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认识最初是传说式的，中国的丝帛和瓷器早已传到海外，使西方世界为之心向神往。自13世纪马可波罗亲临中国以后，特别在16至18世纪，欧洲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开始常驻中国，传布西方宗教学说与自然科学知识，同时把在中国的经历见闻诉诸于文字传回欧洲，由于交流的载体已从物演变为文字，因而形成最初的汉学，后人在总结汉学发展史时常把这个时期概括为“传教士书简阶段”。到了19世纪，汉学研究开始成为欧洲高等学府人文科学一门正式的学科，以往对中国的观察和描述进展为翻译、注释与编排中国的古文经典与历史资料，授课的传教士已成为教授，他们具有西方传统人文科学的深厚功底，多从哲学、语言学和文学艺术的意义上理解中国古文典籍。本世纪初沙畹和马伯乐的文献大发现与欧洲人文科学学术背景的交锋使汉学研究比较彻底地摆脱了教会势力的束缚，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更多的汉学家开始尝试制度史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也更加重视古代文物和通俗小说的价值，从中发掘历史和社会学的意义。二次大战以后，汉学研究人员已不仅仅是那些由于在中国当过传教士或外交官而对东方产生兴趣的人，美国的汉学研究机构和经费也大大增多，开始有了手册、索引、史料汇编等完备的工具书，研究课题也趋于丰富和多样化，除了以往常见的个人传记、历史事件及制度史的研究，还出现了利用多种形式的史料，结合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新趋势。近年来，中国已有许多汉学译文、译著问世，其内容分别属于不同阶段的汉学研究，分别被从事各种领域研究工作的中国史学家所关注，同时不可避免地被他们当中持有各种学术观点、学术思路的人进行价值上的判断并在各自的学术活动中给以批评或引为借鉴。笔者在此试图通过介绍《剑桥中国史》丛书的汉、唐、明、清各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的几个特点使读者对西方汉学论著产生兴趣。选择剑桥史为例不仅由于该书总结了以往最重要、最优秀的汉学成果，写出了几代汉学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学术思路，还由于它与中国大多数史学家均十分熟悉的中国通史著作有较强的可比性。
读过《剑桥中国史》的人不管对它做何评价，大多承认有“耳目一新”之感，个中原因笔者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历史分期问题目前在国内史学界和西方汉学界都不再是热点问题，但编写通史著作不可能不涉及历史分期。西方汉学家一向对中国有完整的历史文献倾慕不已，把二十四史及其他史籍、个人文集和方志等当做可靠的文献依据，因此导致《剑桥中国史》丛书第一个显著特点即以大一统皇帝制度的建立即秦王朝史做为开端，全书把整个古代史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卷，每卷都首先用相当的篇幅分章、节对各位皇帝的政治、行政活动进行带有分析的叙述，重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及制度上的变化含于其中，表现出历史著作应该具有的平实的风格。之所以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其原因之一，即不从概念出发。众所周知，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分期概念，剑桥史不使用国内史学界以往常用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不触及奴录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只把70年代“洪世涤”的秦朝封建论作为一家之言给以介绍，由西定生执笔论述汉代社会经济从而肯定他的结论：尽管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农业居民仍是汉代国家统治的基础。著者对分封制、中世纪、近世社会、前资本主义等西方史学的概念显然接受得比较多，但并不以此做全书谋篇布局的依据。比如唐史卷介绍了内藤虎次郎关于唐代为“中世”期的终结与“近世”中国的开端及陈寅恪唐代贵族政治集团的一系列观点，作者把这些作为研究的前提一一进行批评分析，并不全盘照搬、引以为据。
不使用某些概念不等于对历史分期问题没有考虑，对引起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上的重要因素，作者十分注重。秦汉卷写了东汉时期地方社会的变化，豪族的土地、庄园、财富和依附人员的增多使他们更有条件与朝廷分庭抗礼，再加上非正统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南方的开发，给统一的帝王权威带来极大威胁，形成后世几百年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明代专史卷试图写出活字的发明和印刷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化，造成识字率增高，在精英文化发展的同时，市民文化借以繁荣和成熟。综观全书及笔者从其他汉学论著得到的体会，似比较强调东汉末和南宋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及贵族政治与科举制的相应推行，文人士大夫向长江下游集中给历史发展带来的变化，有分别进入“中世”和“近世”社会之意。但著者并不做明确的界定，更不进行着力的论证。
