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状分析
区域科技创新的实质就是发展科学技术，调整产业结构，实行产业升级，即通过缩减前途不大的资源性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知识集约化水平，增强科技对区域经济的贡献[1]。
文章根据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将中国大陆划分为东北区（黑、吉、辽）、华北区（京、津、冀、豫、晋）、华东区（沪、鲁、苏、浙）、西南区（云、贵、川、渝）、西北区（陕、甘、宁、青）、华中区（鄂、湘、赣、徽）、华南区（粤、桂、闽、琼）、新疆区、西藏区和内蒙区九大经济区。利用2001年统计资料，选取知识创造、知识流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与经济效益等指标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存在很大差异（图1）。华东区的知识流动、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及科技创新效益均为最高，但知识创造与创新环境相对较弱；华北区知识创造与创新环境为各区最优，其余指标仅次于华东区；华南区以其较好的区位优势对外来劳动力和资金的集聚能力较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仅次于华东区，但知识创造能力处于劣势；东北区各因素都处于均势，缺乏突出的单项指标；在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下，由于一系列有利政策和措施出台，使西北区、内蒙区、新疆区和西藏区在本身较为薄弱的经济基础上以较快的速度在创新经济效益方面取得了明显绩效；西南区和华中区由于受资源、经济和技术制约，再加上观念束缚，地区联系范围狭隘，缺乏区际间合作与交流，因此，各项指标处于中游水平。
附图
图1 各经济区创新能力比较（据2001年有关数据整理）
从区域创新能力分析，全国创新性最强的地区为华东区，其核心城市为上海，其次为华北区的北京、西南区的四川、东北区的辽宁、华南区的广东、西北区的陕西、华中区的湖北。以2001年GDP密度、创新能力、R＆D经费占GDP的比重进行综合排序（图2），GDP密度与创新能力表现出强相关性。上海、北京、广东3个指标相关性很强，出现了互相拉动的良性循环；陕西、海南、宁夏等经济尚不发达地区3 个指标相关性较差，还未出现良性互动；浙江、山东、河北、福建等地区GDP 密度与创新能力相关性较强，但R＆D投入不足，使其创新潜力难以发挥。从总体态势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国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技术引进成为技术能力的现实选择[2]，这一特征在珠三角地区表现尤其明显。
附图
图2 各省、区、市科技、经济、创新能力排序（数字代表排序号）
2 分区问题诊断
2.1 东北结构性缺陷
从绝对数量看，东北地区科学技术综合实力有一定比较优势和潜力，但在全国地位不断下降，人才外流是一个重要原因，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东北地区技术供给存在很大差异。就产业技术创新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本身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加上生存环境封闭，竞争不足，产业技术进步缓慢，一些企业的技术水平甚至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机制引入，国家和地方先后投放了大量技改资金，但效果并不理想。在这些因素制约下，地区有效投资能力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2.2 华北特色不明晰
华北地区的GDP总量较大，但分布不均匀。2001 年华北地区国民经济三次产业构成为：15％：48％：37％，这表明经济发展整体处于工业化阶段。 该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突出反映在交通、电力和水利建设滞后等方面。另外，高新技术产业起步较晚，发展不平衡。主要集中于北京、天津、青岛、石家庄等少数大中城市，且在行业上多侧重于电子信息技术、通讯设备制造和新医药等少数行业。专业性城市数量少，中心城市空间分布相对集中，造成科技资源后备力量供应不足。
2.3 西北空心化
近年来，西北地区企业对创新的投入没有大幅度提高，技术开发能力也较差。受计划经济长期影响，西北地区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利益主体模糊，严重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显得乏力，由于市场需求不足，企业创新受到阻碍；同时，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尚未确立。因此，对于企业创新很难起到推动作用，制度安排下的军工企业游离于地方经济。科研活动中重理论轻技术的倾向，更影响到科技结构的合理性。由于市场需求不足，导致许多科研成果在完成企业孵化后都迁移到东南沿海地区，形成鲜明的“空心化”现象[3]。
2.4 西南边缘化
西南地区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基础薄弱，工业生产效益不佳，骨干企业少，军工企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乡镇企业起步晚，城镇化水平低，城市空间分布不平衡，多分布于交通干线及长江干流沿线，其余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经济的二元特征鲜明[4]。另外，人口负担重，贫困面广，区间发展差距较大， 自然条件较差的山区和丘陵地区脱贫任务繁重。这些地区的闭关自守、经济凝聚力较弱、缺乏区际交流问题，导致创新资源短缺，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较差。
2.5 华南点强面弱
