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定河边骨，深闺梦中人”，战争的残酷，自古以来是文人骚客哀叹省思的题材。残酷源自其本质。战争是一种解决产权纷争的极端方式，往往以人员庞大、组织严密的军队为主体，直接毁灭对方将士的躯体是“定争”的必要步骤。看似是个体间扩大了的“打架斗殴”，但由于冲突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战争一旦爆发，必致死伤无数。

因此，战争很“贵”，古今中外，从没见一个部落、组织或国家可以靠频繁的战争获得持久的稳定或繁荣。“孙子兵法”开篇即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说“兵贵胜，不贵久”，更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之善者也。这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对战争本质的深刻理解。因为“贵”，战争往往是国家间产权纷争解决的最后选项，排在政治或外交手段之后。

禁忌约束“外部性”

在毁灭对方将士的躯体对峙中，胜败一瞬间，而战时的局限复杂，“天时、地利、人和”的排列组合又多变。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才有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临机断权不罚，也有了军队中“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的森严等级合约。同时，由于战争致死伤无数，人类从部落时代演化至今的数以万计的战事战例中认识到，应尽可能地降低战争的“外部性”，从而发展出了一些“禁忌”来约束参战双方。比如说不准虐杀战俘（以“日内瓦公约”为代表）；不准使用毒气或生化武器；不准杀害平民；不准使用核武器等。但由于战争局限近乎场场不同，这些“禁忌”的约束不仅缺乏强制力，且执行起来也一定会大打折扣。

比如二战期间英国为报复对伦敦的轰炸而对德国非工业亦非军事城市德累斯顿的“地毯式轰炸”；美国为尽快促使日本投降，减少进攻日本本土必然招致的“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攻击所带来的巨大伤亡，而选择在广岛和长崎首次投掷原子弹；日本攻陷南京后，国民党一些溃兵化妆成平民出逃，日军真假难辨下选择的屠杀等，类似的例子，在人类战争史上还可以举出许多。

产权纷争或是为“无主之财”，或是为资源租值上升后合约的重新改写，或是为竞争准则的替代等。解决纷争的方式有当事双方的协商交易，有（强制）约束力的第三方裁决及战争这种极端的方式。更多的解决方式是以前两种为主，因为战争太贵，纷争对象的“用值”除非足够高，否则一般是用不起“战争”的。

放弃成见重要

考虑到所有的约束条件，帕累托最优总是实现的。在决策双方的认知局限下，战争一定已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方式了。尽管决策可能错，而战争“真正”的收益和成本事后才能看清。决策错者付出代价，甚至有可能被淘汰。这是“适者生存”的约束了。

战争很“贵”，但人类历史上战争不断，又是为何？并不是每一次战争都是因为当事人的“蠢”这一讯息局限造成的。有时战争反而推动了产权的界定，是大范围合约重写的成本较低的方式，而带来整体资源租值的上升。评价战争，也只有从整体的收益和成本视角看，从资源租值的提升与否看，才能看清。比如，“祖龙魂死业犹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战，反而解决了东周期诸侯并起时连年的兵燹之祸，使得七国整体皆受益（“暴秦”二世而亡是另一回事了）。

鸦片战争英法以坚船利炮逼迫清王朝扩大国门，实际上加速了工业知识在全球的传播，逼迫一个农业大帝国进行资源重组和其民众知识的更新换代。尽管这过程漫长而曲折，其间付出的代价无数，死伤以亿计，但若无英法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竞争“逼迫”，以清帝国的解体开启合约改写进程，华夏后人生活不会是今天的水平，繁殖数量也不会是今天近14亿的规模。

再比如，若无欧洲人对北美印第安人和非洲土著原“产权”以武力方式的“再界定”（这里“市价”购买的成本太高了，武力反而成本低），非洲和美洲可能至今还生活的巫术盛行的“部落时代”，某些资源可能仍以“废物”方式深埋于地下，而不能造福整个人类。

战争残酷，但撇开价值观的好恶，它本质上不过是一种产权纷争的解决方式吧了。只有从这个交易费用视角，战争在人类演化史上的作用才能清楚，分析才能步入科学的轨道。

国家的本质

战争是专业化的武装争斗，多发生在国家间或一国之内各诸侯、藩主、军阀争夺治权中。供养一只昂贵的军队，非国家或国家治权没统一时的诸侯、藩主，难以为继。镜头拉近看，国家治权不统一，各路诸侯、藩主的竞争，可视为“国中之国”的纷争。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主体是国家。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是国家？

国家是有明确地理“国境”界限的产权主体，这一主体的产权属性往往被他国承认，（所有权）“治权”被一个统一的政府拥有并行驶。

与市场、企业、大学、家庭、宗族等其他组织一样，国家本身也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一种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政府垄断暴力或暴力使用唯一“合法化”来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国家内部的暴力机构由军队（对外御敌和对内镇压）、警察（日常的秩序维护）、司法监狱（处理内部的“侵权”事务）和情报机构（资讯的收集处理）等组成。

道路交通的建设，产权归属的界定，市价准则的维护，合约的签订执行，御敌与侵权的处理、税租的征收等，深究下来，往往都需要暴力做后盾，才能降低交易费用，提升资产租值。一国内的政府作为暴力使用合法的唯一组织，是整张产出合约的中心，对资产租值的高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政府垄断了暴力组织，若国家内部的产权界定或合约写得不够好，政府“蛮干”，同样会带来惊人的租耗，致民不聊生。也由于政府这张合约降低的交易费用惊人，即使再无能残暴的君主，一旦上台，其治理往往也会持续一定的年限。

地球一体，各国家合约的竞争从均衡的视角看，扣除交通、关税、语言等交易费用后，资产的收益率当看齐，否则要素就会跨国流动。从国家内部看，政府降低的交易费用一定要大于其垄断暴力而蛮干增加的交易费用，否则减去推翻的成本有余，政权就会“变脸”。当然，这是定义性的，但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可以快速探查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原因，比较现今各国竞争力的强弱和走势。

人类历史由单一族群的部落时代演化到近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民族国家，再到二战后建立的微弱约束力的地球政府——联合国，其间诞生的国家合约多种，都是在不同的局限约束下生成的。种类不同，“效率”无差。没有什么愚蠢的通世价值或适用地球所有时空的“国家合约”。只有从交易费用的视角，深入到一国合约内部的权利结构，才能看清成本与收益，才能看清改革开放后中国产出了人类历史上从没出现过的新国家合约，而邓公是书写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