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破产》是一个法国人写的书，这个法国人名叫雅克-阿塔利，曾经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首席顾问，近年又被萨科奇总统纳入智囊班底。西历2009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雅克-阿塔利评为“全球100位思想家”之一。罗列作者的简历并不是想拿洋人的名气、地位来压中国人，而是想指出，这位作者在西方社会代表了主流的声音。中国社会往往充满了对西方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如果有西方人批评西方社会或夸奖中国，某些中国人常常会说，那是西方非主流的少数人。例如，英国的李约瑟就被某些中国人如此定位，原因就在于李约瑟夸奖了中国。所以，我要突出《国家的破产》一书的作者雅克-阿塔利的西方主流精英的身份，是想通过他的这本书告诉中国读者：西方主流精英也认为——西方快玩不下去了。
《国家的破产》一书的核心，讲到了债务，尤其是国家债务。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欧猪四国”的危急局势，人们渐渐熟悉了一个词，叫做“主权债务”，“欧猪四国”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主权债务”的危机。虽然现在出问题最明显的只是“欧猪四国”，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几乎个个都有大量的主权债务，差别只在于主权债务的轻重不同而已。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从源头上讲述了当今国家主权债务的起源。在欧洲，它最初叫做公债，后来叫国债。主权债务的称呼更加专业点。
对于债务，其实可以从很普通的生活常识开始理解。中国人长期都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尽量不要借钱、不要欠债。中国人说要量入为出，不要寅吃卯粮，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因此，我们对于高利贷要从两方面看。高利贷一方面是放贷者的大肆盘剥，另一方面也是阻止人们轻易借贷。因为，光讲“不要轻易借钱”的道理，人们未必都听得进去，用借来的钱大手大脚地花，短时间里真的很爽。但是，用高利贷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在现实利益面前，对借钱更为谨慎。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在常规的经济活动中，适当地借钱，是有生存空间的，过度了就会成为麻烦，并带来很多问题。与之相应的，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惯是，借出钱的人，一般也都主张“救急不急穷”，对方临时有困难，借钱帮一下是可以的；长期困难，靠借钱帮助对方，不是办法。
中国传统的这种关于借钱的观念，对于欧洲的“公债”来说，其实并不适用。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欧洲“公债”的源头是统治者的一种敛财方式：“统治者……不能或不想向其臣民增收贡品或者税赋时，他会以个人的名义来借款”。这一结论揭示了“公债”的几项本质。一是，所谓公债最初是统治者出于个人愿望所借的钱，目的是弥补税收的不足。二是，公债是强权者向无权无势借钱，是富人向穷人借钱，目的只是为了让富人保持他的生活水准。这一现象与中国的传统很不相符。在中国人的一般概念中，借入者一般是地位比较低的，或者，借入者与借出者，双方的地位差不多。在中国人这里，很少出现有权有势的人向穷人借钱的状况。中国传统与西方社会，为何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差别？
我在很多地方都强调过一个观点：中国早就是平民社会，欧洲则长期都是森严的等级社会。欧洲的平民社会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美国独立才初具雏形。在这里，我再用这个不符合“历史阶段论”的观点来解释一下中国传统与欧洲在借钱问题上的不同。如果在中国的平民社会，借入或借出，前提条件是双方自愿。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在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社会权利是一样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所以，穷人可以自愿借入，富人可以自愿借出，但富人不能强迫穷人“自愿”借出。这就是中国古代很少出现富人向穷人借钱的现象。而欧洲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权利不平等，借入与借出的自愿原则，在欧洲等级制度下不起作用，或者作用大大降低。因此，有权有势的富人可以借助自己的权势，逼迫穷人借出。这就是欧洲历史上国王、王子之类的统治者可以向广大低等级者借入的原因。
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多次提到犹太人。事实上，欧洲历史上的高等级的统治者发行“公债”向低等级者借钱，主要的对象之一，就是犹太人。欧洲统治者向犹太人大量借钱的现象，就是我所说的欧洲等级制度的结果。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长期没有地位，但被赋予一项基督徒看不起的工作，即放贷。犹太人没有地位表现在很多方面，比方说，犹太人不能从事很多体面的工作，不能拥有不动产，不能与非犹太人通婚，等等。由于基督徒把放贷看成是罪恶，因此，这一罪恶的行为，便交给“下贱”的犹太人去做，所以，犹太人就变得有钱。但是，犹太人不能买不动产，有钱也没多大用，于是，国王、王子们就经常向犹太人“借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社会权利的犹太人能不借吗？犹太人借出钱，能算是自愿的吗？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一书中曾经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如日中天的时候，其在奥地利的首脑也不能买房子，只能住在旅馆里。因为欧洲法律规定，犹太人不能拥有不动产。所以，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将钱借给王室的时候，条件之一就是恳请国王，允许他们在首都奥地利买一个私人用的房子。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也是自愿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所谓自愿，建立在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之上。
有钱人向穷人借钱，几乎就是强迫的，是利用权势的结果。对此，我曾经举例说，它就好比黑社会老大到市场上对商户们说：今天不收保护费了，向每个人借100元。当制裁黑社会的公权力缺乏的时候，谁敢不借给黑社会老大钱？所以，富人向穷人借钱，是欧洲等级制度的产物，它的影响延续至今。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讲述了“公债”、“国债”的后续发展状况，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主权债务，也很有帮助。对照中国的历史，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本质上的差别。中国古代社会是平民社会，借入与借出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自愿，如果有人违反规则，不愿还贷，国家公权力作为维护信用、兑现承诺的手段，就可以强制执行或施以惩罚。所以中国人会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而在欧洲则不同。比方说在等级制度下，欧洲国王向犹太人借的钱，经常就不还，或者以各种名义赖账。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利用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将犹太人驱逐出境，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这就是在等级制度下，强权者向弱势者借钱的必然——它可以运用特权而赖账。在中国古代平民社会，这种状况不会合法地发生。（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