该区城市作为点状要素在经济和科技发展中承担重要作用，而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明显。珠三角作为华南地区的经济核心区，其核心效应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从其范围来说，都在广东省内，面积4.17万km[2]，仅为长江三角洲10.01万km[2]的41.66％。珠三角仅有2个副省级的广州市、深圳市和5个地级市，以及惠州、肇庆所管辖的8个区（市、县）。作为龙头城市的广州和深圳， 近年来高科技行业的比重虽有很大提高，但第三产业中科技含量高的咨询、电信、计算机网络、金融、保险、教育、科研等行业仍不够发达，制造业中的高科技产品也有待进一步升级。另外，所有制结构中民营经济仍然偏小，2001年，珠江三角洲私营企业96737个（不含个体工商户），占全部企业数的36.4％，且多为中小企业，所占资金比重不大。2001年珠三角的个人实收资本1354.7亿元，仅占全部实收资本的9.2％[5]。目前，珠三角城市群大中小城市仅15个，小城镇却多达300多个，这些小城镇多在原来农村小镇基础上发展起来，规模仍太小，发展不够快。
3 类型划分
选用创新能力（资源整合利用能力）指标、科技投入以及反映科技与经济结合度的相关指标，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区域创新进行分类。具体指标包括：知识创新能力指标（选取知识创造、知识流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创新的经济效益5个要素的综合平均得分），科技三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院校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R＆D）占GDP的比重（％）；科技成交额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根据系统聚类分析结果，可将中国区域创新划分为以下4个大类型。
3.1 科技驱动型创新区域
包括华东和华北区。该区科研单位和高校云集，具有形成规模的创新资源，区域经济基础较好，创新能力很强，科技与经济结合度较高。
3.2 科技重构型创新区域
包括华南和东北区。华南和东北地区差异很大，但同属科技体系需进行重构的区域类型。其中，华南区在创新机制上属市场导向型，其知识创造能力处于劣势。因此，技术引进占有较大比重，以深圳新二元结构模式和广州高交会的复合嵌套平台模式为代表；东北区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长期以来一直在按照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操作，造成技术创新的周期长、品位低，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制约着整个东北区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技资源的市场配置，属于制度导向型科技创新区。
3.3 内生型中游创新区域
包括西南和华中区。这2个区资源、经济和技术水平处于全国中游水平， 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相对缓慢，高科技产业很难融入到国民生产中。受观念束缚，该区在引进科技人员及高新技术方面力度不够，导致科技资源外部供给不足，地区经济发展范围狭隘，缺乏区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因此，各项指标均不突出。
3.4 资源流失下的低效益科技创新区域
包括西北区、新疆、内蒙古和西藏。长期以来这几个区域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投资环境差，科技创新机制不完善，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的科技创新主体[6]。 受传统经济体制和文化影响，科技结构不合理，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引起科技资源尤其是科技人才严重流失，导致科技创新效益低下。
4 影响因素分析
4.1 区域创新环境建设是创新体系形成的关键
创新环境，尤其是创新文化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但政府管理的宏观环境，道路交通的硬件环境，科技、信息、人才的软件环境等可以创造。各地区如何根据其自身的条件，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使创新作为一种文化根植于当地文化之中，成为区域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
4.2 地方政府是科学知识生产的主要责任者
由于科学知识与实际生产应用存在距离，企业不能从中快速收益，因此，企业对知识创造不可能有很高的积极性。为此，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方政府都承担了大部分科学知识研究与发展的投入。而西北区相应投入则不足，导致源创知识缺乏，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
4.3 大学和科研机构是重要的技术创新源
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北京、上海等地科研机构和大学研究力量雄厚，创新作用明显，已在地方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内地则出现科研与生产实践的脱节。以陕西为例，科学研究整体力量不差，但大多科研活动与军工有关，为地方经济服务的研发活动开展不多，科研行为难以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4.4 地方重点优势产业是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
