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本世纪30年代初问世。它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件。它使我们有可能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但是，《手稿》中所表述的以揭露和批判人的异化、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实践本性为核心的异化理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所表述的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基本内涵的唯物史观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引发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争论之一，即关于“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形成了以前苏联官方哲学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当代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三种基本态度。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坚持“两个马克思”的学说，基于自己特定的哲学需要，取舍马克思学说的不同阶段。这样，势必会妨碍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精神的理解，破坏马克思学说的历史统一性。本文将从更深的层次上，透过马克思不同时期研究领域和具体思想的差异与转变，即通过对马克思的早期－－哲学研究时期、中前期－－社会历史理论或社会革命理论的探索时期、中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晚期－－人类学笔记时期等阶段思想逻辑的探讨，揭示他的学说的历史统一性和内在一致性，也就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植根于人类实践本性之上，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即人类解放为核心的革命思想，从而深刻地把握马克思学说的本质精神，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坚持又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合理的思路。
一、早期：哲学研究时期
我们在这里用早期指从《博士论文》到《共产党宣言》，即从1840年前后到1848年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这一时期，马克思的主要理论研究是在哲学领域，并穿插着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种探索中，马克思逐步形成了自己基本的哲学立场。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是从《博士论文》中强调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的立场开始，经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批判，提出了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构想，即实践唯物主义的设想，最后又以此为基础，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尽管这一时期的探讨主要在哲学领域进行，带有很浓的理论性和思辩性，但却在一般理论层次上奠定了马克思全部学说的哲学基础，确立了他的全部学说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追求自由和人类幸福的理想信念，并成了马克思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他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根本动力。他在《博士论文》中极力强调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马克思强调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就是要强调人类理性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也就是把哲学变成一种批判现存世界的力量，从而使世界变得合理。
但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所做的批判基本上还停留在精神领域，还没有直接触动社会现实，缺少现实的革命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很快就同其他同样坚持自我意识立场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分道扬镳，开始转入对社会现实的思考。通过莱茵报时期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思考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同神学，精神和国家等等相比，更为基础的是代表着社会物质关系的市民社会，它决定着国家。因此，要进行变革现存的世界革命，就应当把对宗教和对国家等等的批判，转为对社会的世俗基础，即市民社会的批判，得出必须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结论。而造成市民社会的不合理的原因在于人的劳动走向了异化，因此，人的存在问题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也是革命所应环绕的核心。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地把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转入对人的存在状况的探讨。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①这样，马克思从自我意识的立场出发，经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最后以人为本，奠定了自己全部学说的深层哲学基础。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他于1844－1845年所完成的《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般被人们称作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
马克思在《手稿》中表述了异化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个普遍事实是：工人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生产者相对立，成为统治劳动者的力量；而且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他创造的价值越高，他自己就越没有价值。而造成这种“物的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即人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本来意义上的劳动是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它构成人的本质，但是，现存这种活动走向了异化，变成了一种谋生的、外在的、强制性的、异己的活动。正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即人的本质的异化造成了劳动产品的异化和私有财产对人的统治。因此，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不能归结为简单地消灭私有财产，而是要扬弃人的劳动的异化性质，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实践本质。在这种意义上，共产主义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②
对异化和扬弃异化问题的探讨使马克思确立了一种以人的主体地位为前提，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心的全新思维方式，这也就是他在《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的实践哲学的构想。这一构想的基本出发点是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和“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③。这样，马克思就把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全部感性世界的基础，同时，也将之视作自己的哲学的根基。他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在《手稿》中他就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更加明确地强调了这一思想，他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构成马克思早期思想核心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构想并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不同的理论，二者实质上就是一回事儿。异化理论揭示人的自我异化并不是为了对异化现象作出客观描述，而是为了根本扬弃异化，恢复人的活动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性，同理，实践哲学强调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基础地位，正是为了强调人类实践所具有的变革现存世界、扬弃异化的革命本性，因此，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就是同一理论，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实质，将之称作“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实践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全部学说的理论根基。它同传统哲学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它是以人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革命哲学或批判哲学，是一种彻底变革现存世界的实践哲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
虽然这一以异化理论或实践哲学为表现形态的实践唯物主义还更多地停留在哲学理论的层面上，但它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或唯心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及以后的著作中所表述的唯物史观并没有否定这一实践唯物主义，而是以它为基础才得以建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深刻的哲学底蕴，只有实践唯物主义导致历史唯物主义并与之相结合，才构成马克思完整的哲学革命观，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际历程。我们把这一问题放在下面关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中阐述，因为唯物史观的表述同社会革命理论是交织在一起的。
