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15周年，2009年3月，联合国第53届妇地会在三个层面（国家一级、地区一级和联合国一级）启动了“北京＋15”进程。据此，2009年10月22－24日，“北京＋15亚太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在菲律宾奎松的米瑞姆女子学院（Miriam College）举行，来自亚太各国的妇女代表600多人参加了论坛。
    此次论坛的主题为“编织智慧，直面危机，铸造未来”。编织智慧：即分享15年来妇女运动及其道路、方法、知识和技术发展的经验；直面危机：即回应包括经济、环境、政治、文化在内的危机的影响，特别是对妇女需求和利益的影响；铸造未来：即在公民社会组织中加强国内和地区的合作，集思广益，寻找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扩展和丰富对《北京行动纲领》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认知和执行。
    一、隆重的开幕式
    尽管菲律宾刚刚经历过狂风暴雨的洗礼，但热情高涨的代表们还是如期聚集在米瑞姆女子学院的大礼堂中，参加隆重而朴实的开幕式。来自联合国、菲律宾、泰国、中国和日本的5位参与组织过世妇会的代表和5位女青年代表，分别手执5种图案的论坛旗帜走进会场并将其缓缓升起，象征着亚太地区的妇女运动蒸蒸日上，继往开来，世代相传。
    本次论坛的召集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的联合国妇地会主席、被誉为妇女运动“常青树”的帕特里夏·利库阿南（Patricia Licuanan）首先致辞，她动情地说，“自20世纪90年代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以来，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记得，1995年9月15日凌晨主委员会批准了《北京行动纲领》，最终达成令人振奋的共识的情景。在这之后，我发誓尽最大可能调动自己和其他人，去执行《北京行动纲领》的艰巨任务。15年过去了，我仍拥有这样的梦想，我希望可以回顾北京＋15的顽强过程，庆祝取得的收获，认清差距和新出现的问题，重申我们对这个纲领的责任，寻求实施的创新战略，重温北京精神，面对未来的挑战。”
    开幕式特意邀请前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主任、现联合国副秘书长、亚太经社理事会执行秘书诺琳·黑泽（Noeleen Heyaer）发表主题演讲，在妇女们的热烈欢呼中，诺琳实实在在地回顾了亚太妇女15年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亚太各国政府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下简称《消歧公约》），如今这个地区只有4个国家尚未批准《消歧公约》；① 各国正在实施法律和政策，在关键的领域保障妇女权益；泰国、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泊尔、孟加拉等一些国家，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消除对妇女的暴力；通过采取配额制等平权措施，妇女在许多国家的政治决策参与度提高，如尼泊尔在10年内战后，成为亚太地区仅有的3个女议员占30％以上的国家之一。诺琳也分析了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由于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2009年亚太地区妇女失业总人数将达到3800万，还有数百万妇女的收入将受影响；亚太地区受自然灾害影响人数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0％，妇女和儿童成为自然灾害受害者的几率是男性的14倍；亚太地区每年约有25万妇女死于与生育或怀孕相关的并发症，孕产妇死亡数占世界孕产妇死亡总数的一半；亚太地区每年因各项限制妇女就业的规定而损失420亿至470亿，工作场所的性别不平等令人担忧，对妇女和女孩的歧视十分普遍；打着文化旗号的极端主义兴起，导致妇女的生存空间缩小，各种侵犯妇女权利的行为特别令人担忧。为了全面落实《北京行动纲领》、《消歧公约》以及与妇女生活相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诺琳特别强调了“性别平等问责制”。她认为，“性别平等问责制”有两个关键要素：第一，妇女必须进入每一层级的监管系统，成为公共辩论和业绩评价的法定参与者，性别平等问责机构必须确保决策者在做出影响妇女的决定时，回应妇女提出的问题。第二，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必须成为评价领导者和决策者的标准之一，必须把性别平等作为公共行为的目标。“性别平等问责制”不仅必须应用于政府，将政策转变为性别平等问责管理；它也必须应用于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市场活力，开拓司法途径，实施性别预算，以及发展和安全的国际援助等方面。诺琳欢迎大家提出远见卓识的建议，她保证将会议的成果呈现在2009年11月在曼谷召开的北京＋15部长级会议上。
    二、鲜明的主题
    15年来，世界发生的急剧变化，远远超出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制定的以12个战略目标为基础的发展蓝图，亚太妇女论坛以“超越北京”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地区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下述全体会议的5个鲜明主题凝聚了亚太妇女当前的主要关注。
    1.女性主义代代相传（Feminisms through Generation）
