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区域创新的复合效率：市场效率与外溢效率
企业是区域创新的核心，区域创新能力主要是企业创新能力，但同时也包涵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外部因素，区域创新过程是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企业、研究机构及高等教育机构等共同创造和传播知识、技术及包含新技术的物质产品的过程。按照纳尔逊(Nelson, 1996)的解释，区域创新体系中各创新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企业创新的绩效，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含义是指在影响创新绩效方面联合发挥作用的一系列组织主体。因而，创新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是通过两种机制实现的：第一，无论是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微观层面）而言，还是对于以经济增长绩效最优为目标的“区域”（中观层面）而言，为了实现创新和获得创新收益都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源，即区域创新过程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区域创新体系表现为一个投入—产出函数的技术体系，此时，区域创新绩效的实现和增进机制为市场机制。第二，区域创新过程不仅是一个投入—产出的经济过程(economic process)，更是创新主体之间互动、结网和协同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此时，区域创新体系表现为一种应对投入—产出技术体系的制度安排，是创新主体之间互动与合作关系的综合，其实现机制为区域内的社会网络扩散和放大机制[1]。正如Lundvall(1992)所指出的，区域创新体系包括了资源投入、关系和新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因而，区域创新的效率，不仅表现为投入—产出体系中的资源配置效率，还包含区域创新外溢经由创新网络所诱致的经济绩效，是一种包括市场效率和外溢效率的复合效率。这两种效率共同决定了区域创新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首先，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创新的资源配置效率，我们称之为区域创新的市场效率。在当代市场经济中，创新正逐渐取代价格成为竞争的主要内容，零星、偶发式的非常规创新日益被企业制度化即常规化的创新所替代，创新成为企业活动中一项常规的甚至是普通的组成部分①。例如，据估算，美国大约70％的研究开发支出是由私人企业进行的(Baumol,2002)[2]；此外，一些竞争性创新行业的主要特征就是研发(R&D)和其它相关创新活动的持续高投入，这种投入在通讯、医药类的行业可以达到企业年收益的10％，这一比例在计算机软件业则可能更高。据估算，微软的研发(R&D)费用占到了其销售额的约17％②。因此，从微观角度来看，区域创新活动是一种竞争激发的市场行为，其投入—产出活动要受成本—收益条件的约束。从这个角度看，创新所产生的知识和技术是专门性的，具有私人产品的特性。因而，区域创新的效率就体现在创新主体投入—产出之中，其行为将最终稳定在某一市场均衡点上，在这一点上，创新主体的投入成本最小，产出的收益最大，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优。
其次，社会网络机制作用下区域创新的扩散和放大效率，我们称之为外溢效率。区域创新的效率，不仅取决于创新资源的投入和运用方面，还取决于各创新主体及各种资源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联结及其联接方式。创新行为除了作为私人产品生产活动接受市场机制的调节以外，同时存在着明显的正外部性——外溢效应，即非创新者通过区域创新网络以“外部性”的形式获得了创新者的部分“溢出”，进而这种知识和技术溢出将进一步引致经济绩效。外溢效应意味着创新过程所创造的知识和技术，即使能够以私人产品的形态内部化于创新者手中，仍然会以一般知识的形态通过非市场的途径扩散和传播，进一步引致经济增长及其质量改善。此时，创新过程所产生的知识、技术就具有公共品的属性。正如罗默(Romer,1994)所指出的，外溢效应产生于创新过程，是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创新的大量收益都是以外溢的形式流向了社会中的个人[3]。按照西方学者所做的估计，创新过程中的“外溢比率”即创新收益分配给他人而没有分配给创新者的份额，平均一般会达到64％，高的则达到80％（见表1）。因此，区域创新引致的效率并不完全等同于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区域创新的核心是创新单元之间互动所形成的网络效应，如果说这种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则区域创新中的外溢效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效率”，即创新的外溢效应经由区域创新网络扩散和传播最终所诱致的经济增长绩效。Arrow(1962)、Romer(1986)、Lucas(1988)等都强调了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创新中的直接外溢与间接外溢构成了美国GDP的大约50％以上[3]。
