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奠定以“价格管制理论”分析医疗行业的基础的，当然是早在2012年就写成的《医疗改革的失败不是搞市场化，恰恰是因为没有彻底地市场化》这分了“上下篇”的长文（http://tieba.baidu.com/p/3933779854），曾有就是医生的读者表示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十分激动，把这文章打印出来，复印了好几份派发给他所在的医院里的同事，大家看了都说里面的分析太正确了，与他们的所知吻合得丝丝入扣。经由这篇文章的写作，我彻底被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所征服了——我最早认识到真正符合科学方法论要求的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之强大，是对货币理论的掌握，这理论其实比价格理论容易得多，但一旦掌握到能“学以致用”的层面，就能解释貌似非常复杂的宏观现象（从国家经济到世界经济），在成就感方面堪称“一级棒”。但彻底征服我的还得数这“价格管制理论”。

写了这篇关于中国医疗改革的文章之后，第一个新发现是：我返顾张五常教授的《价格管制理论》这英语论文，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Gary Jonhson说他这篇文章写歪了，要推倒重来再写——价格管制是导致非价格准则出现的情况之一，是政府强行局部废除价格准则而造成的，但通常真实世界里不是直接由于这政府“恶法”而导致非价格准则出现，而是因为产权没有界定。而产权没有界定的原因也可能是产权界定的交易费用太高，于是自私的人类选择不去界定。价格管制是把本来有产权界定（即产权界定的交易费用其实并不高）的情况人为废除，属于侵犯产权的情况，严格来说不是产权不界定的情况。张五常教授的文章其实是想分析“租值消散”（产权不界定导致非价格准则出现的结果），却用其中一种成因（价格管制）来分析，等于一辆本应由两匹马拉的车，只用了一匹马拉，所以整个分析就显得“歪”了。

而即使只是局限于研究价格管制，他所举的香港房租管制的例子也过于特殊（局限条件很特殊），不具有普适性。我从签约费到润滑剂的层层推进却更有普遍意义，清晰地展示出自私的人面对价格管制时采取减少租值消散的对策的变化路径——立即采用的是“曲线回收被管制价格”，即绕一下路又回到价格准则（而不是被动地接受非价格准则造成的租值消散），因为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其实不高（那些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本来就很高的情况，人们的选择是不界定产权，非价格准则直接出现，根本不会试图采用价格准则，也就没有所谓“回到”价格准则可言），价格准则没有租值消散的优势还是天然地压倒了非价格准则有租值消散的劣势。这时价格管制所造成的交易费用有两方面：其一是绕路费用，其二是受制于不同的局限条件，绕路回到价格准则也未必能收回全部被管制价格，亦即出现了租值消散。自私的人会采用这两个方面的交易费用之和最小的那种绕路方式。但随着政府不断地加强管制，逐一压制这些绕路回到价格准则的方式（即曲线回收被管制价格，本质是减少租值消散），交易费用不断上升，租值消散持续增加，非价格准则才会开始大量出现（除了排队这个非价格准则因为规则非常简单、其含义是使用它的交易费用特别低，于是很早会出现）。

第二个新发现，是在给学生作业写评讲时，我突然注意到，油价管制下美国的加油站不是使用“签约费”这种房租管制下立即就会出现的、交易费用增加最小租值消散也最小的“曲线回收被管制价格”的方式，而是使用了在润滑剂上加价这种租值消散明显较高的方式（因为要不必要地多买润滑剂，“浪费”增加）。为什么美国的加油站不采用“签约费”这种应该是更好的方式呢？开始时我想的是房屋租赁合约通常一年一签，一个房东面对屈指可数的几个房客，交易的频率较低，谈判签约费的交易费用很小；但加油站是不断地有人进来加油，如果使用签约费的形式会导致需要频频谈判，交易费用明显高得多，说不定光是逐一谈判签约费就已经使得加油的人排成长龙。

然而，后来我想到中国2013年经历过的“油荒”，当时有新闻报道说加油的人悄悄给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红包，后者就让前者“加塞”（也就是不用排队）。写过分析医疗改革的文章，我当然马上明白“红包”的本质就是签约费，所以说油站的局限条件不利于采用签约费的方式，明显被这事实推翻——BTW，这也推翻了威廉姆森所说的交易频率高、交易费用就高的观点。中国的事实证明，交易频率高的时候，人们的选择完全有可能是根本就不谈判！加油的人自己“识做”，估量着该补多少钱就直接奉上红包。但加油站的汽油的产权不是工作人员的，而是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的，按理说签约费不该工作人员获得，而应该是由石油公司获得。所以这新闻一曝光，石油公司也很有积极性制止工作人员继续这种“受贿”行为，因为他们等于是侵犯了石油公司的产权。

