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一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芝加哥的施蒂格勒起的。今天在中国多称「定理」，我称「定律」只是为了读得比较顺口。其实二者皆不是：科斯说他没有提出什么theorem，我也认为没有。他提出的是一个角度看世界，严格来说是提出了一个条件。施蒂格勒发明Coase Theorem一词后，行内叫得朗朗上口，执到宝，当然不更正了（一笑）。是的，「科斯定律」一词将会传世。非常难得，对上一个那么大名的是十九世纪初期出现的萨伊定律（Say’s Law）。
施蒂格勒一九九一年谢世。他曾经对我说，科斯定律是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思维。施兄是古往今来研究经济思想史最有成就的人，由他高举当然够斤两。我自己可没有像施兄那样想，只是当年读科斯一九六○年的大文，得到的感受是前所未遇的思想震撼。六十年代初期，从庇古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离的学说演变出来的「外部性」（externality）分析很热闹，老师与同学之间天天说。科斯之见的出现如当头棒喝，使我觉得那么多的文章是读得冤枉了。
科斯是个幸运的人：他完全没有读过庇古之后的关于外部性的无数文章。要是读过他可能想不出他的定律。我也有类同的运情：分析佃农分成之前我完全没有读过前人对这题材的分析，只是推出了自己认为是对的佃农理论才追溯前人之见，发觉跟自己的是两回事。要是读过我不会想出自己的。可见书读得多不一定是好事。
科斯的故事
科斯生于一九一○，认识的朋友一致说他的一举一动皆合乎英国绅士的礼仪。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因为课程修完早于规定的毕业时间，一九三一年他到美国去，在芝加哥大学旁听了奈特几课，不同意，有所悟，写下了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的初稿。这是后来一九九一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被提到的两篇文章之一了。
科斯读很多书，翻阅文件无数，但正规的经济学论著他背得出来的只三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奈特的《风险、不确定与盈利》；Philip Wicksteed的《政治经济的普通常识》。从我六十年代初期苦攻的水平衡量，科斯的分析技术差一点。但他出自斯密与英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受训于今天行内识者无不向往的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老师与同学皆一时才俊，什么技术云云是无足轻重的了。
以读书考试算，科斯没有拿过学士以上的衔头。一九五一年要转到美国任教职，没有博士不成，他拿几篇发表了的文章申请D. Sc.这个荣誉博士衔，获取，而为他写推荐信到美国水牛大学去的是戴维德。戴维德自己也只有一个学士，但为哈耶克写过推荐信。这可见西方学术传统的至高处，跟今天中国的很不一样。
科斯是我认识的学者中最顽固的人。我可以说服他逻辑上有错，或这里那里要说得清楚一点，但他的思想路向是不能移动的。他没有兴趣的话题，对他说是白费心思。他坚持经济研究要知道真实世界发生着些什么事，反对黑板经济学，而选上了一个题材不走到尽头他不会罢休。
《公司的性质》之后，科斯的另一篇有名文章是《边际成本的争议》，而在英国的日子，他研究的主要是垄断。奇怪，他选上了广播行业作为垄断的研究题材。到美国后，他继续研究广播或传播行业，但从英国的转到美国的那边去。这就带到他一九五九年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那篇我认为是他平生写得最精彩的文章。
千载难逢的实例
科斯要调查联邦传播委员会，因为见到该会控制着整个美国的所有传播行业，是一家垄断权力非常庞大的机构，他要问这权力从何而起。找到的答案，是该委员会的前身是一个收音委员会组织，起于美国的东北部——波士顿一带。二十世纪初期，东北部的渔民出海捕鱼，靠收音机与家人联络，问天气、报平安。收音机的音波有频率，这频率应该每艘渔船各自不同。但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不同渔船用同一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弄得一团糟。有些好事之徒乱用频率，传达假讯息，当然是非管不可的了。科斯问：音波频率究竟是谁拥有的呢？为什么不界定为私产然后让市场决定谁有使用权呢？
科斯一脚踏中一个千载难逢的例子。一个人的行为影响他人，其效果有好有坏，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出现了分离的重要话题，不仅老生常谈，而且带来的无效率需要政府干预之说在经济学行内大致上是接受了的。
