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可称为“中华文化圈”的东亚各国都推行了文字改革，最典型的有以下几个国家：中国、日本、朝韩（朝鲜与韩国）、越南。因为这几个国家在传统上都使用汉字，所谓的文字改革都是围绕着改革汉字而展开。中国和日本是一类，走的是简化汉字的路子（虽然程度不尽相同），朝韩和越南是另一类，走的是废除汉字、彻底拼音化的路子。
日本、朝韩、越南需要推行文字改革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虽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而在古代引进汉字，官方与贵族上层都直接书写汉字，但日常会话与下层民众却使用着本国的语言，与汉语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尤其日语、韩语（朝鲜语）甚至与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种，连语法都天差地远。如此严重的文言分离在现代化进程中似乎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因为它使得沟通的成本极为高昂。但是其实原则上完全可以把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像很多发展中国家把英语、法语这些外来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一样），本民族的语言作为方言使用。其实这些国家在古代时期就是这样做的，现在以广东话为母语的地区也是这样做的，但因为中国在近代的国力衰弱，汉语的地位也随之在不为中国主权支配的周边地区一落千丈，连中国自己都对自己丧失了自信，认为文言文、繁体字需要改革、甚至废弃，这条未必不是更好的道路自然也就没有国家尝试去走了。
然而，同是改革文字（改革汉字），中国、日本这一类与朝韩、越南那一类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不仅仅是程度的差别。朝韩、越南是选择了完全废除汉字、彻底拼音化，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越南最为彻底，除了民间仍在一些场合里零星地使用汉字（如结婚时贴“囍”字的红纸）之外，几乎完全废除了汉字，文字也彻底地使用拉丁字母而拼音化。朝韩两国之中反而是韩国保留汉字的程度较高，本应与中国亲近的朝鲜却废除汉字更为彻底。有趣的是，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恰恰也是废除汉字最彻底的东亚国家（比朝鲜更彻底）。而在二战之时与中国打了8年之久的仗的日本，反而是保留汉字最好的。这说明什么？之前有读者说东亚国家废除汉字是要摆脱中国的影响，这个原因虽然不是没有，但按理说不是应该与中国越敌对的国家就越想摆脱中国的影响才对吗？不要跟我说越南与中国打过仗，所以关系不好。越南废除汉字是发生在1955年以胡志明为首的北越独立之时，中国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是迟至1979年才发生的，二者根本没有因果关系。而中国抗美援朝的战争是在1950年，但朝鲜早在1945年就由金日成指示在朝共的全部刊物上停用汉字，1949年朝鲜完全停用汉字；反观韩国虽然在1948年由国会制定了《韩文专用法》规定官方文件要用韩语字母，但社会上、尤其是新闻媒体仍然大量使用汉字，坚持与官方对抗，直到迟至1970年以独裁著称的朴正熙强制推行“全部韩文化”才真正废除了汉字。
所以，我认为更关键的局限条件是有权力决定文字改革的当政者普遍的文化水平低下，以汉字识字率作为标准的话近于“文盲”，拼音文字对成年人而言容易学，可以迅速地使他们摆脱文盲的形象——而主要不是为了摆脱中国的影响。这个解释很好地吻合了文化程度越低的群体执政的国家就越急于废除汉字、废除得也越彻底；文化程度越高的群体执政的国家就越犹豫于废除汉字、废除得也不彻底的现象。尤其韩国废除汉字的进程中，新闻媒体成为抵制废除汉字最大的阻力群体这一事实，对这解释是有力的支持。因为新闻媒体显然是一个社会中操纵文字的能力最强的群体。另外，同样是越南，泥腿子出身的北越一上台就急吼吼地彻底废除汉字，文化程度明显高上一截的南越则是迫于法美的压力才不情不愿地废除了汉字。这些事实无不验证了我的解释是正确的。当然，执政者这个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耻于直言的，但顶着容易扫除文盲率的冠冕堂皇之辞（客观上确实也有这个效果），废除汉字的文字改革就很容易推行下去了。不过我要指出，这仅仅是对扫除成年人的文盲率而言是成立的，以教育小孩来说，其实学拉丁文字与学方块字的汉字并无难易之分，这一点容后再作细论。