在章节的设置上，剑桥史各卷间常有重叠交叉，这样做的长处是避免过分地受朝代划分的限制，以便用宏观的眼光写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因果性。秦汉卷末有一章题有《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和宗教》，揭示了引人注目的魏晋时期哲学和宗教繁荣成果的起始。隋唐卷在《导言》里简述了东汉末至隋统一期间政治格局的变化及民族融合的趋势，写出了中国再次统一的必然性。该卷还从唐朝对周边新建政权持比以往更平等的态度说明由此形成宋朝对外关系的新格局的背景，因而也就写出了隋唐帝国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读过明史卷的人都承认它堪称为一部泛明代史著作。元末和明末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阶级矛盾及由此引起的纠纷、扰攘、战争与新王朝的建立使具有广阔历史视野及灵活的写作手法的汉学家大有用武之地，体现了历史著述应有的活力和丰富的内涵。
二、《剑桥中国史》主要以中国传统史籍为文献依据，并不等于不重视考古资料，比如全书没有先秦史，就是由于史家认为今后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会使先秦史处于难以确定的状态，如果没有能把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融汇贯通从而被学界广泛接受的结论，只能暂时放弃撰写先秦史。秦汉卷引用考古资料研究法律、屯戍等问题，收到很好的效果。年鉴派史学思想对西方史学家影响很大，促使剑桥史作者极为重视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他们总是尽力试图描绘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和各阶层人士精神生活的实际状态，然而传统史籍显然难以满足这种需要，考古材料不免受到格外重视，如汉画象砖、秦简《日书》等。不过剑桥史作者也明智地认识到考古发现不会有很多，彼此间也不一定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如何解释传统的史料、解决语言上、文化观方面的问题，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为西方汉学家的主要课题，对于研究自汉至宋的学者来说，尤为如此。相对而言，专攻中华帝国后期历史的学者则更多地注意如何开辟新的史料及如何把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运用于其中。
秦汉卷第一章的作者卜德以疑古的眼光考察了秦代史料。他用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文书说明秦代的法律和行政与关于商鞅的传统记载相比，代表一种更实用、更折衷、更少片面性的施政方法，进而对以往普遍确认的秦代暴政产生质疑，至少可以说是未经证实的。《秦国和秦帝国》这一章的结尾附有附录，在体例上全书只此一例，题为《〈史记〉中的窜改增添部分》和《〈史记〉及其他史料的统计数字》，卜德在此对秦始皇是私生子、坑儒、公元前215年出现的预言文字等是否确有其事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对周朝末年的人口数字、公元前3世纪军队的规模、迁往咸阳的户数、秦驿道的宽度、阿房宫的规模等统计数字，特别是“万”的含义给以质疑。
剑桥史在史料方面另一个特点是较重视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著述。与官方撰写的正史相比，哲学家和文学家写作的时间与他所描述的时代更为接近，写出的史实更为真实。而官方史著有可能仅仅表达了统治者的愿望，尤其是比较严格地推行各种制度的时期，可能只有很短的一段，不可能那么整齐划一。秦汉卷较多引用了两汉文士的著述，隋唐卷的作者分析了玄宗本纪后半段史料较少、玄宗后期官员的传也较少的原因以后，肯定了张说、张九龄二人文集的史料价值。总之，剑桥史在掌握基本史料方面是成功的，这也是它得到中国史学家肯定的首要原因。
三、史学研究工作在鉴别史料真伪、选用史料以后，即面临如何对史料进行分析、解释，如何对待以往已有的成说等问题。西方汉学家在这方面表现出色，因为从史料的掌握和熟悉程度的角度而言，他们也许永远比不上沉浸于其中的中国学者。研究秦汉至唐宋的西方学者，往往以自己的理解为基础，印证或反驳中外史学大师已有的成说，表现出强烈的重视逻辑推理、求异、求新的倾向；而面对明清以至近代丰富多样的史料及明清史研究战线较长的局面，西方学者则试图从某一专门问题入手，建立起社会长期发展的框架。
这里以唐高宗时期朝廷上出现拥护与反对武则天两派一事为例，说明史家分析研究的过程：首先提出已有成说，一是陈寅恪“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权力之争说，二是胡如雷、横田繁等人的贵族与新兴地主和商人间的权力之争说，然后通过分别列出朝廷主要官员的籍贯及武则天时期科举考试的次数及通过此径进入朝廷的人数来推翻两种成说，得出自己的结论：拥武与反武的斗争实为已取得权力的人与那些把拥武当做自己升迁手段的人之间的争斗，揭示了封建皇权的实质。对“安史之乱”，在介绍了陈寅恪，谷霁光的观点以后总结为：“安史之乱”产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若干牵涉面较小的环境，与中国文化的敌人的大规模渗透、或长期的地方分离主义无本质联系。随后对“安史之乱”的影响做出概括，指出它一直影响到日后唐朝的灭亡。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通过个案研究论证游牧民族汉化为农业居民的过程比陈垣先生等以往估计的要长许多，并把过渡状态的部族命名为“国人”。
