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张五常教授发布了《釜底抽薪可使人民币止跌》一文（http://tieba.baidu.com/p/4883945506），初稿周燕和我先读过了，都一致提出了此文的表述容易使人误会的意见，因此教授叫我们写解读文章。昨天已发布了周燕的解读（http://tieba.baidu.com/p/4886457707），今天发我的解读。刚好最近某政府部门请我去讲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有关政策，时间有限，其实不可能把宏观经济的方方面面都谈到，我就专挑了人民币汇率这一方面来讲，结合《经济学讲义》中的“货币理论”的一些知识点，以及教授的这篇政策建议文章，时间所限只能讲了本文涉及的“货币政策失效”和“资本外逃”这两点，最后的“利率问题”一点没能详细讲，只能一笔带过。

《经济学讲义》中的“货币理论”一讲有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要点，那就是“货币的对内通胀，与对外贬值是同一回事，都是货币的价值（购买力）的下降”。这个要点简单，逻辑肯定正确，但运用于实际中不能生搬硬套。例如09年之后有一段时间中国国内有较高通胀率（最高时CPI达8%，是94-96年的高通胀时期之后的最高值），但当时人民币对外是一直在升值的。这有推翻此要点吗？答案当然是没有。对此现象的解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简单，那就是当时美元贬值得更厉害，所以人民币虽然也在贬值，但相对于美元而言还是表现为升值。但还有第二个复杂得多的层面，是美国通过QE（量化宽松，其实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应对08年的次贷危机（美元贬值的原因也源于此），但美元是国际货币，美联储放出来的美元很多没有留在美国国内（因此当时美国国内也没有通胀），而是流到美国之外，造成举世通胀，中国也无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其实当时受影响最严重的还不是中国，而是中东，高通胀其实是造成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爆发的经济根源。而中国一方面是人民币有所升值抵销了一部分影响，再加上当时中国的实体经济有增长又抵销了一部分影响，所以中国的通胀率远不如中东那样严重到甚至造成政治上的动荡。《经济学讲义》的“货币理论”一讲中分析货币乘数因“漏出”而下降的情况时已经举过这个实例，详细分析请去看书，这里不再多讲。

回头看现在中国的情况，也是对内没有通胀——其实看PPI应该是通缩，还是相当严重的通缩；对外人民币却持续贬值。这貌似又推翻了上述那个“货币理论”中的要点，但当然没有。PS：这里补充一句，运用理论的技巧是要既会正着运用，也要会反着运用。朱老在96年为了打压通胀而确立的人民币钩住美元的货币制度，就是正着运用这个要点——货币的对内通胀既然与对外贬值是同一回事，那么只要稳定人民币的汇率，自然就能消除国内的通胀。而现在这篇文章里示范的都是如何反着运用这个要点——货币的对内通胀与对外汇率如果出现脱节，貌似推翻了这个要点，那就要考察一下这个要点所适用的前提条件发生了什么异变（类似需求定律要在“其它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才成立，看到貌似需求定律被推翻的情况要考察一下什么其它因素变了）。

那么让我们先看对内没通胀（其实应该是有严重通缩）的情况。综合运用所谓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理应很容易就想到，通缩是经济衰退、萧条的“标配”，而中央银行在经济衰退、萧条时的“标准动作”就是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人为制造出通胀来对抗通缩，从而扭转经济衰退、摆脱萧条。事实上稍为查看一下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近年来的货币供应量的数据都能清楚地看到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然而货币供应量在增加，通胀却没有出现，这就是“大萧条”（不是普通的经济衰退或萧条）所特有的“货币政策失效”现象。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对内没通胀的现象要找直截了当的解释也很简单，就是“货币政策失效”，难的是要找出具体什么原因导致货币政策失效。我早在去年（2015年）3月15日已在《南方都市报》发表过文章《通缩下的货币政策选择》（http://tieba.baidu.com/p/4112560102），既指出了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货币政策失效，也分析了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提出的解决方法之一（因为那篇文章只能限于货币政策的范围之内提建议）正与张五常教授最近这篇文章所提的“四项准备”的第四项是完全一样的。而今年之内不算这一篇，我也已经写过两篇与“货币政策失效”有关的文章《从货币政策失效到国际政治局势》（http://tieba.baidu.com/p/4326711546）、《从负利率再谈货币政策失效——如何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最近投资大降的经济困境》（http://tieba.baidu.com/p/4707516077），所以关于这一点本文不再啰嗦重复。

