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科学革命和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科技发展与创新日益凸显出其不确定性。面对这一特征，中国要发展经济、增强竞争力，首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国家科技发展与创新体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资源限制的挑战，同时还面临着对科技发展与创新体系中体制和结构上缺陷修正的紧迫性。
1 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
19世纪上半叶以前，人们认识自然过程按照力学定律变化，物质运动服从严格的决定论规律。时间与空间是绝对的、无限的和分立的，独立于物质与物质运动，基本上是一种确定性的自然观。不久，自然科学从分散的关于实体的科学演变为关于过程的科学；在自然观上，从孤立绝对不变的机械自然观转变为联系的、发展的辩证自然观。进入20世纪，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是同一水平的革命，构成了第三次科学革命，确立了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相对论表明，物质的性质不仅决定于物质自身，还依赖于外界的性质。比如，某物的长度取决于静止长度与参照系。轨道的不稳定性是力学运动中出现随机性、不可预言性和混沌的原因。KAM定理表明天体运动会表现得极不稳定。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产生混沌的条件揭示出经济系统也具有不确定性。分子生物学中的中性学说表明在分子水平上，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经常有突变和选择发生，而且有利于正达尔文选择的要少一些，也就是说微观层次的突变选择并不与表型进化选择一致，这意味着分子水平突变与选择的不确定性。
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揭示出微观世界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微观客体的内在不确定性决定描述量子客体的知识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原理以不等式形式深刻表明量子力学的知识具有不确定性。时间——能量不等式则表明体系的能量与该体系自身的内在时间之间具有不确定性。在量子力学世界中，时间、空间、速度、质量、动量、能量都具有不确定性。量子力学中的AB效应表明，具有实在意义的物质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变换不变性，而只要它的逻辑蕴涵具有不变性即可。微观客体在没有成为一个宏观的不可逆的量子现象之前是潜存的，在测量仪器的作用下转化为粒子或波的量子现象。
20世纪60年代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用计算机对天气的模拟数值实验，在耗散系统中首先发现了混沌运动，揭示了确定性系统的非周期性、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行为的不可预测等混沌基本特征。以具有混沌特征的逻辑斯蒂方程为例，就会变得无法进行长期预测，因此，逻辑斯蒂方程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混沌不仅在宏观，也在微观、宇观都有它的踪迹。混沌是确定性的内在随机性，描述混沌的方程是确定性的方式，混沌系统具有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内在随机性和长期行为的不可预见性等特点。
20世纪以来，科学表现为一个复杂性系统。它与技术、经济、社会等有着广泛联系，科学的复杂性意味着科学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建立在科学之上的技术发展也日益表现出不确定性，从理论性的科学到科学的应用之间形成了越来越长的链条，增大了科学预见和改造世界的不确定性。第三次科技革命否定了自然的不变性和世界的预成性，否定了机械决定论和机械确定性，代之以世界的生成性和不确定性。
2 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不仅是科技发展的特征，也是科技创新的基本特征。因为科技创新所要建构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结合的可能性是不确定的，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条件、途径和结果也将是不确定的。
从理论的角度看，科技创新包括问题的提出、创新过程和结果。创新问题内在地包含着不确定性，创新问题不仅难以界定，而且随着创新过程的展开问题焦点会发生转移，问题本身也会被修正，甚至完全被推翻。问题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参数的不确定性和结构的不确定性。参数不确定性是指对所提到的问题的各种参数缺乏了解，结构不确定性则是指缺少有关问题的基本性质和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信息。既有的信息没有提供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没有一般的算法形成它的答案。创新过程是在不可预测的挫折中突然到来，创新的灵感与创新机会的发生可能更是不可预测，创新的目标中可能含有以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的经验基础去做关于结果的尝试，基于科学突破的根本性创新，其速率和方向更是难以预测。科技创新成功与否的结果在事先是高度不确定的，由于其固有的不确定性，既可能是“春盼收获秋遇灾”，也可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即可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可能是“鹤蚌相争，渔翁得利”。因此促进科技进步的新举措必须要理解成为一个变数，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
从实践的角度看，企业或科研单位在搜索技术、识别技术、开发技术以及技术再开发等活动中，可能会由于信息不对称、自身科研实力不足、创新要求超过现有技术基础等诸多原因，相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开发（或引入）的技术与环境密切程度有多大，对环境有何种要求，对生产设备有何要求，不能完全确定。从技术、经济角度确定消耗参数如供应的及时性、质量的稳定性可能因实际情况的变化而给生产带来不确定性因素。由于科技创新属于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技术经济活动，创新资金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科技创新所面临的另一个实践背景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知识经济的兴起。高新技术范式已从主要由富有想象力的工匠导入方式转变为由科学进步充当主要的角色并发挥直接的作用。创新必须能够充分认识到各种有关的内部和外部信息的价值，必须有效地利用和吸收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信息和知识，并将其快速地转变为自己的能力。
科技创新系统意味着科技创新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结合方式新的可能性的建构和一种系统行为。科技创新作为开放性组织的系统行为，其不确定性不仅存在于组织内部的各种创造性活动之中，而且存在于不断演化的动态环境之中。
