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既带动了科技的全球化，也以科技资源的全球一体化配置为重要条件。因此，科技资源配置的全球一体化是当今科技投入社会化的最集中表现。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通过科技资源配置全球一体化的竞争优势，营造了科技投入社会化的竞争优势，最终获得了国家科技竞争优势。科技投入全球化模式，促进了科技投入微观基础和制度安排的创新；科技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科技资源重组的全球化，是当今科技活动社会化的主导特征。科技投入全球化机制拓宽了科技投入社会化的范围和影响力。
    1  国外科技投入全球化模式分析
    1）科技投入全球化及其产生原因。
    ①科技投入全球化及其特征。
    科技投入全球化是继经济全球化后的重要全球化现象。研究开发活动全球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征有：一是科技资源的海外配置份额增大。据美国商务部有关资料，外国公司子公司在美国研究开发支出从1987年的65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146亿美元，占美国企业开发支出的15％；1987年～1993年，美国企业在海外的研发支出从52亿美元增至98亿美元；二是世界各国之间科技发展和竞争之间的相互依赖机制进一步增强，全球科技合作的机会和形势趋大。三是FDI （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在科技全球化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四是各国政府及其行为成为影响科技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五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全球化发展中的吸引力、影响力及收益力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经济全球化离不开科技全球化，这是当代科技经济一体化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化定义强调了技术、信息和文化的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互依赖于对方的技术、制造方法、组织方法、市场与生产设计[1]。李琮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或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来说，都远远超过前两次，从而使经济国际化又有了重大的新发展，进入了全新的全球化阶段[2]。经济全球化是随着科技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迅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形成而形成的[3]。
    ②科技投入全球化的产生原因。
    其一，技术发明、科技创新周期明显缩短，加快了科技供给全球化和科技需求全球化。技术发明、科技创新及技术转移周期明显缩短，既表明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的提高，也表明了经济发展对科技发展的需求在不断提高。电能发明到第一座电站的周期是282年，电话发明应用周期是56年，无线电通信35年，真空管31年，电视12年，雷达10年，集成电路7年，原子弹6年，晶体管5年。美国通用公司新型车开发周期由42个月缩减为18个月；新产品推向市场周期由45个月缩短了15个月甚至更短。
    其二，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商业化偏好递增，产业技术转移具有国际倾向。新技术和新知识独立的商品化能力递增是科技全球化的内在动力。牛文元提供的30年来世界技术转移周期曲线显示：第一产业己从10年降低为4年；第二产业从5年降低为2年；第三产业从2年降低为0.5年；而信息软件更从1年降低为2个月。这表明，科技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递增，技术逐渐成为独立的商品形态。技术创新超速发展拉近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新开发市场中竞争日趋激烈和开放程度不断加强，这一切推动着“全球化”成为一股全球经济和政治潮流。在产业技术国际转移上，发达国家形成了维护现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通过技术的国际输出和技术封锁3种手段， 将发达国家始终维持在全球科技竞争高能级上。这造成了各国不对称的国际科技创新分工体系。全世界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生产的40％，技术贸易的60％～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技术专利的80％，生产技术的90％。根据微笑理论，发达国家垄断控制着全球化分工体系的利润高端的两头，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处于这种价值链低利润端。虽然部分发展中国家被称作“世界工厂”，但在科技全球化竞争中的优势并不明显，甚至处于劣势地位。
    其三，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加速了科技投入全球化。知识经济本质上是全球经济。一方面，发达国家新经济的崛起具有全球意义；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与知识资源之间的相互依赖与日俱增。“新经济”具有明显的全球化倾向，是一个与经济全球化密切对应的新现象。虽然新经济最先发生在美国，但其影响则无疑是全球性的。新经济成为各国经济转型的主导模式。人力资本和新知识、新技术成为当代资源配置竞争的重点，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竞争和新知识、新技术配置能力竞争是当代全球竞争的根本。获得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源配置竞争优势，必须建立起教育优势。舒尔茨认为：“虽然在现有的劳动者既缺乏技术又缺乏知识的条件下，通过增加常规资本，也能够获取某些增长，但是，增长率则肯定是十分有限的。离开大量的人力投资，要取得现代农业的成果和达到现代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4]”。
    其四，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互动机制。正因为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依赖机制，经济全球化必然内生出科技全球化，科技全球化加速着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新的方向和新的特征。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创新突破，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全球化的突破既要依赖全球制度和规则的创新和协同，也要依赖于基于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创新突破的全球制度和规则的创新和协同。因此，科技全球化将会在很大方面推动科技全球化。