    在有着光荣传统的亚太妇女运动中，老中青三代妇女活动家团结奋斗、倾情相助是我们区域的特色。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秘书长、德高望重80高龄的莱特亚·拉莫斯-萨哈尼（Leticia Ramos- Shahani），首先深情回顾了自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国际妇女运动走过的艰难历程，在冷战年代，妇女问题在联合国达成一致尤为不易。在内罗毕大会上，妇女代表们高喊着“莱特亚·萨哈尼”的名字，希望萨哈尼能和妇女们站在一起，而那时萨哈尼最为担心的是，一旦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不能形成决议，联合国就会把资助大会的钱要回去，妇女运动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妇女权利真正作为公共政策和人权问题被承诺、被问责的重要转变，是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全体会议还以视频的方式呈现了日本妇女观察的领导人中村道子（Mitchko Nakamura）、性别活动家和培训者南亚网络领导人卡姆拉·巴森（Kamla Bhasin）、泰国妇女观察领导人索玛丽·查蒂卡凡尼（Sumalee Chartikavanij）、已故亚太妇女资源中心领导人、日本著名记者松井耶依（Yayori Matsui）、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AWN）斐济领导人克莱尔·斯莱特（Claire Slatter）的讲演和寄语，她们讲述了在亚太不同国家妇女们如何组织起来，将妇女的权利和诉求纳入当地、国家、区域和世界的政治进程，从而改变妇女的地位和生活。她们以毕生精力投身于妇女争取平等、发展、和平的伟大事业而不惧艰难险阻的非凡经历和崇高精神，深深鼓舞了所有代表。巴基斯坦的妇女领袖奈哈特·赛德·可汉（Nighat Said Khan）诠释了这种精神，她说，历史没有开始和结束，运动就是不断前进的过程。铭记运动的连续性，在遇到困难时就不会感到沮丧。
    大会还专门邀请了印度、日本、孟加拉、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的6位青年代表，讲述了她们的故事、主张和希望。亚太妇女信息中心执行主任蔡一平充满深情地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妇女论坛将她带到今天的会场，她从论坛中得知了三个重要概念：“女性主义”、“非政府组织”和“妇女运动”，这些知识逐渐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和中国妇女的命运，也使她从北京走到了马尼拉。她还说，是一代代人的努力，使我们这代年轻人有了权利和选择，但同时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这些基本权利，我们不应把成果和权利当作“想当然”拥有的东西，要懂得珍惜，同所有人共同高举妇女运动的旗帜，推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
    2.联合国性别平等机构改革
    2005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联合国机构改革的一揽子计划，而妇女机构如何改革和配置，成为国际妇女运动的重大关切。2006年11月，全球妇女领导中心（CWGL）、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AWN）、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WEDO）、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等组织发起了“性别平等机构改革运动”（Gender Equality Architecture Reform Campaign, Gear Campaign），呼吁和游说联合国在改革中建立起更有权威性的性别平等独立机构。论坛邀请“性别平等机构改革运动”领导人、前全球妇女领导中心主任、著名妇女活动家夏洛特·邦奇（Charlotte Bunch）介绍了3年来这一运动的进展情况。她说，现有联合国妇女机构的产生，是数十年来妇女运动呼唤和推动的结果。但是，联合国现有的4个妇女专门机构，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提高妇女地位司、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特别顾问办公室，它们的机构都很小，级别较低，均为向联合国不同系统负责的非自治机构，难以实现在全球乃至在联合国系统内统领和协调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使命。“性别平等机构改革运动”要求：建立一个把联合国现有的4个妇女专门单位集结起来的自治的妇女机构，它大于这4个机构之和，级别更高，有更高的领导力；它由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直接领导，并把联合国各机构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集合到这位妇女问题的“舵手”那里；它还要拥有充足的资金。2008年9月召开的第63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联合国经社发展领域改革决议，决定整合联合国现有性别机构，成立新的综合机构，接受了“性别平等机构改革运动”的要求。“性别平等机构改革运动”还将注意力放在了这位副秘书长的人选和标准上，认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妇女机构“领袖”，必须有很强的争取妇女权利的背景、妇女运动的经验和对妇女问题的见解，善于建立合作联盟，有凝聚人心的能力。“性别平等机构改革运动”担心，一些国家的政府会把妇女机构人选问题变成政治利益的交换，因而正致力于推动一位强有力的妇女支持者坐上这个位置。
    “性别平等机构改革运动”也关注国家层面的联合国妇女机构的改革和设置。巴基斯坦人权行动的代表塔黑拉·阿卜杜拉（Tahira Abdullah），介绍了她们就联合国“性别平等机构改革”对巴基斯坦政府、联合国驻巴机构、非政府组织所作的调查。结果发现，联合国驻巴机构和政府部门对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均缺乏高层承诺，资金不足，人员配备短缺，各部门间的合作协调有限，对联合国妇女机构改革认知度不高；普遍要求联合国的妇女机构应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对提高妇女地位、保障妇女人权持有坚定的政治意愿和承诺，在联合国建立统一的整合的独立实体是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措施，动员捐助国和利益相关方为性别平等融资是实施干预的重要一环，应将巴基斯坦的声音融入到全球妇女机构改革的声音中去。
