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天，《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杂志由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妇女研究研究中心创办。10年后该杂志就确立了其在女性主义教学、研究和学术方面的领先地位。20年后，它已经成为国际女性主义研究的一本重要杂志。本文力图总结该杂志在编辑群体的成长、发展、编辑思想及实践，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对杂志水平和主题的影响，以及语言、出版、发行等方面的经验，以考察其迅速成为一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女性主义学术杂志的原因。这对中国女性主义研究杂志，如何关注和吸取国外同类杂志成功的经验，反映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性别研究，并提升国际影响力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杂志编辑群体的成长发展，一以贯之并不断提升的编辑思想及实践是杂志走向国际的人力和思想保证
    （一）本土编辑群体的成长。作为编辑活动的主体，编辑群体的专业研究水平、能力、视野的提高和拓展，对一个杂志的持续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可以更好地坚持和扩展期刊的理念、风格，提高鉴别和评价稿件学术价值的敏感和能力，以及对一些重要的议题、栏目和专刊的敏感、把握和策划能力。可以说，《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杂志的成功，与其本土编辑在国内和国际女性主义学术界的不断成长是分不开的。与欧美女性主义研究相比，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起步较晚，1985年，该杂志创刊时，当时编辑咨询集体的34个成员中没有一个人是教授。随着澳大利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女学者数量的不断上升，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水平的提高、研究领域的扩展，10年后杂志的本土编辑群体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成长，其编辑咨询集体已经有科拉·鲍多克（cora Baldock）、安妮·爱德华兹（Anne Edwards）、罗斯玛丽·普林格尔（Rosemary Pringle）等10余位教授。不仅如此，该集体中的一些成员如朱迪斯·艾伦（Judith Allen）、赫丝特·爱森斯坦（Hester Eisenstein）和斯尼亚·冈诺（Sneja Gunew）相继在国外获得了教授职位——朱迪斯和赫丝特是在美国，斯尼亚则在加拿大。[1](Pv－vi)多年后，这些更为国际化、资历更深的前成员重新加入了杂志的编辑群体，不仅进一步壮大了编辑群体的力量，也有助于扩大编辑群体和杂志的国际视野和国际联系。目前，该咨询委员会共有成42名委员，除两名新西兰、英国成员外，其余40位全是澳大利亚各大学、各学科的女性主义代表人物。[2]其中女性主义哲学家如玛利亚·盖滕斯（Moria Gatens）和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不仅是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编辑群体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国际化趋势。《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自创刊起，就立志成为在澳大利亚和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知识分子女性主义杂志，与这种雄心和努力相适应，20多年来，该杂志努力扩大其国际视角，杂志的编辑群体也呈现出了越来越强的国际化趋势。目前，其咨询群体虽以本土编辑为主，但已经有两名英国和新西兰的成员。杂志还有国际通讯编辑6位，分别来自荷兰、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的各大学。[2]国际女性主义研究专家和学者加入到杂志的编辑群体之中，并亲自撰稿、荐稿、审稿，组织专刊论文，对国际稿源的组织、论文审阅和质量把关做了大量工作，帮助期刊完成了很多国内条件下难以实现的目标，对稿源、读者的国际化，以及期刊迅速从本土走向国际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得益于此，杂志也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非澳大利亚作者的论文以及专刊，将读者从俄罗斯、瑞典、丹麦、荷兰、波兰、德国带到欧洲的爱尔兰、意大利、希腊，非洲的津巴布韦，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和古巴，从中国、日本带到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太平洋群岛和新西兰，[3](P5)显示了杂志分析和讨论范围的一个世界性的延展。
    （三）编辑群体对杂志本土与国际化关系的认识、承诺、行动。从全球到地方的旅行是杂志创刊时就确立的一个基本轴线，但是编辑们认为，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每一个都存在于另一个之中，两者是相互蕴涵的。[4](P148)一方面，“向全球读者提供一个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学术、争论、批评和积极发展的论坛。同时，也想向占据优势的澳大利亚读者介绍一些其他国家出现的最具理论性的令人激动的女性主义研究。”[4](P148)在杂志创办之初，尤其是处于南半球的巨大的时空距离，“将其他国家的女性主义研究拿回国内出版必然意味着相当多的旅行”[4](P148)。1986年，在美国新闻处的邀请下，苏珊·马格瑞（Susan Magarey）对美国妇女研究中心等机构进行了游说之旅，在返回国内的时候，她获得了大量的承诺，即同意在《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例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伯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文，那时，此文仅仅在《社会主义评论》1985年第80期上发表过。经授权后，发表在1987年第4期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上。就这样，不仅向澳大利亚读者介绍了国际上最新的女性主义研究成果和动态，杂志也很快吸引了欧美女性主义学者的关注，不久，美国的出版物中引用该杂志文章的数量越来越多。在女性主义学术和全球的双向传播和互动中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从而成为“一份送给关注智力变化的整个世界的一份礼物”[5](P279)。