朝韩和越南这样彻底废除汉字，是执政者短视自私的愚蠢之举。汉字虽然来自于中国，但在古代已经深深地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废除汉字等同是废除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些国家的历史文献全部用汉字写成，只为了一时的学习之便与沟通之利而废除汉字，就完全切断了现代人与本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纽带。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永远成不了大器。在这“文字改革”的上篇里我已经说过，语言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沟通的工具，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载体，有着传承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文明的高级内涵，不能只为了交流沟通的方便而轻易地改变、甚至废弃。将文字简单地等同于一个交流工具，是将之低俗化。看看事实吧。世界语这种语言是某些语言学家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没有不规则变化，所有规律都没有例外，逻辑严谨，易学易用，十分科学。但这世上有多少人会去学世界语，更不要说使用它了。为什么世界语没有市场？就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为了交流方便，一种没有传统文化为内涵的语言，有再科学的外壳包装，都不可能真正地成为人类普遍使用的语言，做计算机语言倒是可以的。
然而，即使不提传统文化这种看起来有点“虚”的精神文明层面的问题，仅以语言作为沟通手段的工具性来看，废除汉语也为韩语、越南语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些国家在古代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本国词汇中存在着大量的汉字词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无法否认，更无法改变。韩语有70％以上的词汇是汉字词，越南语就更多了，因为北越在古代根本就是中国统治下的一个行政区域（交趾），与古代朝鲜毕竟还是独立的国家、只是中国的属国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而汉语有大量的同音字，这应该是决定了汉字用于表意而不是表音的关键因素。
（PS：说个题外话，这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文字是表音的，即本质上是拼音文字，包括字形看起来像方块字的日语假名与韩语字母，其实也是表音的拼音文字；汉字却是表意的。这是一个可以用经济学解释的语言学现象，我认为汉语有大量同音字是关键的局限条件。如果汉字是表音而不是表意的话，大量的同音字就会使用同一个字，导致难以辨明真正的意思。当然，为什么汉语有大量的同音字，这本身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这个现象要解释就非常困难了，涉及到语言起源的问题，我对语言的了解仍属太少，无法掌握足够的局限条件去解释这个现象。）
从语言学来看，日语、韩语与汉语完全隶属于不同的语种，前者是粘着语，后者是孤立语（又称分析语）。这是从语法的角度来区分，而如果从单词发音的角度来分，据我学过的有限数量的语言来看，这世界上只有两大类，就是单词类语言与单字类语言。像英语等欧洲语言无疑都属于单词类语言，即最基本的表意单位是单词，往下再细分的字母已经无法用来表意。而汉语是典型的单字类语言，即最基本的表意单位是字，往下再细分的笔画也已经无法用来表意。日语、韩语如果只看还没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之前的固有词，其实它们本来也跟英语一样，是单词类语言。单词类语言的一大特征是可以用多个音节表一个意思，例如pretty有两个音节，表“漂亮”。单字类语言却是一个音节就表一个意思，即使“漂亮”这样的双字词分开成“漂”与“亮”也能单独表意，哪怕与组合起来之后的词的意思已经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汉语中一切的非单字词都是“合成词”，是由各自有独立意思的词（字）合成。