区域创新过程中作用机制的二重性——市场机制与网络外溢机制，及其知识与技术生产的二重性——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特征，意味着区域创新的效率是市场效率与外溢效率的结合，是一种复合效率，区域发展目标中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取决于这两种效率。但是，按照经典经济学中的最优化思想，外溢效应属于“市场失灵”范围，因而，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是将外溢效率排除在外的，并没有给这两种效率的兼容留有任何余地。
表1 根据相关研究计算的创新（或R&D）外溢比率(%) 作者及其研究时间 研究中估计的收益率 相应外溢比率[a]L
私人 社会
Tedeckji(1974) 9 48-7 8 54
Mansfield(1977) 25 56 55
Svaikauskas(1981) 7-25 50 68
Scherer(1982,1984) 29-43 60-147 65
Bernstein&Nadari(1988) 10-27 11-111 70
Bernstein&Nadari(1991) 15-28 20-110 70
Nadiri(1993) 20-30 50 50
Wolff(1997) 10-12.5 53 80
平均 - - 64
注：a.外溢比率由笔者根据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计算而得，结果为近似值。
2 区域创新中复合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区域
实际上，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速度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来看，表现出越来越快的趋势。Agarwal和Gort(2001)的一项研究表明，从企业推出新产品到竞争者提供相同或相近产品的平均时间，已经由20世纪初期的32.75年减少到1967-1986年间的3.4年[4]。同时，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③技术扩散的空间范围越来越广，贸易、投资等所形成的商品和资源流动及其深化，加快了这一过程。克鲁格曼(Krugman, 1979)曾在其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收入分配的论文中指出，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模式主要受两类活动支配：技术创新及其传播。在这种趋势下，如果用经典经济学理论来预测私人企业的创新行为，创新收益外部化程度之大及创新外溢速度如此之快，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理性反应是将会逐渐失去创新激励，创新行为受到抑制才是事实，但这并没有真正发生，私人企业对创新投资的增长势头始终有增无减，并且创新投资逐渐被制度化和常规化。以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美国为例，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其私人企业的实际研发(R&D)投资一直在上升，年均增长率达5％左右。④这其中，除了企业自身技术保密和外部知识产权制度的“屏蔽”作用外，必然有一些因素系统地驱动和强化了这一趋势，除了市场机制中的竞争因素，具体到区域创新而言，则是区域创新网络作为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制度安排起作用的结果，正如库克(Cooke,1997)等指出的：区域创新网络中的互动是一种社会过程，这种过程包括了知识（技术）开发、扩散和布局等在网络结点间的反馈(feedback)[5]。
由于经典经济学以技术不变为预设，技术是外在于经济增长的，自然也就没必要考虑技术创新尤其是外溢效应所引致的经济绩效；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要素及其进步纳入到主流分析范式之中，论证了技术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的机理，但在主流框架内，区域创新的市场效率与外溢效率之间仍然是不可兼容的。然而，创新的收益即使能够借助市场机制实现完全内部化即外溢水平为零，区域创新的绩效也并非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原因在于，不能仅仅把外溢效应视为一般外部性下的“分配效应”，就创新绩效而言，更重要的是区域创新外溢过程中的“生产效应”：一方面，创新外溢可以使其他人或企业在新知识、新技术的平台上更有效地进行生产，因而外溢效应本身将产生巨大的收益，乃至构成了GDP的大部分，这可以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网络互动效应，创新者可以通过区域创新网络的反馈效应，进一步从他人那里获得“外溢”，改善初创和激发其进一步的创新，从而使创新者的收益曲线整体上移（见图1）⑤。