二、中前期：社会历史理论和革命理论的探索时期
“中前期”开始于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即是马克思早期实践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和直接发展，也是马克思中期社会革命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的开端。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理论和革命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于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主要与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相关。当然，马克思的这一探讨也一直延续到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所写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
马克思这一时期关于社会历史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的探索始终环绕着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一是唯物史观的表述与建构；二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提出。从下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唯物史观理论的建立，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确立，都没有否定早期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相反，它们都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革命思想和人本精神的具体化和丰富发展。具体说，唯物史观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进一步阐述，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则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它们强调的核心都是变革现存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
1.唯物史观的阐述。应当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已以不同方式、不同术语、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唯物史观的许多基本思想。而在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在探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理论的过程中，他又更加明确和系统地阐述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基本内涵的唯物史观。从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进到唯物史观中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并不表明马克思思想的转变，而是他的思想演进的必然逻辑。在从一般哲学理论上探讨了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问题之后，马克思必然要把研究的中心转到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因为作为人的感性世界和人的社会关系基础的实践活动，其状况如何，必然要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因此，从对人的异化状态的批判进到对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批判，这是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和革命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逻辑。
基于对早期理论的推进，对1845年欧洲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比较清楚地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他在1848年写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一组文章中明确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接着，在1851年至1852年写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又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⑤而到了1859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则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性的概括。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⑥
显然，如果我们割裂了唯物史观与实践唯物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把马克思所描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当作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独立的运动体系，那么，我们将得到一种完全独立于人，又统治着人的盲目的经济必然性，从而把人类历史当作“无主体”的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建立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不是在谈论非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在谈论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正是人类实践的革命本性和超越精神赋予生产力以革命作用，使生产力起着决定生产关系，并在一定条件下变革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
2.社会革命理论，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形成。马克思通过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经验而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直接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他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时，就明确阐发了社会革命的原理。他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从这样的基点出发，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逐步表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其中比较突出的思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阶级斗争理论做了新的发展，把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无产阶级专政相联系；二是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指出无产阶级不能现成地接受和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必须运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构成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本内涵。
在人们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传统理解中，强调的中心往往是革命形式和革命道路的具体设想，从而把暴力革命当作普遍的、不可革变的、唯一的革命模式。而实际上，随着历史条件的变更，革命的具体形式和道路无疑要发生变化。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设计一个普遍的历史发展模式，他强调的不是革命形式，而是革命的实质，不是把革命简单地视作一次性的暴力事件，而是把革命当作一个深刻的历史进程。这从马克思当时的“不断革命”思想中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明确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⑦显然这样的一种彻底的、不断的革命的核心和宗旨正是要扬弃和消灭一切奴役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和社会关系，从而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性，使人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同唯物史观和实践唯物主义的深层的人本精神和革命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三、中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几乎贯穿于他的毕生理论探索之中。但是60－70年代是马克思集中探讨经济学问题的时期，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也是在60－70年代进行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
《资本论》所探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是唯物史观一般原理的特殊应用。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和阶级实质，这一学说同唯物史观一起，被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毕生最伟大的两大发现。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规律做了系统的、深刻的和精密的揭示和阐述。
揭示、阐述、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的确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但是，如果我们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目的就是客观地描述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并环绕着这些规律建立一门新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那样就误解了马克思的愿意，就会把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同以人的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实际上，马克思对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有着远为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加以理解。