显然，pretty分开成pre、tty两部分的话，各部分是无法单独表意的，一定要合起来才能表意，即整体才是一个“单”词，而不是合成词。单词类语言的这个特征决定了这种语言不会有大量的同音字（严格来说是同音词）出现。因为虽然音节（单个辅音与单个元音的组合）的种类有限，但可以通过增加音节的数量来大大增加与表意所需的概念进行对应的数量，出现同音词的机率就能大幅下降至几乎不存在。英语有韵尾就更容易避免出现同音，但即使像日语那样几乎是没有韵尾的语言，如“te”（表“手”）这样的单音节词也没有同音词。返观汉语，“ti”的发音可以是“踢”，可以是“提”，可以是“体”，可以是“替”，同音字的数量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由于汉语的同音字数量太多，即使经过组词，同音词也大量存在，例如“bei-zi”可以是“杯子”，也可以是“被子”。
日语、韩语从其固有词的特征来看，其实是与英语同属一类的单词类语言，要使用表音的拼音文字本无不可。但由于在古代大量引入汉字词，经过漫长的历史，已经成为它们的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导致它们的语言性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变质”成单字类语言——更准确地说，是单词类语言与单字类语言的混合体，即固有词的部分是单词类语言，汉字词的部分是单字类语言。既然如此，日语、韩语之中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大量的同音词，主要就是来自于汉字词。在这种情况下，彻底地废除汉字，使用只能表音不能表意的拼音文字，就造成了难以分辨同音不同意的词汇（主要是汉字词）到底是何意思的大麻烦！以韩语为例，你不妨在韩国的网上“国语辞典”（如http://krdic.naver.com/）中查发音为“고사”的词，会看到发这同一个音、但意思不同的汉字词多达28个！分别是：古事，古史，古寺，古祠，古楂，故事，枯死，姑射，苦使，苦辞，固辞，鼓词，库舍，库司，库纱，高四，高士，高砂，高射，高师，篙师，考思，考查，告辞，告词，告祀，孤寺，叩谢。这并非绝无仅有的极端例子，我可以随手再查一个发音为“고수”的汉字词，也多达17个。
当然，如果这个词出现在句子里，有上文下理，可以根据上下文来推想这个词的意思。但一来，要这样通过句子与上下文推想意思，理解的难度大了，速度也就慢了。二来，如果一个句子大部分的单词都要这样推想，它们又靠哪些一看就能明白意义的单词作为推想的依据呢？三来，有时即使有句子与上下文，也难免出现两个或若干同音词都能说得通、但意义大不相同的情况，这时又怎么办？四来，如果单词不是存在于句子中，或者没有上下文，孤立地出现，靠什么去推想它的意思？
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个亲戚不知怎么得到一瓶韩国的酒，但他当然看不懂酒瓶上写的韩语，听说我懂韩语，就带到我家来让我帮他看。可是我看了酒名（由四个韩语字母组成），也不懂，其它说明性的内容只是隐约地指向这种酒有保健的功效。最后我只能用前述的网上韩语辞典去查，结果一跳出来的汉字就已经说明一切，我不需要再细看里面的解释，因为这四个韩语字母对应的汉字词是“冬虫夏草”！这四个汉字对应的韩语字母我都知道，因为它们并不是什么生僻的汉字，在其它常用的汉字词中都出现过。但这四个韩语字母组合在一起，我就死活看不懂了。如果写成汉字，即使完全不知道“冬虫夏草”是什么东西的中国人，也能大致猜出这跟冬天的虫与夏天的草有些关系。
有人可能会问：文字可以用表意的汉字来区别，但听人说话只能听到发音不可能看到汉字，怎么又没有出现这个理解的困难？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答案不是那么简单，不同种类的语言要用不同的原因来解释。首先，先来说我们汉语。为什么中国人在听汉语的时候并没有表意的汉字辅助，也不会因为存在着大量同音字而出现理解困难？这是因为汉语除了音，还有调！像上述的“bei-zi”可以是“杯子”，也可以是“被子”，如果一个调子发不准的外国人跑商场去跟售货员说：“我要买bei-zi”，售货员要费一些劲才能搞清楚他到底是要买杯子还是被子。但调子准确的中国人显然没有这个问题。这两个词虽然同音，但不同调，汉语中有了调就在相当程度上大幅减少了同音词造成的理解困难。这里可以再用经济学解释一个语言学现象：为什么一些语言有调，另一些语言却没有调？存在着大量同音字一定是关键的局限条件。调的出现就是为了降低同音字造成的理解困难。广东话也是单字类语言，同音字的数量也非常多，还长期以来连文字都没有，是纯粹的口头语，它的调的数量就比现代汉语（普通话）还多，当然它的调本来就是继承自古汉语的。再看越南语，它与日语、韩语的性质不同，与汉语是同种语言（即都是孤立语），不但语法高度相似，而且也是单字类语言，同音字很多，它的调的数量也比现代汉语多（与广东话一样有6个调，但并不一一对应）。而日语、韩语（当然还有英语等欧洲语言）是没有调的，虽然日语有高低音，英语等欧洲语言有重读轻读音节，但日语单词的高低音在句子中会随着句子的具体情况而变化，并不像汉语的调那么固定，如“早稻田”是“高-低-低”，但在“早稻田大学”里就变成“低-高-高”；而英语等欧洲语言的重读轻读显然与区分同音词毫无关系，即使勉强说这也算调的话，那也只有2个调（重读的调与轻读的调），对于降低同音词的理解困难没有多大帮助。