    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菲律宾召集人吉吉·弗兰西斯科（Gigi Francisco），向大家报告了东亚地区“性别平等机构改革”研究和试点的情况。她认为，在越南进行的“一个联合国”的改革试点发现，所谓在国家一级联合国机构5个支柱（一个计划、一个预算、一个领导、一套管理、一个办公地点）的改革，一方面可以引起联合国国别机构长官对性别平等事务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能限于形式，因联合国直接对准政府的双边合作而缩小了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资源。因此，国家一级的改革与联合国一级的改革有着重要关系。她认为，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综合机构后，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体制和资金是两个重要的问题。她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在谁出任领导人上，而应该关注如何在联合国一级和国家一级建立真正高效、强有力、标准化、可操作性、有足够资金的性别平等机构。
    3.社会性别和气候变化与减灾
    亚太地区是全球自然灾害的高发地区，极端气候事件以及干旱、气旋、台风、洪水、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全世界在1998年到2008年期间遭受的自然灾害中，有42％发生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居民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几率是非洲居民的4倍，是欧洲和北美居民的25倍。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妇女和儿童成为自然灾害受害者的几率远远高于男性。但妇女并不是无助的受害者，而是强有力的变革者，她们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的参与和倡导是不可或缺的。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负责人琼·库尼亚（Jean D'Cunha）向与会者描述了多年前缅甸遭受台风袭击时妇女的悲惨境遇：许多妇女由于得不到及时的预警信息、没有足够的关于自然灾害和逃生的知识、害怕受到舆论的指责而不敢独自逃出家门、为了救护孩子而死亡，侥幸逃生的妇女面临的是难民营中恶劣的生存环境给她们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伤害，在紧急情况下要更多地承担起照顾家庭、老人和孩子的责任，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医疗救治，在获得灾后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库尼亚尖锐地指出，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性别不平等，妇女在男权社会中处于从属的、弱势的、边缘的社会地位。妇女在自然灾害中发挥的积极的有创造力的作用往往被社会所忽视，在实行性别隔离的社会中尤其如此。她指出，目前在国际层面上并不缺乏保护自然灾害中的妇女权益的公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行动纲领》、《千年发展目标》、《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以及正在谈判中的《气候变化公约》等，缺乏的是将这些国际公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和行动计划。她强调应从4个方面采取积极的行动：即进行气候变化及自然灾害中的分性别数据统计和研究，将社会性别纳入气候变化及减灾的发展策略，加强对决策者及执行者的性别意识培训，以及提高妇女参与决策的机会和能力。
    来自性别与全球气候联盟（Global Gender and Climate Alliance，GGCA）的斋藤真理子（Mariko Saito）女士向与会者介绍了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资金投入情况。目前每年各国政府承诺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为39亿美元，而实际到位的资金不到3亿美元。目前的资金投入主要用于支持能够改善全球气候状况的各种新型能源和技术，以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减缓气候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和国际公约，为确保发展中国家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充足稳定资金，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希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希望妇女们能够获得资金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展其独特的作用。