3 科技不确定性与学术腐败
人类在科学实践活动中为了能不断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实现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而在不断地破旧立新。科学技术本身就是在不断地发现、发明中前进的。创新伴随着人类科学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是人类科技活动的真谛，它不可能游离于科学实践活动之外的、成为一种可预见的、可设计的东西。但是，当前在科学界经常耳闻目睹的某些现象却大相径庭。例如，出于追求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良好愿望，在申请各种科研项目和研究生论文设计中，“创新点在哪里”已经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种没有实践就要“说清”创新点的要求显然是违反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规律。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克罗托2001年5月10日来中国参加第四届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科学新世纪论坛，就谈到科学发现是人们无法预测的，如果人们能预测科学将来的发展，这些东西也就失去了意义和魅力。科技创新是不可能在科学实践活动还未发生以前就能规划、设计出来的。重大的革命性的创新是来自艰苦的劳动、长期的试验、偶然和机遇。在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下，人们最多能从宏观上预测在什么趋势上取得重大科技突破的机遇大一些，但绝对不是针对一个十分具体的科技项目。而且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有许多事例说明即使这种“宏观预测”也是靠不住的。
但是，这种错误观点蒙上行政意志的色彩以后就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它助长了靠弄虚作假、剽窃欺诈、急功近利、浮夸吹嘘等不正当手段来争夺科技资源的不正之风。在许多项目申请的评审中不少申请者所列举的创新或者在结项验收中声称的自主知识产权完全经不起推敲。更有甚者，少数人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不容别人发表不同意见，大有指鹿为马的架势。夸大科研成果的价值和水平等级，“重大突破”、“世界领先”、“世界首次”、“引起国际轰动”之类的最高级的修饰词语满天飞，缺乏起码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科研课题费的多“功能”性使得申请课题费时尽可能地多，批下来后再尽可能地省。对有贡献的科学家业绩、精神颂扬不怎么重视，却过多地宣扬部门的功绩、行业的成就、行政计划的结果；凡是好的科学家都尽快提升，要么当所长、院长，要么当局长、部长，这种官本位的方式把一些有前景和潜力、有希望为国争光的好苗子过多地投身于行政事务，大大延缓了科技创新的进程。
另一方面，这种预先说清楚创新点的做法恰恰不是在鼓励创新而是在扼杀创新，它使得谁也不敢把不成熟但很有创意的研究内容写进项目申请书和任务书中，使得科研规划和立项基本上是以模仿和跟踪科技发达国家为主。另一根经常挥动着的大棒——“科研项目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说了话要算数，必须有交代……”也使科技人员害怕失败而噤若寒蝉。一旦一次没有交代，将可能失去以后一切的机遇，除非你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这又滋长了另一类的不正之风，少数人不求进取，把已经做完的科研工作稍稍改头换面再去申请项目，而这样做还可以使目标、指标明确，往往有更大的机会再次获得经费支持。同时评审专家不是万能的，他们不可能了解那么详细，或者因怕得罪于人，只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做法使得我们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科研投入的使用效率无法提高。尽管我国每年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不少，申报的科研成果也很多，但在重要科技领域具有开拓性和原创的成果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自然科学一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几年空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科技界中的不正之风如不能得到及时的制止，将压抑一大批坚持社会良知的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阻碍我国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4 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善
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使科技创新成为一种充满风险和诱惑的活动。创新的困难在于难以保证信息在具有不同期望和知识基础的不同组织之间的流动。为了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必须对现有的创新体系加以完善。
健全我国创新体系可以从导向、投资、人才、协调等方面考虑。政府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直接研发支持转到创造一个有益于科技发展的环境和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政府需要弱化其作为研发和创新的直接资助和实施机构的作用，要安排研究重点和评估成果的机制以及有益的结构条件和激励措施的确定，因为机制和体制性原因更具有导向性和内在的驱动力。技术创新的主体应是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三位一体”，加大政府的科技投入更应增强企业对创新资金的投入力度，建立并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强化科技开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融资不足一直是我国科技创新活动发展的主要瓶颈。拓展融资渠道和手段对于研发和技术扩散尤为重要。现行的机制对科研经费使用的监管和审计作用十分薄弱。在立项方面，防止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官员对此的不当干预以促使立项公允。
科学研究的不同类型，像纯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开发研究等，每一类其规律不同，它们的调控管理方法也不应该一样。但是，我们这些年用八个字都概括了，叫做“开放、流动、联合、竞争”。这种大一统的方法不能说是很科学的。鼓励创新要按照不同类型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制定相应的调控措施，而不能按照一刀切的方式。同时需要加快完善人才市场流动机制，促进科技人才合理交流使用，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强企业家勇于创新、有效参与的思想，多管齐下加快我国有效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