其次，再来看日语、韩语。为什么在日常对话这种没有汉字辅助的场景里，日本人、韩国人在理解上也没遇到太大的困难？原因是日语、韩语的口头语中使用的词汇主要是固有词而不是汉字词！日语、韩语中的汉字词数量很多，但在口头语和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是大不一样的，在书面语里使用的频率大大高于在口头语里使用的频率。口头语中即使出现同音异义的汉字词，也有大量不存在同音问题的固有词作为上下文来协助推想，所以日常对话中帮助日本人、韩国人降低同音词的理解困难的重要因素，与汉语、广东话、越南语大不一样，靠的不是调，而是固有词。
由于现代汉语的口头语与书面语没有太大分离，所以最初我意识不到其它语言有着口头语与书面语的明显区别。又由于日语中存在着大量汉字词，作为中国人很自然就大量使用意思很熟悉的汉字词。第一次意识到这样做的问题，是在日本上高级语法课的时候。老师在第一堂课先做了个摸底测验，测验的形式是要求我们当场就“是否应该废除死刑”的法律话题写一篇短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老师不是语言学院的，而是法律学院的，语言学院请她来上课大概是认为法律专家更注重研究语法吧。第二堂课那老师一进来二话不说就在黑板上画起漫画，她画的是一个女子，上半身是华丽的贵妇打扮，下半身却是睡裤、拖鞋，上下半身的装束完全不搭配。她画完后转过身来面向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画这漫画吗？因为这就是你们的文章给我的感觉！”原来那华丽的贵妇打扮是象征书面语，睡裤、拖鞋的打扮是象征口头语，她是用这么一幅漫画来说明我们在写作中如何混杂着书面语与口头语，相当于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写的中文文章，前一句还是之乎者也，后一句突然就转成的么了吗。
日语的书面语中大量使用汉字词（韩语亦然），如果不使用汉字来区分同音词，理解就很困难。我曾在日语综合课上听一个欧洲留学生（应该是瑞典人，很奇怪，在日本有很多瑞典人）述说她对汉字是又怕又爱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汉字对西方人来说很难学，所以不想在行文中遇到汉字；但另一方面行文中如果汉字很少、大量是假名，她又会因为经常遇到同音词而难以理解句子的意思，每当这个时候就会非常渴望汉字出现以帮助她辨别意思。
看过韩剧《大长今》的人可能会对这段剧情有些印象：长今有一次在宫里给宫女们做听写练习，读的是使用了很多汉字词的文绉绉的句子（“扫盲”当然是教书面语，口头语何用专门学习），不断地遇到汉字词，这时她就用固有词组词来帮助宫女们理解要写的是哪个汉字。不记得是一个太监还是尚宫在旁边听了，对长今这样的做法非常满意，因为这一方面反映了长今懂得很多汉字（这在古代朝鲜是家教好、有学问的表现），另一方面显示了长今的聪明。这段剧情本意当然是要塑造主人公的光辉形象，但从侧面就反映了汉字词用读而没有表意的汉字辅助的话，理解的困难会有多大。
韩语、越南语彻底废除了汉字，对日常会话的影响可能不大，因为韩语靠固有词、越南语靠调的存在，能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同音词的理解困难。但书面语却没有了汉字的辅助，麻烦就非常大了。据我所知，韩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可以想象，对外贸易涉及到大量专用术语，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冬虫夏草酒”的例子那样，即使有说明性的上下文也难以提供足够的信息。而涉及法律效力的合同文件，必然要大量使用书面语，没有了表意的汉字辅助，频频遇到理解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日本的“六法全书”（法律方面的专业著作）里就大量使用汉字词，数量多到连日本人都觉得特别难看懂（中国人看起来反而忒轻松），因为法律文件要求表达严谨，不能有容易产生歧义的含糊表达，不用汉字协助对同音词的辨别，简直就是灾难！