2006年，新任主编玛丽·斯庞波格（Mary Spongberg）说：“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是一本具有多种面向的综合性杂志，我们希望保持前任编辑对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的不同范围、领域的兴趣，并继续在全球层面上提升、促进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术。”[5](P279—280)20多年来，该杂志尽管出现编辑群体的变化和出版地点的转移，但是，编辑群体对杂志本土与国际化关系的认识、承诺、行动是一致的，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这种承诺，这是杂志能从本土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二、注重与国内外其他期刊以及作者、读者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利于杂志拓展国际视野，培育壮大国际读者群
    创始编辑苏珊·马格瑞曾得到堪培拉《劳工史》杂志的编辑埃里克·弗瑞（Eric Fry）、约翰·梅里特（John Merritt）；伦敦《历史工作坊杂志》杂志的编辑安娜·戴文（Anna Davin）和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以及位于华盛顿的《女性主义研究》杂志的编辑玛莎撒·维西鲁斯（Martha Vicinus）和克莱尔·缪斯（Claire Moses）的指导和富有建设性的建议。[4](P147)在广告方面，该杂志还与《社会性别与教育》、《符号》、《女性主义与心理学》等国际知名的女性主义杂志相互合作，扩大交流，每期都刊载这些女性主义期刊的最新目录、专刊约稿信息、订购信息等，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最新的女性主义学术动态和最新的研究信息，也有利于扩大女性主义学术期刊编辑群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开阔编辑的学术视野。
    在杂志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尽管存在女性主义内部的世代交替，但杂志主编、编辑一贯注重与作者交流沟通，并尽力在论文审稿、评价中“使自己对提交论文的评价具有建设性，对作者尽可能地有帮助，甚至对那些最终拒绝发表的文章也是如此。这个工作比仅仅做一个判断或转送出去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耐心”[4](P148)。2005年6月，由于杂志创始编辑苏珊·马格瑞、苏珊·谢里丹（Susan Sheridan）退休等原因，杂志创办从阿德莱德大学转移到悉尼的麦考瑞大学，这个变动不仅标志着该杂志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也标志着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内部一个重要的世代交替。新任主编玛丽·斯庞波格在“编辑前言”中说：“在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共同体中，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也都受到了其智力培育并感受到编辑部温暖的好客之情。我们仅仅希望效仿苏珊等人提供给我们所有人的慷慨无私的指导以及温暖的鼓励。……我们才开始意识到，鼓励年轻学者并给予其支持，同时以其创新、严格的学术特点和富有建设性的、鼓舞人心的批评保持其作为一本具有国际声誉的杂志，能持续创办20年，一定是多么富有挑战性和消耗时间的事情。”[5](P279—280)杂志的编辑群体在学术研究之余，还抽出时间对审阅的稿件进行详细点评，启发作者认识自己研究的局限和不足，这种重视作者、重视在学术上与作者的互动交流，对于培育女性主义学术群体，提升女性主义学术的整体研究水平是很有帮助的，也拉近了读者、作者与编者的距离和感情，对于杂志的持久健康发展是很重要的。
    杂志的栏目设置也充分体现了以读者为本、为读者服务，与读者沟通交流的目的。国际著名的女性主义学术刊物，均设有“编辑前言”、“导论”等栏目，尤其是在一些主题刊期或专刊之中。“编辑前言”一般由主编或者专刊编辑撰写，或者是介绍、回顾、展望杂志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有什么新的思路和举措，杂志在刊期和出版方面的变化；或者就本期论文的特色、内容进行介绍，阐述刊载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导论”则由策划、编辑主题刊期或专刊的特邀编辑、国际通讯编辑等撰写。这类文章的专业性更强，会介绍发表专刊的缘起、相关研究的国际国内现状、线索以及编辑对相关研究的评价，本期论文的价值和特色。有很强的研究信息介绍和导读价值，对世界各地的读者有很大的引导作用。《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杂志也设置了这类栏目，非常便利于国内外读者了解国际或者澳大利亚本土女性主义研究的重大进展和研究线索，以及具体研究的价值和特色所在。其次，书评栏目的设置也是如此。书评是该杂志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书评中，除对近几年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相关图书进行推介和评价外，对英、法、美等国际图书的推介和评价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有时甚至占到书评篇目的2／3以上。这不仅扩大了澳洲本地读者的视野，有利于他们迅速关注和了解国际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些最新研究动态和进展，也有利于澳洲本地女性主义学术的整体培育以及缩小女性主义学术之间的差距。再次，讣闻（Obituary）也是该杂志栏目设置的一个亮点。主要是纪念刚逝世的澳大利亚各个领域的女性主义者以及与女性主义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女性，同时介绍其生平、从事的活动、著述。不仅对逝者表达了哀悼和敬意，同时也为读者描绘了一个详细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地图，利于读者尤其是国际读者了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术发展的脉络。
    三、女性主义学术水平的全面、整体提升是杂志走向国际的重要支撑
