语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真正的镖局不可能处处靠拳头说话，运输畅通依靠的是和草莽绿林的关系。大的草莽山寨，镖局要秘密打点，算是缴纳过路费用。而对于小规模的贼匪，镖局要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保护贼匪不受官差的缉拿，以此回报贼匪的借路之惠。这时，镖局的政府后台就显得十分重要。其四才是要有过硬的武术功底。虽然镖局经营的成本最低选择是充当商会和绿林之间的润滑剂，主要是建立一个地下的绿林同商会的交易网，走镖需要真刀真枪搏斗的情况百不遇一，但绝非不存在。对于镖局而言，一旦失镖，其整个商业信誉就毁于一旦。所以没有真功夫兜底是行不通的。再者镖局是商会雇佣武师的一种形式，商人们当然也会考虑自己雇佣的武师是否真的有实力保护好他们的财产。所以镖局便有一个以武会友的规矩，即是要开放门庭，允许其他人来比试武艺，以证明自己物有所值。比试绝对不能输，否则就要丢掉饭碗。因此镖局内部对武艺的训练是非常重视的。

再看镖局的经营。从镖局当家人（老板）的角度上看，如何确认自己雇佣的镖师是称职的呢？一是要人品够好，防止出现监守自盗；二是武艺业务要好，关键时刻真的能打；三是公司要能掌控的了，对于失职的镖师有制裁的手段。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一旦有镖师监守自盗，政府并没有一个高效的警察系统来约束他的行为，一切都要镖局自己来管理。以这三种条件来说，进行社会招聘的成本要远高于自己培训。于是在镖局内部，大家不会是经理和职工的关系，而是师徒关系。益处有三：一是可以在师徒相处中了解镖师的品行，培养相关素质。二是传授技艺，提高镖师的业务能力。三是借由师徒父子的习俗来约束镖师的行为。

镖局内的师徒关系并不单纯是教学关系。实际上存在着大量“带艺投师”的弟子。武术界并不过分看重教学上的师承关系，而对师承辈分要求如此严格的是其背后的生意考量。师承辈分其实是为经营设立的人才选拔和考评体系。不只武术界如此，通过门派师承来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还包括曲艺、相声等。任何行业内皆需要竞争，如果业务上的竞赛难以匹配市场的需求。那么将产权界定给经验丰富的老师，由老师排辈分等级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镖局如此，社团武装则更甚。社团内不但对师徒辈分要求甚为严格，而且对平辈师兄弟也有严格的约束。这些独特的习俗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以后成立于上海的精武体育会的发展。当同时代的北方武术家社团一一解散时，精武会则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他们创造“霍元甲”这个神话的手法，也与洪门创作洪熙官、黄飞鸿等传奇人物的手法如出一辙。

2、门派经营

如果师徒关系的实质不是教学关系，那么门派也就不会是以武术学术流派来划分的。门派是严格师承辈分约束的外衣。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门派和师承制度是为了保护武术技艺里的特殊绝技（知识产权）。但现实里行不通。其一，不存在绝技。或者说把基本功练到别人都没练到的程度，就是绝技。这个没有秘密要守，甚至老师父想找个能学会其绝技的弟子都很难。其二，就算有一些独特的创新，也不可能守得住。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的创新除非从来不展示，否则业内行家一眼就能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人体相同，原理相通，守不住什么秘密。其三，武术在学术上时公开化的。明清时期公开出版的大量武术书籍也表明，没有守密的风气。其四，人体不过双手双脚，能组合成的动作技法在数量上极为有限。如果一个门派保有一个绝技，也无法演化出几百个大小拳术门派来。

门派的本质是商业经营上的边界。从一些拳术门派的演变，也能看出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环境的变迁。

举例一，分裂的例子。中国四大拳术之一的形意拳，脱胎于戴氏心意拳。创始人李洛能原在祁县戴家做学徒。其后被太谷县富商孟綒如聘去，而后创立形意拳门。心意拳和形意拳有多大的区别呢？都是以劈、钻、崩、炮、横五拳为基础，以象形拳展开。心意拳的象形有十种，而形意则有十二形。虽然在身形步法上有些差异，但这种差异称不上什么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门派上的分裂，甚至于出现后来者居上了呢？这恐怕是太谷县商人在金融领域的地位造成的。太谷县、平遥县、祁县所处的晋中盆地是昔日晋商故里。在这三县之中，金融业发展最强，被誉为东方华尔街的正是太谷县。依托于太谷县的金融影响力，主要为其服务的形意拳门超越心意拳门就不难理解了。