韩国的经济较发达，对法律之类表达严谨的书面文件需求较大，它就明显承担不起废除汉字带来的同音词辨别困难的严重后果。前已述及，韩国真正彻底废除汉字是迟至1970年，但没过几年，仅仅是5年后的1975年就已经又要重新恢复部分汉字的教育，汉字以括号内标注的形式标于难懂词语之后。1999年，韩国政府决定在官方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恢复汉字及其标记。而朝鲜也在1954年（与完全停用汉字的1949年相距也仅仅是5年）再次设立汉字课，只是把它作为外语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本国语言的一个有机组成的部分。至于越南语，它较类似于广东话，除了说话有调的协助之外，在书面语方面由于元音的数量比现代汉语多很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同音词的数量，再加上它连文字都拉丁字母化了，与日语假名、韩语字母在外形上仍近似于汉字的方块字相比，更难以恢复明显与之格格不入的汉字，因此它在废除汉字的歧路上坚持走到底，是不可能再回头了。这个国家与日本、朝韩相比也是没啥历史可言（更不要说与中国比），与传统文化断绝了关系也就那样。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日本这一类的文字改革，不是朝韩、越南那样彻底废除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而是将繁体字改革为简体字。日本的改革“力度”看起来是最小的，虽然曾经也有人以“脱亚入欧”的战略为前提主张废除汉字，但日本政府最终不但没有采纳，甚至大量繁体字都仍然保留着，只有少量做了一些简化，简体字的比重比中国少得多。
再来看中国的改繁为简的文字改革。由于中国的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再加上汉语是单字类语言，同音字数量众多，这些客观的局限条件决定了再疯狂的执政者也不可能真的选择走完全废除汉字、彻底拼音化的自我毁灭之路。但执政者又认定中国的文字非改革不可，于是就走了一条折衷的“简化字体”的道路。平心而论，第一批简体字的确定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基本上只是认可了民间本来就一直长期存在的“简化字”，连当时身在海外的胡适看了都赞叹不已，但后来就开始有些乱来了，文革期间搞的那批简体字简直就是胡闹，幸好后来被完全废除。我也是个受害者，因为我不知怎么在上小学之前一直把“赛”字写成宝盖下面一个“西”，估计是妈妈学了文革期间推出的那批简体字，我又跟她学了。直到我一个做小学老师的亲戚看到，及时纠正了我的错误。
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文字非改革不可吗？如果说因为繁体字难学，只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彻底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才是正解，否则就跟“上篇”所提到的德语的半吊子改革一样。前面我说过，汉字难学造成的扫盲困难，其实只对成年人成立，这个理由对儿童根本是不成立的！儿童由于脑部发育的缘故，形象思维比抽象思维更强，看起来像图形的方块字并不比抽象程度更高的字母难学。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同是方块字，繁体还是简体在学习难度上其实没有重大区别！举例来说，像“国”及其繁体的“國”，前者是一个方框里填个“玉”字，后者是一个方框里填个“或”字。乍一看“或”比“玉”复杂难学，但记忆这个字的关键是儿童要记住方框里填什么才是正确的组合，而即使学的是简体字，“或”字也一定要学的，既然如此，方框里填的是“玉”还是“或”，对儿童的记忆负担哪里有区别？！无论是“国”还是“國”，儿童在学字时都要记忆至少三个字：玉，或，方框与玉/或的组合。以学习容易、利于扫盲为理由来将繁体字改成简体字，根本就不成理由！这理由甚至对成年人的扫盲都不成立，因为成年的文盲一样是要至少记这三个字。而且成年人有逻辑推理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國”比“国”容易记，因为“或”是作为表音而存在的——“或”的元音（uo）与“国”一样。“国”的繁体字之所以会如此这般，是有其逻辑内涵支撑着的，可不是随便乱复杂的。