    20世纪60年代末，当妇女解放，随后更为广泛的“第二浪潮女性主义”出现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许多追随者是在校大学生、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学术界人士很少。进入70年代后，尽管澳大利亚的女性主义常常被视为是一个单一的、过分简化的、完全不复杂的整体，但是，在女性主义历史、社会、哲学领域学者的开拓性努力下，在澳大利亚学生行动主义的推动和支持下，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显著的增长。80年代初，大多数的大学和一些高等教育学院开设了女性主义研究课程，选修妇女研究课程的学生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澳大利亚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在阿德莱德大学成立，苏珊·马格瑞被任命为妇女研究中心的主任。尽管所有这些活动蓬勃开展，但是，毕竟本地的学术基础非常薄弱，尤其是妇女和一般意义上的性别长久以来在澳大利亚社会科学中处于无形的位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主要模式仍是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们阅读海外尤其是美国、法国和英国的理论、争论，然后依据澳大利亚的资料、关注和知识传统来讨论这个“海外”的理论。[6](P19—20)也正是在8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者开始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尤其是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和法学研究中，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术在世界学术争论中受到了国际性的关注。例如，女性主义哲学家玛利亚·盖滕斯和伊丽莎白·格罗兹等人开始接受伊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思潮，并借鉴了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福柯等人的观点。后结构女性主义开始在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术界占有位置。[7](P63)因此，澳大利亚女性主义也往往被认为是“法国女性主义的支流”，或是“新的法国女性主义”。但是，澳大利亚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并不是一味接受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她们从法国引入的观念建立在本土分析的基础之上。1987年夏，《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第5期发表了由特邀编辑伊丽莎白·格罗兹、朱迪斯·艾伦组织的一批具有开创性的文章，这些文章调动从法国女性主义作者处改写的概念，构成了对于身体、包括肉体女性主义（corporeal feminism）的新的思考。1988年，英国女性主义者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在对该杂志最近几期内容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强调精神分析理论和语言的首要性的新的女性主义学术不是“新的法国女性主义”，而是“新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4](P149)，她们对身体的重新思考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本土生长的和输入的一起成为一个有影响的输出”[4](P149)，在“女性主义和身体”刊期之后的10年里，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女性主义哲学学派。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以其复数的女性主义，意义、价值的多样性，复杂的特异性在国际女性主义中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国际间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杂志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全面生动地展示了处于迅速上升期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术发展的轨迹、重要关注和争论，不仅发表了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的传统强势学科——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文学、哲学等——前沿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成果，也发表了大量新兴的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跨国研究、身体研究、原住民研究、女性主义科学、宗教研究等领域的优秀作品，呈现了当前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术所达到的丰富性和广泛的范围。杂志编辑将“地方”视为全球中的一个关键性元素，非常重视呈现澳大利亚本土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对原住民的研究。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原住民在整体上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对这个“巨大的澳大利亚沉默”群体的讨论的进行，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并修正澳大利亚历史。[8](P5)2000年7月，阿德莱德大学举办了“‘接触地带’内的性别”这一学术会议，杂志2001年第34期即是收录这次会议论文的一个主题刊期。原住民澳大利亚学者艾琳·莫顿·罗宾逊（Aileen Moreton Robinson）的研究显示了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主体位置的持续优势如何从过去延续到现在，以及非原住民女历史学家在殖民关系中与其殖民祖先的同谋关系。此一主题刊期中就有几篇文章以白人作为她们的分析对象，非常具有创新性，同样也广泛地呼应和证实了艾琳·莫顿·罗宾逊的观点。正是这一类的研究，使得很多女性主义者包括主流史学界开始对差异政治变得敏感，也使得澳大利亚历史写作的议程渐渐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杂志也积极呈现了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术在一些传统和新兴领域的前沿性探索，引发了比较广泛的国际关注和回应。例如，20世纪90年代，医药、技术和科学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者处于前沿地带，考证和质疑了这些变化及其对人的身份、身体和女性主义的影响。