四、美国的汉学研究是比较晚起的，但近年来却有长足的发展，《剑桥中国史》明、清等卷的作者大多生活在美国。费正清的学生柯文总结了美国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趋势，即不把中国看成铁板一块，而要加强区域研究，重视中国历史本身提出的课题，分层次分别考察中国的上层、下层社会，注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汉学成果有两项，一为孔飞力从太平天国、捻军与地方团练的关系入手，揭示了中国地方社会军事化的过程，同时考察了曾国藩、李鸿章在清朝中兴过程中的作用，克服了以往只研究冲突的一方面而造成的知识上的欠缺。孔飞力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把基层社会状况的研究延伸到民国时代。第二即国内史学界比较熟悉的施坚雅的成果。施氏身为人类学家，长于深入较落后的地区或民族进行考察，因此能在中国研究中取得某些突破。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对《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反应多集中于国家关系与外交，中外冲突方面的问题，对书中关于晚清社会各阶层、思想文化上的激荡等内容反应不够强烈。
中外学者对使用数学及统计学知识研究历史均无异议，但由于史料密度不够或建立的数学模式不同，所做的结论还较难成为公论。
五、《剑桥中国史》把各段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主要为政治史及有关的军事、文化斗争，另一部为经济、技术、军事、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专史。由于隋唐和明代两段的专史都尚未出版，我们不免较多地看到政治史的研究成果。其特点首先是充分研究了皇帝，注重考察他们登基之前的生活环境及所受的教育，他们的个性及心态对施政的影响。其次则注意影响皇权的实施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试图描绘特定的政治氛围，各种施政主张间的争斗，各种政治力量的彼此消长。针对后人对秦始皇、隋炀帝等影响较大的议论，作者从史料批评入手对他们重做比较平实的评价。朱元璋作为民间教派的领袖变成合乎正统法理的皇帝，作者分析了他的过人之处：不歧视曾为元朝服务的人和反对他的文化精英，勤奋好学，有意识地改造红巾军的思想意识，对民众有较多了解，努力塑造未来贤明君主的形象及强有力的个性特征。
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赞赏不已，他们详细研究各种职官的职权范围、地方行政体制及其变化，对各代入仕的途径尤为注意。由此引伸的问题有：严格的门阀制度施行于何时、科举制起源、兴盛于何时等。他们断定贵族政治盛行的时期比以往估计的要长，比如东汉的外戚实为贵族，因而对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产生新认识。受马克斯·韦伯“财政农业”思想的影响，剑桥史作者始终把朝廷财政收入当做政治问题。全书以政治上的等级，而不是经济上的阶级划分社会集团，这与史料记载较为相符。与印度等其他东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流动范围比较大，全书尽力写出各时代各阶层与社会集团的现实处境与追求。剑桥史对创造并延续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社会精英产生持久不衰的兴趣，进行了多侧面的考察和研究。书中反映了他们在政治危机的紧要关头维护正统的法统原则及儒家道德观，在王朝衰弱时期维护地方共同体，成为社会的天然领袖，在战争、混乱、天灾等苦难中以自治的形式延续生命，到南宋后期，形成一个有经济实力并对自己的鲜明特征和文化有强烈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
六、《剑桥中国史》作为普及读物和史学专著，在两方面均称获得成功。全书把史学名词术语和引文化为带有史家个人理解的通俗流畅的叙述性文字，有知识、有趣味并给人以启示。这和译者的努力也有很大关系。译者多为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通才教育制度培养出的人才，其知识结构与目前史学队伍主要成员有所不同。
《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隋唐史》、《剑桥中国明代史》出版以后赢得了相当数量的读者，但对它进行认真评论和批评的文章并不多，笔者在此列出几篇做为全文的结尾：《〈剑桥中国秦汉史〉指瑕》，载《贵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作者：王晓卫：《国外研究隋唐史的一部巨著》，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作者：谢保成；《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明史的开拓性著作》，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者：沈定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