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中外管理》2011年6月1日。
    
       近年来中国流行的“巴菲特热”，正是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弱化的征兆之一。
       震荡中的5月，集中在创业板的几宗大笔交易引人关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腾讯的马化腾从阿里巴巴的马云等人手中购买华谊兄弟公司的股票。
       “二马”之间的交易在坊间有多种解读，最朴素的说法就是一笔投资：一方买入，一方卖出。马化腾作为买方，当然是看重华谊兄弟的未来成长及其他合作机会，而马云等人作为卖方则是部分获利了结，兑现了自己过去投资的收益。
       难道中国的企业家阶层，都开始以巴菲特为榜样？
     
       一个阶层的转变
       经济学大师米赛斯在他的《人类行为学》中专门有一节讨论人类行为的时间特征，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思维方式差异主要在于时间偏好不同。因为，思维 时间=行为，每个人都要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差别在于多数人关注的是“过去的现在”，而企业家的思维是未来导向的，他们关注的“现在”不是“过去的现在”，而是连接“未来的起点”，这就是人的时间偏好差异。
       这个古老的研究命题提供了一个观察企业家行为的视角：当成功企业家较多关注其过去决策的结果之时，可能意味着他的企业家精神开始弱化，即主动承担风险的天性可能弱化。风险偏好弱化的人：爱说过去的事，抱怨身边的事，看淡未来的趋势；风险偏好较高的人：不谈过去的事儿，关注身边的机会，预测未来的结果。
       行为金融学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人的风险偏好有一条朦胧的年龄曲线：1～20岁的人尚未独立，20～30岁区间和60～70岁区间有许多类似的行为，相对独立的人生曲线为30～60岁区间，以45岁为界，30～45岁为前半生偏好创业，45～60岁为后半生偏好投资。由此推论，当企业家的投资较为频繁套现卖出的时候，可能是企业家从创新型到投资型转变的征兆，企业家的这种转变较多发生在45岁之后。我关注马云，因为他是创新型企业家的代表，相比之下，郭广昌则是投资型企业家的典范，而柳传志作为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元老，已经完成了从创新型到投资型的转身。
     
       被弱化的创新精神
       现代企业是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投资产业化、企业商品化和管理职业化。管理作为职业，抛开各种行业管理的差异性，管理职业的共性特征是经营风险，因此需要发现和培育风险偏好较高的人。企业家是风险偏好较高的稀缺资源，这种稀缺资源在股权投资产业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支持下，通过投融资市场获得了价值实现的方式。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多数成功的企业家会逐渐转变为投资型企业家，甚至完全淡出企业经营专注于股权投资，这是近年来中国出现私募投资热的主要原因之一。马云是改革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行为像他的名字一样：产业创新如天“马”行空，资本运作如翻“云”覆雨，是典型的创新型企业家。
       以他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如果淡出创新成长，将会弱化中国经济未来的成长潜能，因为在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理论中，创新型企业家才是“创造性毁灭”的原动力。近年来，中国流行的“巴菲特热”也是企业家创新精神弱化的征兆之一，因为巴菲特的成功是货币化的成功，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必须超越货币，才能追求卓越。在津津乐道成功投资家巴菲特之时，人们是在谈论着一个快乐的美国老人。至少在此时此刻，人们的时间偏好不是“未来的起点”，而恰恰是“过去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