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世界各国的经济前所未有地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而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又互相影响。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引起人们日益强烈的关注。
经济竞争力是指生产经得起国际市场检验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使本国国民享有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经济竞争力事关国家的经济安全，要保持和创造一国的经济竞争力，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作用日益突出。
国家直接指导产业活动的干预措施称为产业政策，指导对外贸易的干预措施则称为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常常是互相分离的，由不同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来制定和实施。然而，如果贸易政策失误，可能使民族产业在外国商品和服务的冲击下遭受严重挫败，危害国内产业的发展，削弱本国的经济竞争力；片面强调发展民族产业，对民族产业的过多补贴等措施，也会影响本国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交往的正常进行。由此看来，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在某些部分有重叠和交叉。
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重叠提出了一系列政策问题。由于全球化趋势加强，经济主体（企业）把全球看作一个保证投入、加工、制造和销售最终产品的互相关联的整体。因此需要把战略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看作是支持本国公司参与全球竞争的两大互相增强的支柱。虽然经济全球化、贸易商品的高技术化和跨国公司经济作用的增强对当前政府的作为有所限制，但这些因素同时也为国家以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进行干预提供了新的刺激和理由。
一、产业政策理论
产业政策是指鼓励特定产业的国内干预。产业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不同。宏观经济政策例如税率、利率政策等，通常并不区分公司和产业类型。产业政策的目标只是经济中的某些部门。产业政策措施例如研究与开发补贴、减免税优惠、优惠贷款和信贷分配等，其目标是特定的公司和产业。
产业政策已有很长的历史。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如李斯特和汉密尔顿在面对英国制造业的支配地位时寻求国家干预，以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与我们的问题有关的产业政策理论可以分为三类：技术传递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尽管这些理论互有重叠，它们还是为产业政策提供了不同的理论基础。
1.技术传递理论。技术传递的理论认为，即使资本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技术跨国界的流动也是不完善的。国家干预需要确保有关产业中本国公司的“技术首创者优势”或使本国企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高新技术。
一种理论认为（注：Jeffrey A.Hart,and Aseem Prakash, Strateg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ies: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e World Economy,May, 1997,Blackwell Publishers Ltd.pp.459.），在高技术产业中，高新技术的首创者开发了处于领先地位的成果，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这种高新技术很难在别处再生产，这可能是由于其技术很难模仿，也可能是由于开发这种技术非常昂贵。为确保或尽可能维持市场支配地位，就须确保和维持技术垄断地位。因此与特定高技术产业相联系的一套核心技术很难跨越国界而流动，并且只有与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公司的市场战略相一致时才会流动。由于技术跨国界的流动不完善，一国要有自己的高技术产业就必须以产业政策来支持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另一种说明国际贸易和产业政策作用的理论是动态贸易理论。（注： Gerhard Fisch, and Bernhard Speyer,TRIPS as an AdjustmentMechanism in the North-South Trade,Economics,Vol. 55/56, 1997,Tubingen, pp.88～92.）动态贸易理论引用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通过现实的动态竞争解释对外贸易。一项创新赋予所谓先驱型企业家暂时的垄断地位，随时间的流逝，竞争者通过模仿使这种垄断地位不断削弱。由于采用新产品和新生产工艺，老市场遭到破坏，而新市场和创新者的竞争地位得以建立。动态竞争的基础是先行者和后来者的相互作用。一国的比较优势不是像通常假定的那样，由外部因素给予，而是由竞争刺激和制度环境所决定，由寻求和学习过程所赋予，因此比较优势一部分是内生的。根据这种理论，贸易主要由技术进步决定，这又反过来提出了技术进步的必要性和技术进步条件的差别的问题。按照国际贸易的技术差距模型，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各自的技术可利用程度存在着差异，这可以用来解释很大一部分南北贸易。创新公司（和国家）拥有暂时的垄断地位，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避开纯价格竞争。然而，以技术领先地位作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由于后来者的模仿而受到限制。一旦失去技术优势，贸易方向和结构就由传统的外贸理论来解释，例如由不同的要素比例来决定。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贸易的结构依赖于模仿的时滞。模仿滞后的时间是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它决定了创新者能够从创新中获得多长时间的超常利润，因而决定了它对创新者有多大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决定了后来者什么时候开始参与从创新中获得利润。模仿的时滞代表着调整过程的时间的长短，所以从竞争的观点来看有特别的意义。而模仿滞后时间的长短不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它本身是企业家活动和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
