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需看师生
师生是知识的供需双方。与菜市场你情我愿的买卖不一样，学生是在家长监护下进入校园，不是一定在当时当刻对教师的知识产生强烈需求。教师不得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广告人，如方毅兄所言，处理两方面的费用，一是说服费用，把学生心思调整到接收知识的准备状态;二是渠道费用，开拓多种渠道，如声音、小蜜蜂、作业、资料书、姿势、板书、录音机、PPT、课外图书、校园活动，去满足学生的精神需求，或者说创造、提拔、约束学生的精神需求，是在与其他社会上的诱人之物如游戏、聊天、打牌、恋情、家人同学竞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渠道重要，使教师分身有术，事半功倍。
教师要从需求者看知识的授受，不像菜市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完事，教师要负责查看教师传授知识后的效果，这个效果是学生反映出来。我们不妨在这里把教师看作企业主，做的是知识生产的生意。虽然教师传授的知识，往往是历史上人类的共同财富，不算是新知识。可是对于在成长中的学生来说，这些知识是新鲜玩意儿，要内化作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从学生来讲就是知识生产。教师要从学生的知识增量来度量自己的产量，而一切课堂建设，如规则、班风、作业反馈、班会、课外关系等等，都需要围绕这一个竞争准则看和做。
学校和考试
人类要做万物灵长，婴儿期老长老长，进入社会从事生产前的学习期可以达到人生的五分之一。这说明，怎样培养出卓越的人，是一门深奥的学问，需要付出代价去掌握。卡尔威特成为神童，一生后劲十足，是老卡尔把自己的时间大量用在儿子上，似乎这就是工作。普通人结婚生子，正当壮年，是养家糊口实现职业价值的黄金时期，如果像老卡尔一样投入子女教育，得不偿失。所以把子女的教育委托给学校里一批专业人士，是便宜的做法。孔子收徒，供应的产品和课堂的设置，完全由教师他本人独裁。而今，教师选择进入学校，受校长指令传授知识。
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家庭，家长进入工厂，学生进入学校。学校集中培养儿童，节省家长时间多出来的产出，可观。广义看，学校又何尝不是一种工厂？不过这个产品复杂，依附于学生这个需求者自身。这个特性，是学校区别于工厂的最大点。作为一项专业分工，把儿童圈在一起，把培养人独立出来，让父母专心于自己的产出，而学校则帮助儿童成长更好。知识是汪洋，培养人广大无边，无色无味，所以学校，在各个有限的时间段，需要选择限定知识的边界，来度量教师的产出。限定的知识，通过考试，就是一个委托量，相当于市价，呈现出来，教师、学生就可以竞争，可以度量，可以交易，从而成行成市。
全国有教学大纲和教材作为统一的知识载体和范畴，而考试的分数是度量产出最便宜的做法。知识是汪洋，如无教学大纲和考试统一作为知识质量的委托量，教师难以估价，难以成行成市，而学生也难以估价，难以成行成市。统一的考试分数有如市价，没有在市价中反映出来的质或指标，约束教师投入难，监管费用高。
学校本来是一门社会分工，帮助儿童成长更好，这个"成长更好"，无色无味，度量困难，所以设置有统一教材和试卷。教师，学校，给予学生的一切影响，就只有试卷反映出来的量，也就是分数，成行成市，一目了然。培养人，是一个大大的主题和学问，考试尽量反映教师的工作内容，尽量反映培养的内容，但是肯定有偏离。而这个偏离，正是公开课成为作秀课，160人大班教学等"怪现状"的一大源头。
大班额和新课标
在2002年6月，教育部规定了中小学的班额数：小学是40～45人，中学(含初中和高中)为45～50人。这个标准，只是个参考标准，并没有强制执行。殊不知，近年来，网上常爆料“惊现小学百人大班”。当然欧美人习惯看到自己学校的二三十人的班级，是会惊讶我大中华的“怪现状”。这里面有成本和产出的权衡，尽量让学校、教师、学生各层面有选择、流动和竞争，班额不必限制。
