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过节的时候，以蔬菜和副食品为主的物价都会受到高度重视。媒体把视线盯在鸡蛋、猪肉、黄瓜、大蒜等价格上。政府部门也尽量维护菜价的稳定，有时还会说：某菜的价格跌了，总体稳定等等。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通货膨胀变成潜在的威胁，涨一点价都变得极为敏感，仿佛立即就会引起社会动荡。我觉得，对于菜价上涨的过于敏感，并不是件好事。
    当我们说中国贫富差距严重时，当我们说广大农民收入普遍较低时，当我们发现农民收入的增长普遍缓慢时，农副产品涨价难道不是农民的福音？难道不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方式之一？当然，农副产品涨价之后，城市低收入人群会有压力，这是可以解决的。西方国家为了让农产品便宜，政府会对农产品有补贴，中国现在也有类似举动，所谓工业反哺农业。但是，我们有没有理解西方国家为何补贴农民？为何不能倒过来补贴城市的低收入者？因为西方国家农民少，像美国，农民只有3%。而中国的农民多，即便城市化正在推进，中国现在的农民也超过50%。如此庞大的农业人口，按人头补贴，要有点效果，必须是非常巨大的一笔开支。假设一年8000亿补贴，摊到每个农村人口头上，一人一月也就100左右，对于缩小贫富差距，能解决什么问题？反过来说，如果让农产品涨价，农民不需要补贴收入就提高了，城市人口就算低收入人群占10%要补贴，所花的钱显然少得多，效果也好得多。
    农产品价格上涨，用补贴保障城市低收入人群，也不能忽视城市中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或者白领、灰领可能也会有压力感。但是，房价降10%，20%，不都全解决了吗？随便做一个民意调查：农副产品涨20%，房价同时降20%，城市中产阶级是否愿意？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愿意。之所以这种情况难以出现，是因为我们的宏观经济指导思想出了问题。
    中国的农副产品如果涨价，有些人说会在国外低价农产品面前失去竞争力。这又是一个僵化的思维，好像我们进了WTO就应该遵守别人的制度，就应该奉行自由贸易。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对外国农产品收高额关税？经常有人说韩国普通人难得吃一次牛肉，因为韩国牛肉比较贵。事实上，美国牛肉比较便宜，韩国人为何不吃美国牛肉？因为韩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农民，不允许外国农产品进入，韩国人甚至为此而以自杀抗议。韩国的问题在于，国土狭小，本国提供农产品消费，但是，农产品的生产难以扩大。而中国幅员辽阔，不存在这个问题。但现实是，中国偏偏在农产品价格上，放弃了对无数中国农民的保护。如果自由贸易就是让在几亩地劳作的小农与几千亩机械化生产的美国农民共同竞争的话，中国的农民必然只能在低价的生死线上苦苦挣扎。我们的政策试图像美国一样，最终以减少农村人口为目标，让仅剩的少数农民也以大规模机械化方式与美国农民抗争，很理想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农民就该在生死线上挣扎吗？而且，这个理想未必能在中国实现。还是应该现实一点，对国外农产品实行高关税，同时提高国内农产品的价格，让中国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就地富裕起来。
    农副产品涨价还会带来一个问题，价钱涨了，但没到农民口袋里，只到了中间商手里。前几年，敏锐的观察者已经发现，当沃尔玛这样大型的零售机构垄断了市场和物流之后，真正生产者的利润极为有限，不得不受到中间商的严厉盘剥。因此，农副产品涨价要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还必须打破批发、运输、零售行业的资本垄断。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失败。为了农副产品物价的稳定，只能针对零售商等。垄断之后的零售商势力强大，要么更加盘剥农民，要么从政府那里换得其他好处。
    我支持农民进城摆摊，我认为城管对此不应太严厉。农民直接进城摆摊销售农产品，减少了中间商的盘剥，对于农民和市民都有好处。问题只在于加强管理，而不应该将他们赶走。城管在这个问题上的执法理念，只是从市容市貌的角度出发，缺乏全局观念。这不是城管自己的事情，而是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整体理念：你是站在大资本一边，还是站在广大普通人一边？从大资本的角度出发，垄断必须消灭自发的小零售商。换句话说，每一个摆摊的农民或小市民都是大型超市的敌人。如果让他们把便宜的农副产品送到居民的门口，必须开着小车购物的大型超市生存就困难了，利润就减少了，沃尔玛之类也就难以维持世界500强的领先地位了。所以，改变观念，严格控制销售、物流阶段的垄断，对于农民和市民的摆摊，加强规范管理即可，没必要必欲清除而后快。
    总之，农副产品涨价，只要能真正落到农民和低收入市民的口袋里，这就是一件好事。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它还能拉动内需，农民收入增加，能够更多地消费城市生产的工业品，两全其美。政府除了补贴少数城市低收入人群之外，内需旺盛，对于城市群体也是增加收入、水涨船高的好事。这件事只是伤害了垄断资本的利益，但是，得罪少数人与得罪大多数人相比，政府选择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