传统贸易理论假定市场是完美的，价格机制功能良好，要素流动也是完善的，因此调整在一瞬间发生并且没有成本。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动态竞争的贸易理论模型认为存在着深远的调整过程，调整既不是瞬间发生的也不是不费分文的。从竞争性国际贸易的观点看来，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带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在某个国家里，公司的专业化不仅反映了它们自己的调整行为，也是对其贸易伙伴的反应，贸易伙伴的行为又成为它们进行调整的框架和刺激因素。
调整的成本和调整的时间这两个方面特别重要。调整的成本包括新的投资、再培训、重新配置资源以及社会成本等。技术领先国要开发新技术去取代那些被后起者模仿的老技术，但新技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需要付出努力和代价。从竞争的观点看，“转变的能力”是企业内部进程的结果，它受到企业家和政治力量互相作用的影响。创新是广泛的研究努力的结果，创新和新产品采用之前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如果技术进步是内生性的，如果技术知识的分布对国际贸易型式是决定性的，自然而然提出的问题就是，公司把自己的资源用于研究和开发，其动机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推动公司从事研究最主要的动力是来自创新的超常利润的前景，对超常利润或“先驱者”利润的期望是技术进步的前提。
当前，在标准化商品和高技术商品两方面的竞争都很激烈，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以模仿为基础的追赶的成功已经影响到工业化国家调整的能力和意愿。要维护其技术领先地位，创新国家不仅依靠保护主义。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必定迫使公司作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去从事研究与开发，试图缓解竞争的压力；公司也倾向于把研究与开发的成本“国家化”，把负担转嫁给一般公众。因此，国家扶持高技术产业的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增强。有关各方企图减轻公司因为模仿时滞缩短而遭受的压力，因此迫使国家产业政策的预算增加。增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是十分艰苦的工作。一般而言，技术竞争越激烈，研究开发工作效率就越高，也会有更多的改进区位优势的努力。因而它也导致更经常地利用产业政策等手段。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发展中国家也运用产业政策工具力图缩短模仿的时滞，这包括以产业政策支持本国形成吸引外国技术的基础结构；也应用产业政策工具来开发高新技术，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2.结构主义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强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的差异，尤其是经济权力在各国之间分布的差异。霸权国家，通常拥有最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例如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制度、稳定的货币秩序等方面有自己的利益。但是维持对霸权国家有利的国际经济制度并非没有代价，这同时就会对该国利益的扩展形成某种限制。举例来说，如果贸易以美元标价来进行，美国就从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的发行中获利。但这同时也意味着美国要为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承担更多一些责任。
非霸权国家一方面通过多种措施保护本国公司免受国际竞争，另一方面通过促进出口和向世界其他地区投资而获得自由贸易和国际货币制度的好处，它可以利用自由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制度的好处，获益较多而花费的代价不大。如果它们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增强其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就能增强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导致霸权国家的经济相对衰落。简要地概括结构主义的结论就是，产业政策是非霸权国家可以挑战霸权国家强权的一种方式。
而当霸权国家面临本国经济相对衰落，它们也开始以一种进攻性方式采取行动，使用与主要竞争者相同的产业和贸易政策，如此行事，则损害了它们早先建立的自由经济制度和秩序。这样，结构主义者解释了非霸权国家和霸权衰落的国家两方面都实施产业政策，这成为国家之间更广阔的经济竞争过程的一部分。
3.制度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关注的焦点是国家和社会制度差异的历史根源，及其对本国公司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它们阐明了某些制度配置如何系统地阻碍进口和阻碍吸收外国投资，因而保护国内公司免受国际竞争。尤其是它们比较了美国体系与日本体系，美国体系相对开放，而日本体系则相对封闭，并且具有不同寻常的工商业与政府的协调合作和产业结合，这种差异为日本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创造了优势。
技术传递的观点提供了国家干预高技术产业的原理。我们着重讨论这一观点。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很大，包括投资于固定资产和投资于组合证券的各种投资；贸易商品高技术化，高技术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高技术可能凝结在最终产品里，也可能用于生产过程。贸易商品的高技术化形成了国家干预的刺激因素，国家致力于在国内发展关键技术，以促进本国公司能够适当地和及时地进入这类技术领域。发展中国家则可通过产业政策创造条件，从跨国公司那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促成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以实现赶超目标。
二、战略性贸易理论