图1 复合效率下的收益及创新的帕累托最优区域
说明：曲线R[,p][*]表示创新者可以通过区域创新网络的反馈效应，进一步从他人那里获得“外溢”，改善初创和激发其进一步的创新，从而使其收益曲线整体上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区域创新中的市场效率与外溢效率是互动的，相互促进的，因而是可以兼容的。那么，这两种效率之间是否有“均衡点”存在呢？换而言之，是否存在一个合适的“外溢比率”能够同时保证对创新主体的最优激励和外溢效应的最大化，即区域创新的社会收益达到最大化。理论上可以推断存在这么一个均衡点，但从实证角度而言，可能很难找到这一比率。但是，应该存在一个合适的“外溢比率”的最佳“区域”，即“帕累托最优区域”，在这一范围内的外溢比率值都可以引致区域创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就是说，在复合效率下，区域创新的帕累托均衡并不是一次性的“点均衡”，而是一个“域均衡”。如图1，给定其它条件不变时，如果存在一个创新外溢比率，其中R为创新的社会收益，R[,p]为创新的私人收益，R[,s]为非创新者从创新中所得到的收益，则m的变化最终会同时影响创新的市场效率与外溢效率。若横轴表示外溢比率m由左至右从0逐渐增至1，纵轴表示创新的收益，曲线R[,p]=R[,p](m)给出了创新的私人收益随外溢比率m变化而变化的情况：私人收益随外溢比率的改变而以递减的速度先升、递增的速度后降，私人收益轨迹的这种变化特征反映了外溢效应对创新从而对创新收益的激励和抑制效应；曲线R[,s]=R[,s](m)则表示非创新者从创新中所得收益随外溢比率m变化而变化的情况：非创新者的收益随外溢比率m的改变而以递增的速度先升、递减的速度后降，非创新者收益轨迹的这种变化特征反映了外溢效应影响下的创新行为对非创新者收益的影响。曲线R[,s]的最高点在曲线R[,p]的最高点之上，说明创新收益的大部分并不是经由市场机制分配给私人创新者，而是以外溢的形式分配给了非创新者。因而，创新的社会收益曲线R=R[,p](m) R[,s](m)=R(m)的最高点应该靠近曲线R[,s]的最高点。
图2 区域创新复合效率的可能性边界
由图1可以看出，当区域创新的外溢比率为零即私人创新收益达到最大值时并非是最有效率的；同样，当区域创新的外溢比率为1即非创新者从创新中所得收益最大化时也不是最有效率的。显然，最有效率的外溢比率存在于收益曲线R[,s]与R[,p]二者最大值之间的区域，区域创新体系所形成的网络效应（外溢和反馈），会使市场效率和社会效率处于互动的良性螺旋式状态中，这种状态依赖于m的一个特定区间(R[,pmax],R[,smax])。如果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均衡的外溢比率使创新收益最大，那么创新的帕累托状态就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点均衡”，而是一个可变的“域均衡”，即图1中的阴影部分。
3 复合效率的增进模式
对区域创新复合效率的分析表明，创新效率的最优取决于其市场效率与外溢效率的互动与兼容，欲增进区域创新的效率，必须以这两种效率为基础。而在区域创新中，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的复合效率组合模式：(1)市场效率高而外溢效率低；(2)市场效率低而外溢效率高；(3)市场效率和外溢效率都低；(4)市场效率和外溢效率都高。因而，针对不同的复合效率组合结构，增进方式也有所不同。政府可以针对不同的区域创新效率态势，在创新外溢的约束条件下，制定不同的弥补和激励创新的政策，寻找区域创新中市场效率与外溢效率之间的适宜结构和良性互动途径。如图2，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区域创新的外溢效率(R[,s])与市场效率(R[,p])，曲线AB为区域创新中复合效率的可能性边界——不同外溢比率m影响下的不同外溢效率与市场效率的组合，即创新可能实现的最大社会收益，曲线内的点（如E点）说明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区域创新的效率从而社会收益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相反，曲线外部的点（如E*点）说明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区域创新的效率从而社会收益难以达到此水平。从原点O出发向上表示区域创新效率是市场效率偏向型的，由于产权保护强度趋高等原因，外溢比率m越来越小，创新收益的内部化程度高，从而创新的市场效率越来越高；向左则表示外溢效率偏向型的，随着外溢比率m越来越大，创新收益的外部化程度高，社会网络传播、扩散效应的程度高，从而创新的外溢效率越来越高。⑥因而，区域创新效率的增进模式，可能是市场效率偏向型的，也可能是外溢效率偏向型的，或者是二者兼容型的。对于区域创新效率的增进，可以按照以下两种模式进行：