优势产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依靠，也是区域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北京、上海、陕西三地在全国区域创新中地位突出，因为每个地方均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如北京的高新技术产业、上海的生物技术产业、陕西的军工产业。但是，他们的作用却因创新能力强弱不同，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如陕西的军工产业大多为中央部委所属，加之军转民产品适应市场的能力弱，致使其未完全纳入陕西经济发展的轨道，从而影响了它对陕西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4.5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企业作为技术知识生产和运用的主要承担者，往往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产生强烈的技术创新意愿。但是，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还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和外部条件。华东区和华北区知识基础和外部条件均较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就比较突出，而西北区则相对较弱。从社会、经济、技术发展趋势看，企业技术创新不再孤立进行，而要通过采取企业间合作、与研究机构和大学合作的方式来实现。
4.6 政府相关政策对创新体系有重大影响
由于中国创新体系被高度重视的历史不长，加之基础薄弱，因此，在创新体系创建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制订的创新优惠政策，可有效刺激创新主体的创新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技术创新动力的不足。在国家创新总目标的指导下，区域创新政策应从全社会利益出发，依据各地区特点，通过政府手段，整合当地的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和中介机构，使其形成一个有机的创新网络，逐步促使区域内部各要素不断优化，进而提高区域创新水平。
5 未来格局展望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众多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高新技术发展迅速，已经出现新的空间组织。一种是在近年来开发建设全新的高新技术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带及新城镇基础上，形成技术经济型创新空间组织；另一种是在原有高新技术园区基础上发展的创新空间组织，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技术梯度，而高新技术产业在一些地方的集聚，则形成“洼地”效应，产生一些新的产业集群和产业空间[4，5]。从未来发展格局看，中国区域创新的“点、线、面”格局将逐步形成。
5.1 科技创新中心的确立
通过对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1994年和2000年位序进行比较分析[5]，可以找出各区域科技创新的辐射源，以及未来发展潜力大、有可能成为辐射核心的辐射源（表1）。
表1 各创新区域科技中心经济区 辐射源 未来可能的辐射核心
东北区 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 沈阳
华北区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 石家庄、济南
华东区 上海、南京、合肥、苏州 合肥
华中区 武汉、郑州 郑州
华南区 广州、深圳、中山 广州
西南区 成都、重庆 昆明
西北区 西安 兰州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的极化效应更为明显，中心城市的经济要素集聚规模快速增强。其中，成都、重庆和西安等城市成为东部地区抢占西部市场的核心据点，这3 个城市在未来区域科技创新中的核心地位将明显增强。如何发挥中心城市的外部功能，通过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逐步打破长期以来东西部科技发展不均衡的格局，促进西部经济与科技的互动协调，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6]。
东部中心城市众多、等级结构分明，在未来促进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将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并在促进本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更大尺度上向西部地区输送科技资源，从而带动西部科技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5.2 主要发展轴线
今后10年，中国主要的经济发展轴线与运输走廊关系密切[4]。一级发展轴线包括海岸带与长江沿岸。二级发展轴线包括陇海线，西江—南昆线，黄河上中游地带，北同蒲—太焦—焦枝线，哈太线，焦济线，成渝线。海岸地带和长江沿岸2 个一级发展轴线将会进一步产生资源和要素的集聚；其他二级、三级发展轴线等也将获得发展和集聚，这是逐步由“点轴开发”过渡到网络开发的关键步骤。
5.3 分地带发展举措
东部沿海地带：该区将成为全国高、精、尖、新等层次较高的产业和产品科学园区，在全国开发区中应更好地发挥外引内联的双辐射作用，除该区特殊的区位优势外，利用其有利的条件，大力引进内地的人才，充分吸收外来技术和资本，结合区内的城镇群建设，推进本区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7]。
内陆地带：依靠当地资源的优势，围绕能源、原材料工业建设和农牧业开发，开展科技攻关，充分利用当地特殊资源，发展与其相关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8]。
沿边地带：应积极发挥地缘优势，重点开拓具有地区优势与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注重与周边地区（国家）产品的互补性，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以提升某些名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