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劳动能力和资本效率的提高促使企业生产率跃升，从而导致两大层面的“AI分歧”：第一层，机器对人类劳动的替代并不导致就业岗位的绝对消失，而是引起就业结构的改变，即大量中间技能岗位流失、劳动力流向高技能和低技能的服务业岗位，形成“就业极化”现象；第二层，高技能劳动者集聚的创新城市将获得更多的资本投入、获得更高的经济产出。但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即在产业转型和城市演变的背后，是否隐含第三层“AI分歧”——重构国际分工体系与国家间竞争格局。

    冲击南北贸易

从发展态势来看，这个第三层“分歧”已经显现，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迹象。

一方面，制造业岗位减少对南北贸易产生冲击。

人工智能使有规律可循的劳动力替代成本大幅降低，这在制造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两大改变：在国内，无法遵循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工业的发展路径；在国际贸易中，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消失，无法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

这两大改变将导致劳动力直接转移至人工智能无法覆盖的服务业，使中低端的服务业外包成为南北之间的重要贸易方式，并进一步降低南北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或将更为盛行。

当前，无论是从生产总值还是从生产效率来看，美国制造业都堪称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之一，但2017年美国制造业岗位比2007年少了140万个。其根本原因在于，制造业工人工资及福利水平太高，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自动化和机器人领域，替代了工人岗位。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强国，未来美国制造业工人被取代的工作机会将会更多。这将深刻影响美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政策。

另一方面，巩固先发国家的主导地位。

占据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考虑到人工智能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人口优势是国家强弱分化的关键：在人口基数更为庞大、各类交易数据更为丰富的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更容易得到发展。同时，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入也会有一定的资金优势。

基于这两点因素，虽然日本、德国等科技大国也在加紧布局，但中美两国无疑已经站稳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第一梯队。不仅如此，人工智能产业还具有强大的“经济赋能”作用。根据麦肯锡的预测，作为行业领导者的中美两国可以进一步加强在资本、技术方面的优势，并获得20%至25%的额外经济效益，而跟随者仅能增加5%至15%的经济效益。

    调整战略政策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的相关技术和人才是未来国际贸易的重要对象。同时，各国有可能出台相应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国际条件下，凭借生产补贴、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历史证明，在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程中，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有效的。20世纪70年代，9个欧共体国家政府大量补贴商用航空器“空中客车”的研发经费，提供出口信贷，使其市场份额从1970年的3%迅速提高到1979年的30%。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空客公司已经可以直接挑战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1976年，日本针对半导体产业启动了为期4年的“更大规模集成”项目，核心内容是政府供给或协调公共产品，包括研发经费和技术培训，并实施价格控制、国内市场准入限制等。最终，成功使日本在1985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半导体市场，并于1987年占据了近一半的全球市场份额，一举超过美国的39%。

美国一直处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前沿，并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研发促进机制。但是，特朗普政府在2018财年的基础科学和研究预算为43亿美元，仅为2016年的13%。由此，越来越多的国际一流科技人才开始流失，并前往中国寻找机会。这无疑是中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契机。

当前，中国已有15个省市发布人工智能规划。上海将人工智能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为推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包括补贴政策、人才政策、集群政策等22条实施办法，将对国际一流科技人才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有助于人工智能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上海发展、完善产业链。

但也要看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有可能加剧国家间的竞争态势。去年，美国国防部创新咨询委员会主席施密特曾提到，如果美国不在人工智能领域采取更多行动，它将只能“在未来5年保持领先”，然后就会被中国“以极快的速度”赶超。这也是美国针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的一个重要背景。面对种种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沉着应对、练好内功，按照中国经济的节奏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规律积极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