1.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有着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征，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决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客观描述这些必然的经济必然性，并与之认同的特殊经济学理论体系，而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探讨和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因此，严格说来，马克思所持的立场不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学立场，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即国民经济学，有着致命的弱点，它们把私有财产当作给定的事实接受下来，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当成永世不变的自然法则，结果，政治经济学成为一种缺少革命性，替资本主义现状辩护的学说。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要从批判和超越私有制及其规律这一点入手，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性。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阐明了他的学说的这一宗旨。他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⑧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表述了同样的见解，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不但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而且要批判这些规律及其替这些规律辩护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⑨
2.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提高人的自觉意识和批判意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和制约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每个人的行为都受这种盲目必然性的约束。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要人盲目地服从这些规律，与这些规律认同，并非把这些规律当作永恒的规律，他的目的是培养人的自觉意识和批判意识。使人们通过彻底变革现存世界的革命而摆脱盲目的经济必然性的制约，从而建立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即《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如果人们依旧屈从于盲目的经济必然性，这种自由王国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论述。他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之上，才能繁荣起来。”⑩
由此可见，马克思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经济规律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马克思早期的实践唯物主义一样，体现了一种人本主义的革命精神，代表着一种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宗旨，彻底变革现存社会秩序，扬弃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哲学。
四、晚期：人类学笔记时期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这一阶段为马克思思想历程的晚期。晚年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他放下了自己倾注毕生精力的《资本论》的写作，转向当时出现的一大批人类学文献，主要是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拉伯克等人关于古代社会史和东方各国土地制度的文献，并且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些材料被称为人类学笔记。
人类学研究涉及古代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原始氏族制度、国家的产生、私有制的起源等一系列问题。但马克思的研究中心主要集中于处于由原始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时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因为这一生产方式在当时依旧存在于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社会中，它与西方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平行并存，是东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概括出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和专制国家的三位一体。从东方社会普遍存在着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事实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两点重要思想。
第一，马克思指出，《资本论》中“原始积累”那一章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只不过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运动‘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1)这说明，马克思在晚年已放弃了早年设想的所有民族都必须先汇入资本主义进程才能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多国共同胜利的设想。这样，马克思就进一步确认了历史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第二，马克思提出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他认为，构成亚细亚生产方式核心和基础的俄国村社及土地公有制是俄国社会中十分积极的因素。“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2)因此，在俄国社会发展中，不应当消灭农村公社和土地公有制这些积极因素。马克思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所开辟的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俄国来说未必是可取的。俄国应当以现存的农村公社和土地公有制为基础，充分汲取同时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文明等肯定成就，从而跳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共产主义。
通过对马克思上述设想的简单概括，可以看出，马克思从不设想历史发展进程的某种不可变更的铁的必然性和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是花费他毕生精力所完成的《资本论》所揭示出来的人类历史发展模式，他也毫不犹豫地根据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变化而加以修正、更改，或限定其适用范围。这说明，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始终保持着他早年实践唯物主义构想所代表的革命精神，即对人类实践的超越本性和革命本性，对人类命运的人道主义关注。他之所以认为俄国不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因为，在俄国已具备土地公有制和农村公社的前提下，不应当再遭受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不人道的后果和灾难。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3)]由此可以断定，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和东方社会理论在历史空间上拓宽和加深了马克思毕生苦苦思索并不断发展的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实践哲学和革命哲学。
通过对以上四个时期马克思思想的概述评价，我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做了相对完整的描述。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两幅画面。在一幅画面上，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许多转变和差异：从哲学的反思进到经济学的思考，从社会革命的设计进到人类学的探索；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推演进到从现代社会向古代社会的追溯；从西方社会历史模式的建构进到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的探索；从政治经济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深入；这里还有马克思不时对自己的原有某些过时的观点和结论的勇敢修正和否定。在这层意义上，马克思的前后期不但有差异，而且有许多超越，甚至有许多个“马克思”。但是，在另一幅画面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为着一个不朽的信念百折不挠、终生不息地追求的马克思。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与完善始终是他不可更改的信念，为了这一目标，他捕捉着人类历史的每一次重大事变，寻求变革现存世界秩序的机会。他的学说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始终建立在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超越本性、革命本性和创造本性之上。因此，透过马克思学说表层上研究领域和具体观点纷繁复杂的变化与差异，我们看到了这一学说深层不变的内核：植根于人类实践之上的革命哲学和批判哲学。这正是马克思学说的历史统一性之所在。
注释：
①③④⑤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16、19、629、479-48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⑥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119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下），第926-927页。
(11)(12)(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7、441、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