    应对气候变化和进行减灾管理离不开新技术，女性对新技术的掌握和应用，对于发挥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管理中的作用极为重要。亚洲合理技术实践者联盟（Approtech Asia）的费里·卢玛波（Fery Lumampao）女士，在充分肯定新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敏锐地指出技术从来就不是性别中立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受社会及文化偏见、基础设施不足、妇女受教育程度偏低、没有经济能力购买技术设备等因素的影响，女孩和妇女们对新型技术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但世界社区广播电台协会亚太地区办公室（Asia Pacific Regional Office, World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Radio）的帕蒂瓦·切特里（Prativa Chhetri）女士告诉大家，在尼泊尔，妇女们掌握了社区广播，在有效进行灾害管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地区各国已有的经验和成功实践，使与会者看到妇女对新技术的掌握和对技术应用决策过程的积极参与，将使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灾进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前景。
    4.社会性别和武装冲突后的人类安全
    近年来发生在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地区性武装冲突致使大量平民伤亡，数以亿计的普遍民众陷入战火而流离失所，而妇女和女童则成为武装冲突的主要受害者。据联合国的统计，当前战争伤亡人员中近90％是平民，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同时强奸、谋杀、性奴役、强迫怀孕和强迫绝育等武装冲突中的暴力行为，也随时威胁着妇女和女童生命和安全。联合国安理会于2000年通过了有关妇女、和平和安全问题的第1325号决议，再次肯定了妇女全面平等的参与对维护和推进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再次强调了妇女参与决策的必要性。与会者在1325号决议的框架下回顾了亚太地区的武装冲突给妇女带来的种种苦难和侵害，呼吁广大亚太地区深受战争之苦的妇女们联合起来，积极参与到预防和解决冲突、维持和促进和平的进程中去，改变妇女在和平建设进程中权力缺失的现状，使妇女和女孩的人身安全和基本权利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得到切实的保护和保障。
    来自巴基斯坦奥瑞特（Aurat）基金会的卢珊达·娜兹（Rukhshanda Naz）女士介绍了巴基斯坦西北边境斯瓦特地区的武装冲突所造成的严重的难民问题。在那里，妇女面临的是包括宗教、男权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多重歧视、暴力和迫害，时刻处在遭受绑架、性侵害、强奸等暴力行为的危险之中。与此同时，在解决冲突的谈判桌上却看不到妇女的身影，听不到代表妇女的声音。尽管如此，巴基斯坦的妇女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她们始终在为争取自身的权利而斗争，与强大的宗教势力和传统的男权文化进行斗争，发起了“和平同盟”（Peace Coalition）运动，在联合国1325号决议的框架下，为实现和平、为妇女和女童的权利而抗争。她充满信心地呼吁亚太地区的妇女“参与到每一次谈判和每一次促进和平的进程中去，妇女必将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来自菲律宾棉兰老岛妇女委员会的艾琳·圣地亚哥（Irene Santiago）女士作为一个为争取和平与妇女的权利而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妇女活动家，深切地感受到武装冲突中性别问题的边缘化和被忽视的现状。她强调妇女必须在维持和促进和平的进程中发挥作用。只有充满信心地投入到公共领域的事务当中去，积极地争取权力，掌握权力，妇女才能在维持和平、促进和平建设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她特别指出，妇女不是为参与而参与，妇女所寻求的是对权力的重新定义，是对冲突的深层次的结构性根源的探究，是实现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和平。
    柬埔寨著名国会议员穆·索猜（Mu Sochua）在大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她指出战后的柬埔寨仍然面临着政府的独裁与腐败、贫穷、暴力和犯罪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如此，她仍充满信心积极地面对这一切，对争取民主、和平和妇女权益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6个月的监禁，她勇敢地说：“这6个月的监禁，是为正义、为民主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我认为是值得的，我在监狱中不会沉默。”此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既鼓舞着穆·索猜，也鼓舞着在场的每一位与会者。实现和平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妇女参与和推动和平进程的决心也是坚定的。正如穆·索差在演讲结束时所说的那样：“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会继续前行，不是为我，而是为所有亚太地区的妇女，为全世界的妇女。”
    5.铸造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模式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加之发展中国家新市场的崛起、气候的变化，带来新的地缘政治和发展空间的变化，妇女运动如何探索后经济危机时代新的发展模式和理论，从而回应经济公正、性别公正、气候公正和民主的挑战，成为这次论坛的优先关切。
