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乡一体化的含义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城乡一体化建设有着深刻的内涵。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目的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上，强化城市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双向流动，实现资源的共享、互补和合理配置。城乡一体化的基本途径，要着重走乡镇工业园区化、农业产业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城乡一体化包含多方面内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实现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二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产业分工一体化；三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四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五是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在我国实现这种“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追求的目标。
二、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模式
城乡一体化是实现社会经济整体进步的一个有效途径。以市场为核心，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为动力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在现实社会经济中所表现的主要是城乡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变化，而其中又以人流问题最重要，是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造成人员流动的根本原因是巨大的城乡差别。综合反映城乡一体化程度和水平的一个量化指标可以用均衡城市化率。均衡城市化率是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实现过程的量化反映，是城乡经济互动并趋于均衡过程的一个基本度量值。它对于城乡经济互动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它并不是唯一的衡量因素。社会经济的发展要坚持人本原则和市场导向，推进城市化不能贪多求大，关键还是在于建立科学的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
均衡城市化率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C=lc2(1 a)n/(1-c)2(1 b)n lc2(1 a)n
其中，c当为前城市化率，大写的C为均衡城市化率，l为当前城乡之间收入差异系数（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n为实现均衡的预期年限，a为城市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b为农村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
三、国外城乡一体化的模式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
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四个重要特征：（1）工业化早期农村地权的剧烈变动，土地由地主、自耕农向资本主义的大土地所有者、经营者转移，农业经营由小农经济向雇佣制规模经营转化。（2）城市工业发展迅猛，农村无地的剩余劳动力被迫向城市无序转移，导致早期大城市人口的畸形膨胀，城市污染严重。（3）早期城市化的单一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漫长性和痛苦性。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长达几百年，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二战前），产生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一是压低劳动力价格，使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恶化，二是长期就业不足，社会动荡不安。（4）二战后，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资本主义政府对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城市工业对农业反哺以及政府对农业、农民的保护、城市规划及环境污染治理，既是城乡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缓和了城乡关系和阶级矛盾。
（二）拉美模式
拉美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是“大庄园制”，这种土地所有制缺乏效率。土地分配极不公平，缺乏土地和农村的贫困推动农民向城市被迫流动，而城市现代化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非常有限，从而造成了“过度城市化”。乡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并存，有人把这种城市化称为“维持生存的城市化”。
（三）东亚模式
东亚选择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对英法（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德（晚起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扬弃和发展，同时又是出于“赶超”战略的需要。在“官僚主导”的市场体制下确实能创造经济奇迹，政府对企业的积极干预完全可以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前提条件是政府官员拥有强烈的富国理想和过硬的业务与道德素养，民间的经济活力必须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作用。东亚的农村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东亚的城市化进程相当迅速，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如韩国城市化水平达到70%,只有了10 年的时间。由规模极小的自耕农家庭农场组成的农业结构是有生命力的，相当有效率的，并且能够维持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现在这些地区的小规模经营和对农业的保护使其粮食成本上升的压力日渐明显，但是土地平均化改革由于与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工农业生产状况相适应（尤其是在早期），从而带来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失业的减少以及社会稳定等收益要远远大于其造成的规模经济的损失。
（四）前苏联城乡一体化模式
其主要特点是：（1）农村的集体农庄制；（2）城市企业的国有制和公有制；（3）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4）为筹集工业化资金对农业低价格高征购和征收各种赋税；（5）优先发展重工业，置轻工业、农业于从属地位；（6）经济布局分散，力求“大而全”、“小而全”。客观地讲，前苏联模式工业化早期有些特点如强调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对国外技术、设备的引进和对科技的重视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只是到后期原有的经验被过分强调而变成了发展的阻碍，又没有进行适时的合理正确改革，从而最终导致了失败。
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的探索
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可分为改革前的“政府推动型”和改革后至今的“乡村推动型”两种模式。在早期模式中，由于城乡商品交易几乎断绝，乡村人口固守农业甚至粮食生产的产业结构，城市偏向政策、逆城市化的政策等，使城乡在地域、生活方式上形成了二重社会。改革后，“乡
村推动型”的城市化道路，乡村工业以乡镇企业为载体得到了飞速发展，结果使完整的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分成了两个步骤，首先是实行职业转换，即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非农化；然后实现地域转换，即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实现城镇化。在改革初期这种城市化模式具有非常现实和合理的意义，但也就造成了非农产业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分离，小城镇人口规模下降、规模效益低下、生活质量差，乡镇企业布局分散、侵占耕地、环境污染、成本高效益低，大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比重下降、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削弱等一系列问题。
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当前面临着旧中国的贫穷落后、解放后工业化政策失误造成的沉重历史包袱，人口膨胀、人均资源匮乏的“低水平陷井”，尚存旧体制的束缚，体制转轨的高成本，外部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竞争压力等多种短期不能消除的客观不利因素。我国多元不平衡结构的消除，城乡差别消失，迅速的城市化，完全充分就业，共同富裕，政治上的充分民主等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像韩国等小国一样迅速实现高城市化水平。
我国工业化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现实而又理想的体制选择，只能是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政府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尽管这种体制仍存在不可克服的问题，“市场”与“计划”相互校正，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检验，甚至可能是“完美结合的幻想”。中国对现代市场体制的坚信不疑而又深刻洞悉其历史局限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关于城市布局的总体设计、乡村农业生产的区域分工、小城镇的规划、乡村科技推广等可由政府计划和投资，而产品、生产要素的流动则可由市场去调节。
在城乡各自的改革和发展中，城市经济的改革、发展和乡村比起来又不得不占首动和主导的地位，这是由城市化历史的一般规律、我国“效率优先”原则、城市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和乡村的相对落后决定的。因此，这就要求以对城市国有经济的企业制度进行改革、改组、改造和发展以及大力扶持非国有经济发展为契机，优先发展大中城市的现代化工业和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带动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同时在农村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使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对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进行股份制等产权明晰的改制和其他经济扶持，并以此为经济基础，对乡村进行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综合的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建设。
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发展经历了高效率的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基础设施、第三产业、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这样一个符合工业化规律的自然演进过程。蒂默教授从西方农业演进的过程中，也认为农业的发展经历了劳动者农业生产率的上升，农业支持工业，工农经济一体化和工业反哺农业和保护农民四个阶段。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效率的落后和工业生产的重复过剩以及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其产业结构是不正常和极不合理的。张培刚先生早就说过，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另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吸收农业劳动力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工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其自身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同样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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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熊艳（1979—），女，四川宜宾人，乐山师范学院旅游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基础经济理论和城乡经济互动研究；罗洁（1980—），女，四川彭山人，乐山师范学院旅游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会计与经济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