斯密论证了基于绝对优势的国际贸易。李嘉图进一步论证了基于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的国际贸易，他强调要使贸易发生，各国不需要具有生产不同商品的绝对优势。赫克歇尔和俄林也肯定了比较优势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虽然比较优势从贸易和专业化中创造了利益，但这种利益在各国之间不是同等分布的。战略贸易理论家提出某种形式的国家干预可能转移这种利益，在某种情形下，使这种利益从外国公司那里转移到本国公司。（注：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介绍，可参阅王建伟：《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载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162～1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布兰德（Brander）和斯潘塞（Spencer）提出在不完全竞争和有超常利润的那些产业中，补贴能够把全球利润转移到本国公司，如此则利润的增加超出补贴。因此，从总体上说，国民福利有一净增加。克鲁格曼给出了一个应用战略贸易理论的假设的例证。（注：Paul R.Krugman,"Is Free Trade Pass�?",Economic Perspectives,Fall,1987, pp.131～144.）设想某种商品既能由美国公司也能由欧洲公司来进行开发。如果由任何一家公司单独开发这种产品，它能够赚取足够利润；然而，如果两家公司都企图进入市场，开发成本就足以大得令两家公司赔本。哪一家公司能实际进入市场呢？如果欧洲政府补贴它们的企业，或者保护国内市场，它们就可能确保欧洲公司的进入，而阻止美国公司进入，因而也确保欧洲，而不是美国得到垄断利润。战略贸易理论因而可以推导出，在收益递增、技术具有外在性以及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自由贸易不是必须的和理所当然的最好的政策。
战略贸易理论和产业政策的技术传导理论结合起来，为战略贸易与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国家通过贸易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支持高技术产业。国家的目的是维持和提升关键产业的国内技术基础和开拓高技术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因而使本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其特征是关键产业有超常利润，这样同时也就创造了外国公司直接投资于该国的这类产业的刺激因素。
三、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逻辑
有些学者认为战略贸易和投资政策是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快速工业化的关键。这些学者提出日本遵循一种分阶段的工业发展过程。在第一阶段，日本公司在技术开发和生产成本两个方面都处于劣势。面对国际竞争，日本保护国内公司，手段是进口壁垒和限制使用外资，国内市场是封闭的。如果不限制外资进入，外国公司将通过建立当地的子公司而跨越进口壁垒，外国公司在一国产业起步时进入该国，可能影响该国技术基础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实行的进口替代模式形成对照，日本激烈的国内竞争确保了国内公司不会成为骄傲自得的寻租者。
在第二阶段，日本公司借用国外技术来弥合技术差距，国家因而放松进口限制而继续限制使用外资，国家也通过特许贷款等措施把国家支持与出口效率联系起来而鼓励出口。这样在国内市场上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内公司逐渐面对国际竞争。
在第三阶段，日本生产者不再害怕外国竞争者而建立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它们现在通过出口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外国市场。随着日本跨国公司的国际扩张，日本的零部件制造商也随着主要的制造公司进入各个外国市场。由于主要的研究和开发能力仍然是在日本，其他国家的公司为自己难以获得关键的日本技术而烦恼。
日本的政策已经改变了当代经济竞争的博弈，它引起其他国家强烈的模仿的热望。这种情形可以以一种囚犯的两难博弈（注：对于囚犯的两难博弈的介绍，参阅尹尊声、海闻：《技术管理：开发与贸易》， 221～22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的形式加以理论化。假设A国正在争论是否干预一项战略性产业，它面临以下的决策结构。
表1 干预的博弈
A国 干预 不干预
B国
租金在A国与B国之间分享 所有租金由B国独享
干 预 (a,b) (e,0)
不干预 所有租金由A国独享 租金在A国与B国之间分享
(0,e) (c,d)
假定（1）e＞c和e＞d；（2）a,b,c,d和e＞0；（3）c＞a和d＞b。对B国来说，对自身的不足进行干预，是有利的，无论A国是干预（a＞0）还是不干预（e＞c）。相似地，对A 国来说实行干预战略也是有利的，而不管B国是进行干预（b＞0）还是不干预（e＞d）。这样两国都进行干预，其结果并不是最优，因为两国都为干预而支出。如果双方都不干预，则总体上可有更优的结果。
四、对于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批评
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有些学者将近年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成功归功于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也有人把它归功于低工资和低通货膨胀，快速仿制竞争者的产品和工艺技术，高国内储蓄率（因而能够有低利率和高投资率），以及货币汇率的低估。
战略贸易和产业政策也受到规范的、实证的等许多方面的批评。
1.规范的批评。集中在它把太多的权力给予国家的危险。（1 ）古典的自由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应该防止国家在新的领域使用其权威，除非没有其他方式来解决市场失效的问题。他们特别质疑需要国家干预来增加经济福利的观点。可以考虑这种情形：国家确定了一系列战略产业，对它们提供出口补贴。如果这些战略产业竞争同样的稀缺资源，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支持就抬高了稀缺资源的价格，并且影响产业利润。再进一步，如果股票也成为国家政策的目标，那么这种干预将会扭曲有利于稀缺要素的收入分配过程。如果是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贸易有利于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从劳动充裕的国家的出口有利于劳动提供者。这里，贸易是自然的比较优势的反应。但是，如果国家通过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创造比较优势，贸易现在可能有利于相对稀缺的要素。（2 ）只有在其他国家不会提供相应的对其国内公司和产业的支持作为报复的情况下，战略贸易和产业政策才能促进某一国家的利益。如果这种报复发生，那么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所指望的相对所得就可能是不现实的。（3）特殊利益集团将会滥用政府干预的意志。公司像理性的个人一样，具有把自身的问题外在化的动机，以避免痛苦的内部改组。这些公司因而指望依靠院外活动争取国家支持，因此很难区分战略干预与非战略干预。