1999年第29期由伊丽莎白·威尔逊编辑的“女性主义科学研究”，提供了女性主义科学研究领域最新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些文章批评了20世纪末科学探索前沿地带的种种假定：人类基因组计划、人工智能、可视人体计划，同时也提出，轻易地接受“肉体女性主义”观念的女性主义者要重视“肉体”与生物学、物质、材料、所指（指涉对象）相结合／衔接所带来的挑战。相比之下，在这期杂志发表的10年之后，中国的女性主义科学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出现了一些对西方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翻译和介绍，“在有限的研究工作中，从参与研究的学者来看，几乎都是海外学者，而中国大陆本土的研究者介入的很少。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是从技术的发展来分析其中隐含的性别权力关系，而诸如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女性生存状态、重大科技事件中的性别差异等问题还没有涉及并深入地展开。”[9]正是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者在传统和新兴学术领域的积极介入和前沿性探索，架起了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术与国际女性主义学术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扩大了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术在国际间的声音和影响，这也成为了该杂志走向国际的一个巨大的支撑。
    四、语言的显在优势是杂志走向国际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澳大利亚作为英联邦成员国，其母语为英语，这是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学术相比于其他非英语国家的一个显在优势。因此，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其语言方面的优势，《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的编辑群体、澳大利亚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学生对英国、美国、印度及欧洲等一些讲英语国家的女性主义研究资讯的掌握和接受并不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可以迅速地了解国际最新的社会科学、女性主义学术资讯，并丰富自己的知识，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与国际间女性主义学术的沟通和交流十分便利。另一方面，由于英语已经成为学术界和科学领域交流的主要语言和工具，在全世界能够用英语阅读和交流的人员更多，因此，与非英语类学术期刊相比，英语学术期刊的国际读者群要广大得多，《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杂志能迅速成为一本国际性的期刊，除了杂志编辑群体的努力、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的实力和水平的支撑外，与其显在的语言优势也有很大的关系。
    五、与国际著名的出版商合作是其影响力向国际跃升的一大推力
    《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创办的最初10年间，在澳大利亚本地出版发行，由于采取的是自办发行的方式，杂志的编辑、策划、销售一体化，杂志的宣传、覆盖、影响受到一定的限制。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订购者数量的日益增长，所带来的工作量给编辑部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负担。这是因为，编辑部的专职人员很少，编辑部的主编、评论编辑、助理编辑等人员基本是研究者或学生，多以兼职的方式，利用工作、上课之外的时间参与杂志的工作，杂志的编辑群体也多分散在澳大利亚或国外的各个大学，因此，在打包、分发、邮递和销售方面，主编、评论编辑以及助理编辑等都得亲力亲为，或与一些当地团体合作，将每一期杂志分别放进信封或塑料袋，在每个信封上面写上订阅者的姓名和地址，并将邮件亲自送到邮局。1996年开始，该杂志的策划、编辑与出版、营销开始分离，杂志改由英国路特里奇（Routledge）公司集团下的卡尔法克斯（Carfax）公司出版，这个公司专门出版杂志，其营销能力远远大于编辑部自办发行所能。另外，卡尔法克斯公司将杂志的文章上网，并在互联网上处理文章的转载，进一步扩大了杂志的稿源、影响和销售量。1998年，英国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Taylor & Francis Group）收购了路特里奇公司集团。[10]2000年，《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杂志的出版商是该集团旗下的路特里奇公司，杂志编辑部将软盘内容发到英国，在爱尔兰印刷，在法国分发，最终到达杂志的主要市场美国的各图书馆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订户手中。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出版集团之一，每年出版1000多种期刊。[10]该集团在伦敦、牛津、纽约、费城、斯德哥尔摩、墨尔本、北京、新德里、新加坡、东京、约翰内斯堡等地都设立了办事处[11]，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出版和分销中心。不仅拥有强大的资源共享配置能力和鲜明的品牌形象，而且雄厚的资本保证了期刊拥有最好的编辑和电子信息平台，遍及世界的出版和分销中心则促进了杂志的国际化传播。通过与之合作，《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杂志充分享受到了该集团学术期刊出版商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的好处。例如，就期刊而言，该集团为订购其纸本期刊的用户免费开通了网络版；其另一项电子商务策略是最近重新启动了“学术文章研究警报”服务，这是一项为期刊杂志订阅者提供的在线服务，这些订阅者能够自动收到有关他们选择的学术领域的文章信息，等等。[10]杂志的发行数量和发行范围、受关注度、作者队伍以及引用率、转引率也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提升，在封面设计、印刷质量等方面也有了非常专业化的提高，使得杂志迅速从本土向国际化方面跃升。这种策划、编辑与出版、营销的分离同时也减轻了杂志编辑群体的压力，他们可以在杂志的策划、编辑等方面注意力更加集中，更加专心于如何保持、延续其对女性主义教学、研究和学术的清晰的政治承诺，全面推动了女性主义期刊和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