转头再看人民币对外持续贬值。有了上述对中国为何对内没通胀的原因的辨析，其实这个对外贬值的原因已经清晰得有如“水落石出”。央行虽然增发了大量货币，但实体经济的环境糟糕透顶导致这些钱死活就是不肯进实体，只会找资金避难所东躲西藏，而其中一个出路——特别对于特别富有的人或企业而言，因为只有他们的局限条件才能有这种门路——正是逃离中国，到国外去寻求避风港。事实上，近一年来大家经常都能听到中国人在海外“买买买”的消息，不再是扫荡奢侈品，而是富人是买房地产，企业是买海外企业。特别是中资并购海外企业，别以为这是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得高级到开始搞什么“国际化”战略——以华为为代表的真正走国际化战略的企业早在十几、甚至二十年前就已经“走出去”，不会现在才大举出海。也就是说，这其实只是隐性的“资本外逃”！——果然最近国家就开始严查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反映着中央对这“真相”还是心知肚明的。人们通常会立即反应过来认定是资本外逃的情况是源于或者是一国政治动荡（如爆发了战争），或者是突然发生货币危机（如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因为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资本外逃的规模大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发生，所以非常明显就是资本外逃。现在中国的情况还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较为缓慢的发酵，因此资本外逃得不是那么突如其来、有如雪崩，反映在汇率上就只是持续下跌，而不是一夜暴跌。但这只是规模与速度的区别，本质都一样，就是资本外逃！

搞清楚了为何中国对内没通胀、人民币却对外持续贬值这种反常现象（貌似违反“货币理论”）的根源之后，就可对症下药——正如根据医学理论人体的正常体温理应是37度，一个人高烧40度是反常的，但这并没有推翻医学理论，只是反映出人体生病了，医生找到高烧的症结就可对症下药一样。张五常教授的《釜底抽薪可使人民币止跌》就是这么一篇本质上是开药方的文章。该文提出“四项准备”（一、撤销劳动合同法；二、撤销反垄断法；三、撤销房产的限购；四、让利率自由浮动）和“一招釜底抽薪”（抽起一些钞票量）。那一招“釜底抽薪”引人误会，因为这个成语的通行意思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给人的感觉是“治本之道”。但教授年轻时长居美国，对一些汉语词汇的掌握与我们的习惯很不一样，他在这里其实不是用这个成语的比喻意，而是就是用其字面意，即把钞票类比为“薪”，抽走钞票与抽走薪都是“抽走”的动词。你富人或大企业要资本外逃吗？那我直接抽走用来承载资本的物理载体（钞票），让你无本可逃（不是无处可逃）。所以这所谓“釜底抽薪的一招”其实是治标的，但它是急救式的治标，虽然不治本，但可以为治本争取到时间，还是有意义的。

那所谓的“四项准备”，“准备”一词也令人误会，以后它们是辅助那所谓“釜底抽薪的一招”，其实恰恰反过来，它们才是治本之道，那“一招”才是为这“四项”做辅助，以急救争取时间让这“四项”有余暇慢慢地发挥作用，固本培元，根治疾病。不过仔细考察，我认为这“四项”里面也只是前两项（撤销劳动合同法、撤销反垄断法）是真正的治本，第三项也主要是起辅助的作用，第四项则比较复杂，既有治本的一面，也有辅助的一面，后面再详细分析。前两项是真正的治本很明显，因为都是针对实体经济的症结下药，切实地降低实体经济的交易费用，提高其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资金重新流进实体，只不过前者是面向所有类型的资金，后者是特别地面对外资——虽然原则上反垄断法也会反内资（如早期茅台也被反垄断法“整”过），但现在看主要是用来整外资，是赶走外资的罪魁祸首之一。且说有一位本科生读者之前寄给我一篇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题材就是分析对高通的反垄断案，以详尽的事实雄辩地验证了反垄断法的“恶法”本质。当时我明确表态，只要这篇文章参加“经济解释研讨会”的征文投稿，一定入选。最后他却没有投稿，殊为可惜。撤销房产的限购这第三项之所以主要是起辅助的作用，有看过我的《何为泡沫》（http://tieba.baidu.com/p/4551885845）一文的读者就该明白。近一年来房地产的暴涨是因为央行放出来的钱在实体一片“哀鸿遍野”的灾难面前，选择躲进房地产去避难。打压房价的限购政策只能毁掉这个国内的资金避难所，逼着更多资金只能选择逃到国外去避难（即更多资本外逃）。实体的灾难不止，政府怎么“强拆”避难所都没用。治本之道当然是消除实体的灾难，而在实体灾难一时三刻之间无法消除的前提之下，两害取其轻，让国内的房地产充当资金避难所好呢，还是逼着资本外逃去找国外的避难所好呢？这答案是明摆着的。