最有名的例子是庇古提出的一家工厂污染邻居。邻居受损是工厂产出的社会成本的一部分，但工厂只算自家的生产成本，不管他人受到的污染。工厂生产的自家成本是私人成本，但社会成本是工厂的私人成本再加邻居受损的那部分。二者有分离，无效率 ，政府要多抽工厂的税，促使其减产，或政府要强迫工厂赔偿邻居的损失。工厂为祸，是坏人；邻居是无辜的受害者，是好人。大家日常生活的经验中，类同的例子无数。
一个人的行为给他人带来良好效果的例子比较少。最有名的是蜜蜂采蜜，替果树传播花粉，果实的数量增加，但果园的主人可没有给养蜂者补偿，也无效率 ，经济学者之见是政府理应补贴蜜蜂的饲养。园主是坏人，蜂主是好人。其实没有补偿或没有以市价成交的有良好外部性效果的例子不是那么少。一个美女招摇过市，大家看得开心，可没有给她钱。你跟一个有学问的人倾谈，学得一点，但没有给他钱。给钱他会多说几句，而什么经济效率云云，是指给钱之价跟多说一句的边际用值相等。
回头说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的例子。我说千载难逢，因为那是唯一的没有好人坏人之别的实例。我干扰你，你也同时同样地干扰我，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再不是问题，经济学者可以容易地客观地看。科斯因而看到一个问题：工厂污染邻居，对邻居有损害，但如果不准工厂污染，岂不是邻居损害了工厂？究竟是哪方需要负责赔偿呢？
泊车损害种植惹来争议
在《联邦传播委员会》一文中，科斯举出一个惹来大争议的例子，最后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足以传世的科斯定律，奇怪当时没有谁注意。该例子说：一个人在地上种植，另一个人在该地泊车，是谁损害了谁呢？泊车损害种植，但如果为了种植而不准泊车，则是种植者损害了泊车的人。跟着的推理是：只要土地的使用权利有清楚的界定，种植或泊车哪种用途价值较高，会通过市场的运作决定。科斯于是说：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必要的先决条件（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联邦》的文稿投到芝大由戴维德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报》，芝大的多位大师一律不同意种植者损害了泊车的人。戴维德于是要求科斯删除种植与泊车那部分。科斯坚持不删，说如果有错，那是有趣的错，应该刊登。戴维德说不删改也可以，但刊登后科斯要到芝大讲话，回应芝大同事的质疑。科斯的回应，是不公开讲话，但可与几位反对的坐下来研讨。
以一对九科斯胜
这就带来一九六○年的春天在戴维德家中晚餐后的大辩论，在场的人都说应该是经济学历史上最精彩的。该辩论有十个人，皆名家也：Martin Bailey, Milton Friedman, Arnold Harberger, Reuben Kessel, Gregg Lewis, John McGee, Lloyd Mints, George Stigler，当然还有Ronald Coase与Aaron Director。（因为十君子我认识其中八位，跟他们谈过当晚大辩论的细节，瑞典的一个经济学诺奖委员曾经要求我提供详情，据说他们考虑建造一蜡像室描述这辩论。我的困难是McGee曾经告诉我，当晚Harberger在戴维德的家搬动家具建造畜牧的栏杆，但Harberger却记不起曾经这样做。）
辩论吵了三个小时。起于晚餐后科斯问：「工厂污染邻居，要工厂赔偿给邻居吗？还是邻居赔偿给工厂要求减产呢？」施蒂格勒的回忆，是吵到中途，弗里德曼站起来开枪乱扫，半个小时后所有的人都倒下，只有科斯还站着。科斯的回忆，是虽然当时自己肯定没有错，但米尔顿分析得那么清晰，他知道自己可以安寝无忧了。这些传言使一些外人认为科斯定律源自米尔顿的天才。我不同意，因为《联邦》一文发表在戴维德家中晚餐之前，而科斯定律已清楚地在该文表达了。后来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贝尔奖，发表演辞时米尔顿坐在我旁边。我轻声地问米尔顿：「这个人应该获诺奖吗？」米尔顿指着台上，说：「他吗？早应得了。」
施蒂格勒认为，当晚没有录音是经济学的大损失。McGee的回忆，是夜阑人静，大家离开戴维德的家时，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历史作了见证。芝大的Harry Johnson当时在伦敦，过了一天给芝大经济系一封电报，说：「听说又有一个英国人发现了新大陆。」十多年后，曾经反对科斯最激烈的Kessel对我说，地球上我们要回到斯密才能找到一个像科斯那样对市场有那么深入感受的人！
晚餐辩论后，科斯回到自己的维珍尼亚大学，动笔写今天同学们都知道的《社会成本问题》。说是一九六○年发表，其实是一九六一年了。科斯以为要赶印，写一节寄一节给戴维德，所以该文读来每节有明确的独立性，在连贯上没有一般文章那么一体。后来科斯对我说，他当时不知道戴维德根本不在乎什么时候发表，等多长时间也无所谓。当时《法律经济学报》有稿酬。我曾经问戴维德：「你给科斯那篇文章的稿酬是多少呢？」他回应：「当时校方规定每篇文章的稿酬以页数算。要是不这样，我会把所有的钱给科斯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