一是通过市场竞争和网络协同模式实现区域创新的“原发型复合效率”。“原发型复合效率”是内生于市场和网络机制本身的一种效率，价格调节和自由扩散与反馈效应是其实现机制。竞争意味着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强化市场机制在区域创新中配置资源的作用，通过竞争驱动创新行为，充分实现投入－产出中的市场效率；协同则意味着创新主体之间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形成区域产业分工网络，在竞争和分工的基础上形成创新网络，彼此分享创新的“外溢”，从而获得外溢效率。在市场机制和网络机制的自发作用下，“竞争＋协同”的模式将推动创新由E点向复合效率的可能性边界移动。这种效率增进模式以区域资源投入为前提，以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发生机制和网络传播机制的自发外溢效应为基础，产生于市场竞争和网络协同的基础上，是一种自然的、内生于市场和网络的原发型效率，因而其结果未必是市场效率和外溢效率的“双高”。
二是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度激励扩大区域创新中的原发型效率，获得后发型效率，最终实现市场效率和外溢效率的“双高”。Romer(1986)、沃尔夫(Wolf,1997)、鲍莫尔(Baumol,2002)等少数西方学者均注意到了创新中的外溢效应，其中鲍莫尔(2002)还在传统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包含外溢效应的均衡模型，但该模型以原发效率为基础，效率目标限于区域创新中复合效率的可能性边界AB。实际上，在原发型效率的基础上，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政策安排与制度创新激励创新主体的创新投入，同时通过促进区域创新中的社会网络以强化外溢效应，甚至创造外溢效应，增进复合效率，使区域创新中复合效率的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如图2中，复合效率的可能性边界由AB向外移至A*B*；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如专利等产权制度及其执行规则，以及调整执行这些制度所需的资源投入等方式，影响外溢效应（外溢比率），将复合效率的组合模式由市场效率偏向型或外溢效率偏向型导向[R[,pmax],R[,smax]]的兼容型，从而达到区域创新的“帕累托最优区域”。这种效率增进模式以区域资源整合为前提，以政府的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为基础，产生于政府对市场机制和网络机制弥补与促进的基础上，是一种来自市场和网络外部力量引致的后发型效率，其结果是复合效率的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效率和外溢效率的“双高”。
4 结论
在传统经济学“技术—经济”分析范式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增进模式的分析框架，认为区域创新效率是包含投入—产出约束下的市场效率与网络—外溢约束下的外溢效率的复合效率，通过引入“外溢比率”这一变量，论证了区域创新中市场效率和外溢效率的互动及其兼容问题，指出了区域创新帕累托最优的可能性区域。在此基础上，论文借助“复合效率的可能性边界”概念提出了创新效率增进的两种模式：以市场和网络自身的原发机制为基础的原发型效率增进模式和以制度激励及制度创新为基础的后发型效率增进模式，从而将区域创新效率的研究建立在“经济—技术—社会—制度”的整体分析范式之上。
收稿日期：2004-12-13
注释：
①同独立创新者一样，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研发活动也越来越接受市场的调节，面临着投入—产出约束。
②资料来源：www.nsf.gov/nsb/documents/repons.htm
③此处所谓的“区域”既可以是国与国之间的大区域，也可以是次国家层面上的小区域。
④资料来源：www.nsf.gov/nsb/documents/reports.htm
⑤很多时候，大厂商并不是创新性新产品或技术的发明者，但其研发活动会在此基础上进行，研发投资会促进更多的相关发明(Baumol,2002)。
⑥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外溢及其与生产力增长的关系，鲍莫尔(1993)曾结合日本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说明，其结论倾向于认为，相对于美国而言，日本较弱的专利法保护环境使创新企业有激励去和竞争对手及其他人签订技术分享合同或者结成技术联盟，从而促进了技术传播及其在经济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