接下来要详细分析第四项“让利率自由浮动”。如果采用张五常教授那“釜底抽薪的一招”，减少M0，资金市场上会因货币供应量大减而利率上升。如果不让利率自由浮动，根据“价格管制理论”，市场一定会采用“曲线回收被管制价格”的应对策略，导致交易费用上升，利率会更进一步地上升，但利率这部分的上升并不是资金供应者的收益率增加，仅仅是用于支付增加了的交易费用，并无助于挽留资本不要外逃。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面临的利率本来就已经很高——基准利率虽然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很低，但这是中小企业根本借不到的优惠利率，在基准利率上加进经济不景气、做生意失败的风险增加这“风险贴水”之后，中小企业面临的总利率其实是很高的（给那政府部门的人讲完课后，有学员私下跟我聊天表示我说得很对，因为他就知道现在中小企业实际负担的利率高达20%以上）——现在紧缩货币导致基准利率也上升，中小企业岂不是雪上加霜，更加对它们赶尽杀绝，更加要纷纷离开实体？所以，我认为这一项建议还是过于狭隘，应该更广泛地提出“尽可能地撤销各种金融管制”，因为让利率自由浮动就是撤销利率管制，而利率管制只是金融管制中的其中一项，所以撤销金融管制比让利率自由浮动是更广泛的主张。之前发布过“第一届（2016年）经济解释研讨会”的入选征文《一张监管报表的银行管制现象分析（作者：吴鲜平）》（http://tieba.baidu.com/p/4872807951），大家从那篇文章就能感受到金融管制之繁琐，造成交易费用增加之严重，而“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交易费用的上升一定全部都要加在利率上，导致利率上升得更高。（PS：那文章指出银行绕过管制的其中一种对策就是把本质是表内的借贷业务通过合约安排转化为不会受到央行管制的“表外业务”。然而就在最近，我听到一条新闻正是央行现在要把表外业务也管起来，简直就是为《经济学讲义》第九讲在讲授“价格管制理论”时按理论逻辑“推到尽”，指出如果美国当年管制汽油价格持续下去，就会把加油站用于“曲线回收被管制价格”的润滑剂的价格也管起来，政府的手打着“加强监管”的旗号将会伸得越来越长，不到将整个经济从市场经济变质为计划经济也不会罢休这一分析提供了活生生的事实验证。）

其实，我亲眼目睹了2013-14年期间中央银行的银根收得非常紧，以至于连基准利率都持续高企的“恐怖”情况，我是非常理解、也很支持央行其后持续地宽松货币的做法的。普通人即使不懂什么货币理论，不会看央行公布的M0、M2之类的货币供应量的数字，但看看余额宝的收益率变化路径都能体会到。因为余额宝对接的是货币基金，而货币基金的利率是很接近于无风险的基准利率的，当年它横空出世之后大获成功，固然有其降低了普通人购买货币基金、参与理财的交易费用的优点，但不能不说也有很大的“时势造英雄”的成分——正是因为刚好就是余额宝诞生的那段时间，央行的银根收得极不正常的紧，导致基准利率极不正常地高企（余额宝收益率最高时曾达6.8%，而当时有在专业市场做生意的小老板反映他们在市场上做生做死地做生意，投资回报率也不过是8%）。现在余额宝的收益率已经降至2%左右，这其实才是正常的。现在如果央行又再收紧银根，余额宝之类将再度火爆，对于像我这样绝对不会去做生意、只会买点这类货币基金搞搞理财的人来说，其实是很有利的。我要是只为了我自己的个人利益着想，我会举双手双脚支持。但从整个国家的利益高度出发，我很担心利率再度飙升对中小企业的冲击、从而对实体的伤害将是何等可怕。不懂金融的普通人是不知道的，当年中国曾因央行的过于紧缩银根而差点人为搞出金融危机出来。我只说我知道的两件事：第一，民生银行曾一度在同业拆借市场上违约！（是银行违约啊，但原因不是资不抵债，而是因为央行银根太紧导致它出现流动性危机，周转不灵。）第二，民生银行违约的事情发生没多久，工行就在全国大范围内有好些地方的ATM机某天突然声称“机器故障”而无法提款。你信不信这真的是机器故障？反正我是不信的，我很怀疑其实是工行这四大行之首代表整个商业银行业界出头，向央行叫板：你再不宽松一下银根，逼死我们银行，那我们就会狗急跳墙不兑付现金给民众了。你是不是要搞出银行挤兑的金融危机呢？我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怀疑，但我看到的事实就是其后央行的银根开始转为宽松，那件事是非常明显的分水岭。这一连串的事情如此先后发生，我不得不有此怀疑。不过这些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利率高企逼死不少中小企业就是铁一般的事实。