    其五，发达国家成为推动科技全球化的第一主导力量。科技全球化将会导致科技资源配置新规则的出现和旧规则的扬弃。这方面，发达国家始终是第一主导力量。这也是发达国家所以能在科技全球化发展中成为主要得益者的重要原因。某种程度上，由于种种原因，就像经济全球化一样，科技全球化的发展和游戏规则有可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发达国家利用在国际新规则和制度创新方面的垄断性霸权地位，获得了这种制度创新最大份额的潜在利益。这种全球化的制度创新总是沿着发达国家在资源配置和游戏规则操作上的既有优势，并使其向着放大这种既有优势的方向发展。世界上1/5的最富有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他们的公民所从事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马丁·舒曼，1998）。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直言不讳：全球化是美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之所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甚至感慨道，全球化是一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也主要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其六，FDI和跨国公司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是发达国家科技投入社会化的企业基础[5]。1987年，跨国公司母体2万家，海外分支机构10万家，1998年增加到6万家和50万家。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上起着主导的作用。跨国公司本质上就是全球化形态的新型生产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球化的新型科技创新体系。这构成了跨国公司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相互促进的动力机制。由于跨国公司形成了经济、科技全球化二位一体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对自身经济和竞争对象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才逐步达到了极致。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和跨国公司产业竞争目标和战略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产业升级的目标应该定位具有波特所说的全球意义：“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6]”。这除了需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体系外，更需要跨国公司全球化的科技创新优势。
    美国《世界日报》2000年4月2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防止经济一体化成为新的经济奴役》的文章说，全球化中，“世界经济强权正和一小部分跨国公司联手，打着帮助贫穷国家建设的招牌，利用贷款和巨额债务进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落后国家接受改头换面的金融殖民、技术殖民，并把环境危机等转嫁出去。”四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次要地位—生产和加工装配国，而发达国家长期处在新产品、新技术研制国的优越地位上。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长期被经济全球化沦落为弱势国家群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国家。另外，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相比于发达国家在技术层次上的劣势，也导致国际贸易对增长的引擎作用总是慢于发达国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引擎作用。他提出：“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的略为快一些[7]”。如果没有能从科技全球化中获得跨越竞争优势的机会和可能，发展中国家就很难在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利益回报。
    2）国外科技投入全球化模式的表现。
    一是留学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全球化形式，提高高校海外科技人才集聚能力是发达国家科技投入全球化的成功经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在美国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人数不断递增。90年代以来，每年在美获博士学位的学生中有30％为非美国公民。而这些留学人员中有相当多数在毕业后都选择了留在美国。1986年4 月通过的《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二次咨询报告》提出“大学教育面对着国际化和信息化”。而大学的国际化优势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不管是哪一国的大学，它的学术水平越高，就越能吸引许多探求、研究学术的外国学者和留学生，其威望就会超出国度，扩大到国际社会去，该大学的‘国际性’就不断增强[8]。为了适应科技人才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国外不少大学不断提高留学吸引力。澳大利亚颁布新政策，降低留学门槛。以往要到澳大利亚留学必须有托福570分或雅思6.5分两个硬条件，现改为不再需要托福成绩，雅思考试达到5分就行。新西兰、 英国和加拿大等国也改革中国留学签证制度，提高签证率。此外，英国允许中国学生在留英期间打工。英国年留学签证人数已经突破万人，仅次于中国学生赴美国留学的人数。新西兰1998年只发放了300个签证，1999年一下签了4000多人。据教育部门统计，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派出近30万名留学生。高等教育出口成为发达国家科技与教育竞争全球化的有效方式。英国人提出，一个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至少可以给英国增加折合人民币30万元的收入，而且给英国增加0.5个就业机会。 英国首相布莱尔要求英国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让中国从小学生到研究生更多地来英国留学。而美国政府1994～1995学年统计表明，外国留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达70亿美元，外国留学生在美国每年的开支约35亿美元，两项相加，超过100亿美元。这等于为美国创造了16万～17万个就业机会。美国高校已成为美国从海外获取利益的第5大行业。 澳大利亚将留学教育称为“出口工业”，1994年获外汇20亿澳元。预测到2010年，将接受20万外国留学生，创汇72亿澳元。
    二是科技移民形式。规模越来越大的留学和科技移民是科技人才全球化和社会化的外在表现。截至1993年，居住在美国的73岁以下的科技博士中，有23.0％是移民到美国的；在产业界也有15.5％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外国出生的[9]。高素质人才的国际性流动是国外科技投入人才社会化最活跃的现象。李光耀曾提出留学生的长期积极影响，中国有2/3的顶尖大学毕业生到国外去了。按台湾人才流动规律，留学生在10～30年内回流，并带回科技、管理和销售等方面的赚钱技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把与美国和欧盟科学家及商人的联络网带回中国。
    三是政府间科技合作形式。其一，全球性的科技计划项目既成为政府科技合作的有效方式[10]，也成为科技人才全球配置的重要途径。如欧洲尤里卡计划及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到1997年，尤里卡计划正在实施的项目达674个，投资56.5亿埃居，欧洲有3000个不同的组织参与该计划。欧盟国家间科技合作具有较长的历史。1984年欧盟开始实施了欧洲联盟研究与技术开发总体规划，企图利用有计划的区域科技合作来与美国和日本在高技术领域中抗衡。1997年5月， 欧盟又提出了第五个研究与技术开发框架计划（1998—2002年），计划投资150～160亿欧元，重点从事生命与生态科学、信息技术以及可持续发展技术方面的合作研究。其二，基础研究项目的政府间科技合作倍受重视。这既解决了基础研究项目科技投入规模巨大的问题，又能提高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的导向性和影响力。根据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1995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与外国政府实施的国际科技协议项目中，白宫一级的有26个，政府机构对政府机构的双边或多边协议有850个以上，14个联邦政府机构与71家和2个地区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协议，这些协议所涵盖的科学技术领域多达22个。仅在1995年一年，美国与其他国家就签署了651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议，其中116项为多边协议。1995年美国政府用于研发领域国际合作项目支出达33亿美元，占美国研发支出总额的4.5％。其三， 针对全球性难题的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正在成为政府科技合作的主题，如大气、农业、海洋、环境与能源、航天、人类基因组等。政府间科技合作能提高科技资源市场配置的干预和引导能力，能优化新技术和新知识的沟通渠道和扩散渠道，有利于形成全球科技创新和知识生产分工新体系。另外，这也提高了政府对全球科技合作的控制能力。