2.实证的批评。人们也从实证角度对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提出质疑。（1 ）认为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与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或进口替代政策相似，鼓励寻租和导致资源配置不当。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很难确定哪些产业是战略性产业，部分原因是很难衡量某一产业的外部性，对于某一产业的外部性缺乏可靠和客观的衡量标准。选择战略产业的经验基础是不可靠的，所以，确定战略性产业时，就很可能是政治标准而不是经济标准。（2）要使战略贸易和产业政策仅仅有利于本国企业，也要求清楚地区分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但是，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常常很难区分本国公司和外国公司，也就是很难分清“我们”和“他们 ”的界限。（3 ）战略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创造国内的技术供应结构。如果技术不跨越国界流动，它就能继续作为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技术创新方面也在出现一些新的制度安排，例如企业之间的合作研究和技术交流协定，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协定等，通过这些形式的技术跨国流动正在增加。这样，国家通过产业政策给予某些企业的补贴就可能流入外国公司。
3.其他方面的批评。有关学者指出，有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而只有某些类型的市场经济适合于进行战略干预。过去美国很少进行战略干预，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念和制度有重大的影响。而在日本，新古典经济学的理念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大的影响，日本在发挥国家干预的作用时，面临的反对比较少。另外，战略贸易与产业政策并无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效果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滞之后才能见到。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要求企业对政府有长期的信任。但是，如果政府换届，产业政策的重点就可能发生变化。
五、结论
关于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理论，阐明了国家干预市场进程的动机。它在政治上是有吸引力的，对国际政治经济也在发生着影响，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例如，欧盟通过促成一系列高科技项目来促进欧洲的高技术产业，以确保欧洲在关键技术及其产业方面不致于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美国也有相似的例子。1993年，由克林顿总统亲自挂帅，副总统戈尔直接分管，在全美国开展了一场新型汽车攻关大行动，参与的机构有美国能源部、商务部、运输部、国防部等，还有美国众多名牌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军事、航天部门的若干国家实验室。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也以合作者身份参加。其基金由联邦政府和工业界共同提供，目的是要使传统的汽车，转变成为高新技术产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确保美国经济的地位。
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一种刺激，使有关国家可能采取进攻性行动。它对国际经济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经济全球化形势下，许多国家竞相干预大致相同的一些关键产业，这已经和正在造成经济和贸易摩擦，成为经济和贸易摩擦的生长点之一。
其次，通过产业政策进行以邻为壑的破坏性竞争，其目的在于挤垮竞争对手，获得新的比较优势。由于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和开发费用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代价将十分高昂，可能造成资源严重浪费。这要求发展新的国际协调手段和机制，防止代价高昂而又没有实效的竞争性干预。这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旧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要求各国进行合作性竞争，呼唤合作性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
最后，它再次激发了关于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争论。国际贸易的理论和现实均已说明，完全竞争不能产生社会所期望的结果。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中，一个国家的竞争地位较少地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秉赋而更多地是公司和政府、公司之间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司和政府之间的战略性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依赖政府干预来发展经济，但现在，也正是发展中国家正在更多地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经济。许多国家正是在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时期待国家的新作用。
总之，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所激发的既有更多的政府干预，也有对于市场竞争的更多依赖。这样，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论战，一方面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调整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以促进本国人民的福利；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滥用战略贸易和产业政策手段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