当然，有些繁体字的组合确实比简体字复杂得多，如“济”与“濟”的区别。但对于天天都在不知不觉地学习大量新事物的儿童来说，这种程度的记忆增加真不算什么负担。古人只需学文不需学数理化，今人与之相比岂不是要脑袋爆炸而死？生活在多语言地区的儿童自然而然就习得多门语言，难道他们的脑子会负担不了而智商低下？最为事实胜于雄辩的是：港澳台这些仍然使用繁体字的地区，儿童的识字率一点不比使用简体字的大陆低！再来一个事实：我在完全没有父母或老师有意识的指导教育之下，早在小学阶段就已经通过自行阅读繁体字印刷的书籍而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辨认繁体字。类似的情况在靠近香港、可以直接收看香港电视节目而经常有机会接触繁体字的广东地区普遍存在，与我的智商无关。语言教育专家也早就发现，12岁之前的儿童无论是多少种语言，只要接触的频率足够高，都能作为母语自然而然地习得。不过，这对成年的文盲来说确实是负担，所以这种区别对成年人是存在的。但文字改革这么重大的事情，怎能光考虑一代人的利益？
说汉字从甲骨文到篆书，到隶书，到楷书，是从繁到简的变化，于是得出一路简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汉字的自然衍化有由繁到简的一面，更有不断从单一的字分化出新的、较为繁复的字来表达更多不同意思的另一面，如“面”分化出与“蛋面”（像圆蛋那样的脸）不同的“蛋麵”。而“頭髮”与“發展”完全不搭界，“皇后”与“後面”亦然。如此仅凭二字同音同调就强行合并成同一个简体字，是非常粗暴鲁莽的做法，根本不尊重文字衍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处于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古人这样做还可以说是“假借法”，现代人这样做只能说是写白字。再说，按此逻辑，何不将汉字中所有同音同调的字全部统一简化为结构最简单的那个字？这跟彻底拼音化导致同音、不同义的字难以辨别理解，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程度之差吧？
简体字相比于繁体字唯一的优点，只是手写时明显比繁体字简易快捷。这也是为什么早在古代之时民间已经自然而然地发展出简体字的原因。但一方面仅仅这一点并不能成为轻易改革文字的充分理由，我妈妈为着方便易写还一向把“医”字写成“E”呢，如此简化可以说是非常有创意，但岂能接受？而另一方面，可笑的是，随着电脑及与之相适应的输入法这些现代科技的发展，这个简体字较之于繁体字的唯一优点荡然无存！无论你是用与字体结构完全无关的拼音输入法，还是依赖于字体结构而成的五笔输入法，字体的简繁都跟文字输入的便利与速度毫无关系！中国人如此急于改革汉字，是太短视了吧？完全预见不到科技的发展使繁体字唯一的缺点能完全消失。其实，五四之时有一批人甚至主张彻底废除汉字、完全拼音化，撇除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根本没有珍惜之心的狭隘视野不论，以当时的科技要快速输入文字只能用打字机，不走拼音化的道路看起来根本融入不了当时的“高科技”，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倒是比本质是半吊子改革的简化汉字的主张更有道理。只是，德语中的ß承载不了多少德国的传统文化，汉字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所以完全废除ß对德语来说只是一点点损失，与输入法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的利益相比是可以接受的；但完全废除汉字对汉语来说是重大损失，与能够彻底“迎合”当时“高科技”打字机技术这其实只是非常短视的一时利益相比，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所以，德语搞半吊子改革是最糟糕的情况，但汉语搞半吊子改革（改繁为简）虽然也糟糕，但糟糕程度远远不及完全废除汉字搞拼音化的彻底改革的韩语、越南语。在不同的局限条件下，半吊子有时是最糟糕，有时是次糟糕，不可一概而论。
总之，在我看来，所谓的文字改革根本就不需要。像德语原来那样，官方继续守护传统，民间愿意怎么发展就由得它怎么发展。识繁书简，可也。
据说，中国在小学教育里开始恢复辨识繁体字的教育，这似乎是跟韩国在废除汉字后又再恢复汉字教育走上了同样的归路，反映着政府在内心深处已经开始对过往的错误有所领悟，虽不肯直言承认，但也在努力做一些挽救的措施。只是，恐怕再怎么恢复，客观上也会导致大量本来常用的繁体字渐渐消亡。不过至少，这不是像越南语废除汉字那样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永远无法再回头的错误，假以时日，一代一代过去，多少能稍为回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