    四是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方式。这表现为跨国公司之间技术联盟多样化。这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及其高新技术行业上。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称，1985～1995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R＆D经费增长速度是国内的3倍多；德国的微电子和通信企业海外研究开发力量与国内相当；瑞典和荷兰的企业海外研究开发机构超过国内，ABB公司90％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于其海外研发机构。而根据美国商务部1999年9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从1987～1997年，在美国的外国跨国公司投放的研究开发支出增加了3倍以上，从65亿美元增加到197亿美元，占到美国全部公司研究开发支出的15％左右，在高技术部门这一比率甚至高达1/4以上。必须指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是一个内在需求，这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也发生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1996年底韩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已超过250家，集聚了8万海外科技人才。韩国对美国研究开发投资由1993年的5500万美元提高到1996年3.51亿美元。1998年还跻身于第十大对美研究开发投资国家。
    五是企业技术联盟形式。据统计，1980～1994年的10多年间，国际间的企业技术联盟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0.8％，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高技术领域，这一增长趋势尤为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包括技术许可、专利和商标出售、技术专家和智力服务在内的全球技术贸易增长了大约3倍以上[11]，这促进了企业技术战略联盟的发展。
    六是高新技术创新成果供给全球形式。由于科学技术活动的规模化和科技投入活动的风险递增，科技供给供应和需求全球化机制形成。即使是美国这样处于全球科技领先国家，国内科技供应只占1/4，其余3/4要靠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与合作获得。1982～1996年间美国所授予的1276351件专利中，美国发明家获得了其中的54％，其余46％为外国发明家获得，而日本一国即占20％，德国为8.1％，英国为2.9％。据美国专利和商标局以及欧洲专利局的统计，1996年核准的专利申请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外国，国际专利合作成为专利创新的重要方式。另外，国际论文合作也成为科技创新全球性的重要标志。从1981～1993年，属于国际性合作的科技论文从1981年的21000篇增长到1993年的52500篇，增长了150％。
    七是科技创业形式。科技创业条件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科技中小企业成为科技人才全球配置的重要载体。在OECD成员国中，中小型企业创造了几乎70％的新工作机会。生物技术公司从1995～1996年从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5.65亿德国马克的私人风险投资已投到“生物区”（BioRegio）。客观存在的国家间和地区间创业环境和创业条件体系的巨大差别，以及发达国家不断优化的创业环境和完善的创业条件体系，导致科技人才向发达国家集聚的规模递增。
    2  研究结论与启示
    1）国外科技全球化的多元化表现出世界科技投入的社会化属性。
    科技全球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逻辑延伸，也使科技活动的社会属性进一步显现。以上研究表明，国外科技活动全球化具有七种多元化形式，这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世界科技投入的社会属性。国外科技全球化的多元化方式既提高了科技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力，也优化了科技活动外部环境，这为提高世界科技活动效率创造了有利条件。科技投入需求的全球化机制和科技供给的全球化机制，是当代科技活动的本质规定，是科技资源配置机制的重大创新。科技活动供求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科技活动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进一步明显，科技活动和科技竞争的社会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发达国家借助科技全球化竞争优势，进一步强化了其自身科技投入的社会化竞争优势，成为配置全球科技资源的主导者和垄断者，进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
    2）实施科技发展的全球化政策，是科技政策和科技制度创新的重要导向。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既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又是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向。前联邦德国教育与研究部部长提出了科技与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有关的五个问题[19]。如何制定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发展的新政策、新制度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随着科学技术在国家竞争和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显现，国家科技技术政策和制度安排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通过推动科技发展的全球化，进而实现科技投入的社会化，这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从长远来看，只有建立起科技投入全球化的竞争优势，才能建立起国家经济全球化的有利竞争地位，才能成为全球化的赢家。因此，必须借助科技全球化政策和制度创新，来提高国家科技投入社会化水平，进而来提高对全球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还很大。如何形成基于全球化的我国科技投入社会化机制和制度供给，既是我国科技投入社会化制度供给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国当代科技发展政策的基本导向。因此，研究国外科技投入全球化模式产生原因及其对科技投入社会化的影响，对提高我国科技投入社会化水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提高科技投入全球化水平为基点来提高我国科技投入社会化水平，进而来优化我国科技发展的微观基础再造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是我国科技政策创新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