我对此现象再深入地思考，自然而然地想到：美国的加油站不使用签约费的形式，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收红包是商业贿赂，是违法的，而不是之前想的与加油的人逐一谈判签约费的交易费用太高。但为什么法律禁止收红包呢？因为贪污受贿在本质上已经推翻了价格准则，使用的是“权力大者胜出或成功巴结权力者胜出”的非价格准则，虽然这里面还是涉及价格，但那是“权钱交易”的价格，而不是市场上的交易的价格。这么一想，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乍一看中国的加油站工作人员收红包（签约费）比美国的加油站在润滑剂上加价是交易费用更低的选择，但想深一层地看，其实不然，因为前者公然违法，使得法律尊严扫地，虽然恶法被直接绕过所引起的交易费用很低，但会“连累”了良法也遭到蔑视，法治精神不保，从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来看，前者引起的交易费用上升完全有可能更高。

这引起了我反思之前一贯认定的：签约费是所有“曲线回收被管制价格”的方式中交易费用最低的方式。我继续想：签约费除了有可能呈现为贪污受贿而影响法治精神之外，是否有可能还存在着其它方面的交易费用呢？这么一想，就引出了今年想到的第三个新发现：医疗行业的价格管制下医生收红包还有额外的交易费用。

严格来说，这不是今年才想到的，但今年才以“价格管制理论”的框架把这早就想到的观点整合进来。我早在本科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出来的分析医疗行业红包现象的问题的文章。注意，当时我还没认识张五常教授，即使认识也肯定还没读过他的《价格管制理论》，当时他的《经济解释》才刚开始连载，远远没到讲解“价格管制理论”的部分。所以那篇文章完全是我自己的思考，不是有意识地运用经济学理论的结果。那篇文章的思路大致是：病人给医生红包，有啥不好？病人把钱付给医院也是付钱，把钱以红包的形式送给医生也是付钱，到底有啥不好呢？因为当时我并不懂价格管制理论，所以我没想到红包的本质是“曲线回收被管制价格”，但我已隐隐地意识到这都只是病人在付医疗费而已，付给医院跟付给医生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于是进一步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有医院？为什么不是病人直接找医生看病？如果病人是直接找医生看病，不就直接付钱给医生了吗？这跟病人到医院看病，但送了个红包给医生，实际上也等于是直接付钱给医生，二者有啥不同呢？当时我想到的答案是：医院的作用是降低了病人辨识医生水平的信息费用！病人要知道一个医生是否靠谱，是否好医生，他可能没这样的知识。但医院是一个比单个医生远为庞大的存在，因此病人要知道一个医院是否靠谱，是否好医院，是比较容易获取相关知识的。这样，病人找一个他信得过的医院看病，把钱直接付给医院，医院给他安排一个他不了解的陌生医生。虽然病人不了解这个医生，但医院却是了解的，因为这个医生一直在这医院工作，天天与医院打交道，医院了解医生的信息费用当然是更低的。医院筛选出起码靠谱的医生，确保他的质量（即医术水平），病人就不需要再去费心了解医生了。然后有些医生水平高，医院就从病人给的所有收入里拿出较多的部分给他，使他的水平与收入对得上号，也激励着医生不断地上进（为了获取更高收入）。而水平不高的医生，医院就少给他收入，甚至把水平太差、达不到起码水平（及格水平）的医生开除，确保了医院的信誉，也就确保了病人的安全。也就是说，医院的作用是代替病人辨识不同医生的水平，将病人付的钱进行统一的收入分配，大大节省了病人作为非专业人士如果要逐一辨识不同医生所要付出的高昂的信息费用。然而，当病人以送红包给医生来代替直接付钱给医院，等于是病人又回到了没有医院帮忙、要自己逐一辨识不同医生的水平的“原始”状况：哪个医生值得多给红包？哪个不需要给那么多？于是，红包等同是废掉了医院鉴别医生、统一进行收入分配的作用，也就是废掉了它本来能降低病人信息费用的作用。

由上述的分析可见，当时因为我不懂价格管制理论，所以我并不是从“为什么有红包？”的角度来思考（即没看到红包的出现是为了曲线回收被管制的医疗价格），分析是围绕着一个没有管制、医院有充分的自由制定价格、制定对医生的收入分配方案、甚至包括是否要开除（解雇）医生的社会来展开。虽然这分析所设想的背景并不符合事实，但还是提出了一个真知灼见：即使没有任何政府管制，这个社会也会既有医生个人执业的情况，也有医院整合大量医生提供各种医疗服务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上述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医院”这个现象（但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也有医生个人执业”的现象，当时的我水平还很低，对现象的完整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其实跟“为什么生产者既有个体户，也有企业”的现象是逻辑暗合的。

今年我回想起以前本科时写的这篇文章的内容，与重要的“价格管制理论”结合起来，就得出了第三个新发现：在医疗行业中以送红包给医生作为签约费的形式曲线回收被管制价格，与房租管制里使用签约费几乎没有增加交易费用不同，它还是增加了额外的交易费用，那就是医院代替病人减少逐一辨识医生水平并据此进行收入分配的信息费用的功能被废，有关的信息费用（信息费用也是交易费用）增加了。

回想起来，我读书时（还没认识张五常教授之前）写的文章，大多不堪回首，但也有极少部分是闪耀着至今不灭的智慧光芒的。现在《经济学讲义》的“信息费用”一讲最后分析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是答非所问，那一部分的内容可也是来自于那时就写出来的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