那怎么办呢？又要收紧一下银根提升基准利率以挽留资本不要外逃——这一点与撤销房地产限购以便房地产可以继续做资金避难所是类似的，所以我在前面说这一项建议也有并非属于治本、而是属于辅助的一面——但又要避免利率飙升再次重伤现在好不容易还苟延残喘在实体之内的中小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扩大张五常教授的第四项，不仅是让利率自由化，更要尽可能撤销各种金融管制，使得基准利率之上增加的那一部分属于交易费用性质的有风险利率下降，这样基准利率虽然上升，但有风险利率的部分下降（不是因为风险下降，而是管制造成的交易费用下降），只要后者下降得比前者的上升更多，中小企业面对的总利率反而是下降的，则所谓“釜底抽薪的一招”所造成的基准利率上升对它们的伤害就能抵销掉。而这样的总利率下降，并不会造成资本外逃，因为这总利率的下降是源自交易费用下降，不是收益率（基准利率）下降。而且能玩资本外逃这一招的都是大资本，它们面对的利率主要就是基准利率（中小企业才主要是面对有风险利率）——最近一些上市公司业绩不错，但仔细看它们的利润来源不是扩大主营业务，而是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既然保本，收益率主要就是基准利率，显然这类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也成为了房地产之外的另一个资金避难所。若将这第四项扩大为尽可能撤销各种金融管制，基准利率的上升将起到类似于第三项的辅助作用（多提供一个国内的资金避难所，以挽留资本不外逃），而有风险利率的下降则起到类似于第一、二项的治本作用（降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这一项既有治本的一面，也有辅助的一面。实际上，如果没有治本那一面，辅助那一面反而是伤害实体的（尤其是伤害中小企业），是对治本不利的。

最后，我想对“治标不治本”的政策作些澄清，因为在给那政府部门上课时，最后提问环节也有学员提到类似的问题，认为现在中央的政策虽然不治本，但不是他们不懂治本之道，而是治本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发挥作用，短时间内的救急只能用治标的方法，正如中医的固本培元可能更能治本，但急救还是要用西医。学员的这段话是对错掺半，因为他是把“治标”与错判病因而开错药方混为一谈。像非典爆发时出现口罩价格急升的现象，政府搞价格管制不准商家涨价是错判病因开错药（认为原因是商家道德败坏发国难财），根本不能真的让价格降下来（短时间内也不行）；但政府如果有像粮食储备那样的口罩储备，在这时动用储备向市场抛售以平抑价格，短时间内是有效的。因为口罩价格暴涨的直接原因（病因）正是需求大增之下如果供给基本不变，供不应求当然导致价格上涨，所以政府人为增加供给是能平抑价格的。但这是治标不是治本，因为储备有限，如果不能切实地降低需求，供给增加不可持续，时间一长还是供不应求，价格还是要再涨。而要降低需求，消灭非典才是治本之道。以此观之，现在中央的政策，我看不到上头明白了病因。如果中央真的明白病因，按理说应该有些政策治标，有些政策治本，不可能全是不治本的。而且不管是治标还是治本，都要遵从经济学理论，如上述例子中所说的“投放储备”虽然是治标之策，但还是遵从了供求理论，恰恰是价格管制这种“恶法恶政”根本不符合经济学理论，而是基于对口罩供应商的道德审判、迎合不懂经济学的普通人愤怒（却不理智）的民意。最后再举一个刚刚就发生的活生生的实例，大家可以看看这条新闻：《转账新规刚实施，新诈骗手法已出现》。用限制ATM即时转账来打击诈骗根本不是“治标不治本”那么简单，完全就是判错病因开错药，所以不但没有哪怕是在短时间内有点效果，反而立即就被利用来“创新”诈骗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