    印度著名女性主义发展学开创者和经济学家吉塔·森（Gita Sen）从全球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她认为，首先，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资本主义经常通过经济危机方式进行自身调节，有些危机是小危机，有些是大危机，而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无疑是一次大危机，它伴随着美帝国主义的衰落和新发展力量的崛起，而军国主义和武装冲突的加剧正是由于衰退的美国试图继续攫取全球主导权而产生的。这一观点使我们强烈感受到为什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再度风靡世界。第二，20国集团的崛起为世界地缘政治带来了新的重大变化，在这个复杂的新世界中，社会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角色、策略和政治目标是什么？妇女运动应该采用更加宽阔的视野去看待变革，将妇女运动中提出的新议题置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并以创新的方式创造新的世界。我们看到，今天的妇女运动正在“超越”《北京行动纲领》12个战略目标。但“超越北京”的明确内涵和落点是什么？吉塔·森并没有回答。第三，妇女运动的巨大能量还来源于妇女个人生活中积聚的变化，自北京世妇会以来，妇女运动对身份政治与性权力的理解和创造仍未完成，妇女以不同于上代人的方式对待婚姻、性、生育、子女和生活，妇女运动应该面对或融入这种身份政治和生活方式，并将其与妇女运动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讨论。
    亚洲发展银行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召集人、印度尼西亚的妇女活动家蒂·森托若（Tea Soentoro）从地区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她认为，国际金融政策和项目导致本地区由于失去谋生手段而致的贫困，强迫迁移，军事和官僚主义强权的镇压，这些强化和繁殖了现存的性别不公正，亚洲妇女的危机恰恰来自于父权制、贫困、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军国主义。她认为，经济增长的范例不应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国际的直接投资、对劳工包括妇女的剥削，和罕见的债务的基础上。而可持续可替代的发展模式，应将社会公正和性别公正作为基本原则，是由人民来掌控的发展。她还向大家具体介绍了亚洲妇女在农业、渔业、林业、健康、能源、水和卫生设施等方面可持续可替代发展的具体指标，对政府、国际机构、金融组织、社区和公民社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中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刘伯红从国别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她说，中国政府采取了“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等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应对经济危机的挑战，这些举措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保持了稳定向好的势头，亿万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在整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切实获益。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对策中的不足。例如，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资金，拉动十大产业发展，促进4千万人就业。我们仔细分析发现，这十大产业（钢铁业、汽车业、船舶业、石化业、纺织业、轻工业、有色金属业、装备制造业、电子和信息业）大部分是所谓“男性产业”，它更多地带来男性充分就业和女性就业机会的缺乏、就业结构的降低，也就是说，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还缺乏社会性别敏感。因此，我们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和问题中悟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应将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全方位纳入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事业、环境政策和文化传统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去，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三、多样化讨论
    在每天丰富激越的全体会议之外，论坛组织者还辟出专门时段，举办了40多个议题多样的工作坊，为妇女活动家们交流和切磋经验提供了区域性平台。这些议题更贴近亚太妇女的行动和生活，包括：妇女人权和性别公正、反对对妇女的暴力、金融危机的性别影响、灾害管理和社会性别、青年妇女的培训、草根妇女的赋权、妇女与和平、人权法与妇女的经济权利、移民妇女、老年妇女、性少数者的权利、社会性别与媒体及信息技术、男性参与反对对妇女的暴力、母亲与和平运动、人权与妇女的精神信仰权利、女工、女童、妇女健康、女性主义的社会运动、妇女权利与《消歧公约》、妇女赋权与《千年发展目标》等。有的论坛还为大家举办电影晚会，妇女活动家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音像画面来记录和讨论社会的发展和妇女的生活。还有的论坛专门设置了义卖的集市，为遭受重大水灾的菲律宾灾民捐助。中国、日本和越南还向论坛提交了本国妇女非政府组织“北京＋15”的报告。