举例二，合并的例子。同样属于四大名拳的八卦掌起源于董海川，是个太监。后发展出尹派八卦和程派八卦等。尹派主要在大内和王公贝勒的府衙内流传。程派则主要在北京南城平民巷子里流传。待到民国时，依托王公贝勒的力量发展的八卦掌失去了市场，逐渐与形意拳门合流了。后期会形意拳的几乎都兼修八卦掌。这种门派的合流在民国时发生的极为广泛。比如孙禄堂，先是学形意拳的，后来又到程廷华那里学八卦掌，最后却成了一门太极拳的祖师。再比如前文说的李仲轩，虽然有不传授形意拳的誓言，但把八卦掌的精华都给外孙徐浩峰说了。李的八卦掌也是尚云祥教的。

举例三，消亡的例子。北京会友镖局曾是北京最大的镖局，后台是李鸿章。其创始人宋迈伦开了一个武术门派——三皇炮捶门。托古到了三皇五帝的神话时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友镖局和三皇炮捶门无人不知，但随着会友镖局关门，三皇炮捶现在鲜有听闻了。

综上所述。从武术教学的角度上不会有那么严格的门派沟壑，也不会有如此苛刻的师徒名分。真正起作用的是武术所服务的市场规则。一个年轻人若天资聪慧，学拳三年一般能有所成就。如果仅从传播武学技艺的角度上讲，老师父应该抢着要。但如果这种师承关系，同时也赋予了一个年轻人在门派背后的生意经营上的特权等级，不得不做另外的考虑了。李仲轩之于尚云祥正好这样的情境。尚云祥在当时是怎样的地位呢？当时北方最大的拳派是形意拳，而形意门的掌门人是李存义，其大弟子就是尚云祥。李仲轩来拜师时，李存义早已驾鹤，尚云祥就是当时整个北方武林的头把交椅。拥有尚云祥的亲传弟子身份，也就意味着有可能得到管理整个北方武术界的权力。对于毫无背景，年纪轻轻的李仲轩，这样的担子是太重了。尚师的处理方式就是只教拳，但不传名分。唐维禄和李仲轩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三）武术的没落——新时代

武术是何时没落的？如果我们仅仅将武术定义为一种冷兵器的搏杀技术，那么就必然得出热兵器主导的时代，武术必然的消亡。但在上世纪中叶的香港，则推翻了这个推论。由于战争原因，香港人口由1947年的180万，激增至1965年的362万。人口数量的暴涨使得香港政府的公共安全投入捉襟见肘，同时代活跃起来的便是武馆和商团武力。传统武术在香港繁荣一时。这时期的香港当然属于热兵器时代。与之后的香港相比，最大的差别就在政府于公共安全服务的投入上。

传统武术消亡于现代化商业制度的建立。有人问徐浩峰，传统武术消亡最快的时期是不是在建国初？徐回答说，不是，传统武术消亡最严重的时期是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说，断绝了以武为业之人的生计的，不是国家禁令，而是一个和谐稳定安全的社会治安环境。当国家走上发展的正规，大力发展基础建设的同时，在公共安全上的投入也大幅增加。这个由国家组织起来的现代化的公共安全警察系统合约，无疑要比任何的镖局社团合约都高效，成本更低。如今的商人不必再为货物的安全而忧心忡忡。除非的特殊人物，雇佣私人安保人员的情况，已经少之又少。传统武术没落的背后，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崛起。已故武术家赵道新说：“中国武术”是没有前途的。这是一件坏事吗？

能打不能打

中国传统武术能打吗？这是现代人常问的问题。也集中反映出现代——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才能有的闲趣。比武较量背后已经找不到什么利害取舍了，只是作为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俗语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从运动科学的视角看格斗，不过是人体运动规律在打斗中的应用。从逻辑上说，一个人对运动规律的积累越深，在打斗中获胜的概率越高。老祖宗积累的运动知识之深，常令吾辈汗颜。但这并不能保证每打必赢。影响一场打斗输赢的变量何其多也。对人体运动规律的研究程度只是一个变量，还有年龄、体能、环境、精神状态等等等等。在生或死的压力之下，较量双方都要把最边际上的潜能挖掘出来。此时，微如毫发的一些因素都可能决定成败。而即便是胜了，也只是边际线上的一点优势，自身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决然不菲。对处在古代那个真实场景中的武人，开打之前所要考虑的首要，并不是输赢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冒如此风险。若得到的结论是必须一搏，便要有舍生取义的觉悟。这里的输赢决断，不是现代人看到的那种色彩。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里容不下武侠小说的快意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