    此次论坛的特色之一，是亚太妇女非政府组织显示了自身的力量与发展。本届论坛充分显示了非政府妇女组织的能量、智慧和活力：当全世界都为金融危机而忧心忡忡，为《北京行动纲领》和《千年发展目标》难以实现而一筹莫展的时候，非政府妇女组织已经在展望一个公正、和平、没有霸权的新世界；当联合国改革举步维艰之时，非政府妇女组织锲而不舍地努力，性别结构改革较早取得了突破，从而显示了妇女运动的眼光和能量。作为论坛主办机构的亚太妇女观察（APWW），在资金和人力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成功地举办了本届论坛，并在执行委员会讨论了章程修正案，发展了新成员，为在纽约召开的北京＋15的全球活动做着积极的准备。在全球和本地区都有着极高影响力的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组织（DAWN），在论坛上继续发挥着理论和实践上的“领跑”作用，其长期探讨的替代性发展理论，为妇女运动抗击金融危机，创造民主公平的新世界提供了现实的参照。创建于1993年亚太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的“东亚妇女论坛”（EAWF），因资金、政治分歧、承办人等原因几乎“休克”，这次又在各位代表的努力促动下“起死回生”。都反映了非政府妇女组织与国际妇女运动、公民社会运动的血脉联系，由松散网络走向固定组织的发展趋势，以及不断成长走向成熟的强大力量。
    此次论坛的特色之二，是亚太妇女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方式。本届论坛也反映了亚太妇女与时俱进的开阔眼界与辩证思维的智慧：例如，对于媒体的作用，《北京行动纲领》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了新信息通讯技术的巨大能量，并指出增强妇女运用新信息通讯技术的能力。而到今天，新信息通讯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从日常生活到全球决策的各个方面，传播的重要性已经不仅局限于《北京行动纲领》的一个关切领域，其他11个关切领域的问题也正因它而重构。于是，代表们提出，寻求新的解决办法，使信息、通信以及媒体民主化，从而提高妇女的生存状态；同时增加研究经费，以便了解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如何在12个关切领域中影响妇女。再比如，在过去15年中，社会性别主流化始终是性别平等事业中最重要的战略之一，然而，妇女们也日益发现主流化战略的局限性，主流化可能变质为权力对精英的收买，进而割断了草根运动的活力。与会者强调，主流化战略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答案，独立的妇女运动和妇女联合行动同样不可或缺。亚太妇女正以一种新的发展的视野来重构对世界的认识，并创造一种新的战略。
    此次论坛的特色之三，是亚太妇女非政府组织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和保护环境的诚意。本届论坛以其独特的方式显示了妇女对科技、工作效率和环保的理解：此次论坛发给每位代表的全部材料是一个空着的布书包，一个插有一张纸的胸牌。胸牌里的这张纸可以打开，一面是会议日程，一面是会场地图和有关事项，此外再无任何会议的文字材料。而全体会议的影像、声像和文稿，可以在亚太妇女信息中心的网站上看到或下载。一方面，妇女们以其掌握的娴熟信息技术，高效便捷地为与会者们提供着信息服务；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节约了大量的纸张，消除了以往会议文字材料堆积如山的现象。
    四、坚定前行
    在此前的开幕式主旨发言中，作为联合国本地区机构最高长官的诺林·黑泽代表官方机构，提出了将挑战转变为机遇、提高本地区妇女地位和妇女赋权的行动方向：（1）必须把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加入到评价公共管理和行为的标准中。（2）妇女必须加入到决策的所有层面，配额制等临时特别措施是促进妇女参与领导的捷径。（3）政府要为实现性别平等及保障妇女人权合理分配资源，将性别平等的落实和问责纳入一般预算过程。（4）了解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如何引起并加深妇女的贫困，提出解决策略。（5）把性别视角融入司法的每一方面，让妇女参与制定法律框架和法律机构的规章，提升妇女人权，促进法律平等与融合。（6）支持妇女组织起来，为改变政策提供所需空间。她的讲演表达了亚太地区联合国机构的政策方向和工作思路。
    经过3天热烈讨论，在最后的全体会议上，大会形成了“北京＋15亚太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宣言”，凸显了全体与会者编织智慧、直面危机、铸造未来、团结一致、坚定前行的决心。她们在宣言中大声疾呼，承载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精神，全面实现和落实《北京行动纲领》、《千年发展目标》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各项目标和指标；呼吁各国政府巩固体制性的机制，推动性别平等主流化，以确保提高妇女和女童的地位有充足适宜的人力及资源；敦促所有国家推动民主化进程，鼓励、促进、保护妇女在各级参与领导和决策；敦促所有国家推动并保护妇女的人权，保护妇女人权的捍卫者，废除歧视性的法律条款；呼吁实现信息、通信以及媒体的全面民主化，利用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提高妇女地位和改善妇女生活；全面落实联合国1325号、1880号以及1888号决议，并保证妇女参与、领导和平进程，起诉和惩处战争罪犯，结束有罪不罚的现象；要求各国中止生产所有武器，彻底削减军事开支，将资源重新配置到满足人们的需要上，特别是提高妇女地位和促进性别平等上。
    在会议即将闭幕之际，印度全国妇女组织联盟（NAWO）前领导人、年近80高龄的帕姆·拉其普特（Pam Rajput），提出了一个“为亚洲妇女捐出一元钱”的倡议，凸现联合国妇女投资不足的关键问题。与会者们纷纷响应，一时间形成了争先恐后捐款的滚滚人流。
    伴随着依依不舍的相互道别，妇女们又纷纷打起行囊，奔赴罗马的世界粮食会议、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奔往亚太各国、世界各地，……奔向实现人类美好明天的平凡工作和不懈努力中。
    注释：
    ① 亚太地区只有伊朗、瑙鲁、帕劳和汤加尚未批准《消歧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