企业有大有小，人们不以为怪。为什么班级人数就必须有一定标准？班级人数在二三十人，教师才能达到苏霍姆林斯基所描述的学校定位一样，让学生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全心全意培养人，而不是紧盯分数这个指标。这是限定班额的前提假设。首先这个假设本身，美丽动人。可是，学校追求局限下的总产量最大，班额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局限。升学考是教师的指挥棒，是学校度量产出的唯一或最大委托量。在全国竞争的局限下，新课标要求的全面培养人的指标，如情感态度等等，因度量费用过高，监管费用太大，学校教师会避轻就重，努力增加升学考的产出。所谓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其实是个伪命题。这不过是说培养人的指标因为只有考试分数成行成市，师生都盯着这个指标去组织校园生活罢了。中等教育作为提供学生基础知识的一个阶段分工，分数是大学选择学生的一个公平指标。这个难题，是永远不可能去除的。要去除或缓解，必然增加其他多余的度量费用。
大班额，是学校在自身局限下的自由选择。有哪些局限促生大班额呢？中西部地区，大班额多。义务教育有地方政府一大份，大班额节省师资、校舍等投入。县镇，大班额多，城市化导致人往高处走。名校有上百人特大班额，恰说明对于考试指标来说班额上限空间大。私立学校名师手下班级人数或多于其他班级十几人，六七十人，七八十人的班额，也不在少数。
初中有语数外等约八门课程需要考核，学校层面的合约就异常重要。校长按任期异地任教，可是巴中某山村乡校校长，家长上访挽留下来。他的校园，一层不染，学生出校门排队，过路车辆鸣笛互问好，中考成绩让人测目。能干的校长可以建立出精彩的合约。魏书生"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时时有事做"，班级确权，成为典范。一个班级，按组排位，组内高中低成绩排列，作业学生彼此批改，初一班主任划定权利界线，树立风俗礼仪，初二初三可以放手。这些都是大班额教学下胜出流传的故事，数不胜数。当然也有故事说，几十人陪读几个人，热天臭气熏天，学生一学期没发言，教师一学期记不住人名。
魏书生的班级合约
魏书生当语文老师，当班主任，当校长，当教育局长，又当私立学校董事长，责任区的教育质量是数一数二。几十年来，四处讲学，理念简单，早已不是商业秘密。
魏书生理念两大点就是“民主”和“科学”，外加一小点，“练气功”。师生作为供需双方，特点是供应的产品依附于学生自身。魏书生是把这个特性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的人。“商量”，是魏书生屡屡提及的词汇，其实就是师生合约。“在每个学生的心灵深处，都有教师的帮手”。“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事事有时做，时时有事做”，“凡是普通学生能干的，班委不干；班委能干的，班长不干；班长能干的，班主任不干“，班级确权，他是把“承包责任制“引入班级的第一人。
在K12教育论坛，或见一些老师称“自己很民主，可是学生越来越蹬鼻子上脸”。魏书生的民主，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不能脱离知识生产最大化这个目标，控制“三闲”，闲思、闲聊和闲事，魏书生在如何把学生大脑这个公海牵引到围绕考试这个知识生产的指标上有一套约束。中国农村走出来的学校，大都是寄宿制学校，要按住家庭这个变量，约束学生在书本学习上的投入。在教与学之间，度量的指标是考试，而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统一于考试分数的指标。第二点，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是建立在清晰的权利界定的基础上。学生的认识，可以由教师引导加以改变。“研究规律，认识规律，按照规律制定规矩，定了规矩执行规矩，规矩过时修改规矩，规矩过简细化规矩，规矩面前人人平等，规矩之内人人自由，规矩之上没有权威，大家都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练气功，“松静匀乐”法，又叫注意力心灵体操。身体要放松，心里要平静，呼吸要均匀，情绪要欢乐。师生的知识授受，主要用的是大脑。在集体唱歌时，学生集体盯住黑板中缝的中点，脑海里想象歌词的情景，可见魏书生对大脑注意力的细化程度。
斯宾塞和苏霍姆林斯基
十一中学校长李希贵曾调查，在校园学生最讨厌的地方是哪里呢？教室是个很常见的答案。
斯宾塞倡导快乐教育，但是他的实践是家庭里的父母教育，并不信任公立学校。成百上千的学生聚集在一所学校，这个局限条件决定了管理对于知识生产的重要性。过度把权利让渡给学生，导致的是知识生产的低质。一个混乱的班级，一所混乱的学校，学生的大脑被各种东西牵引，三心二意，没有稳定的，安全的秩序，学生也不可能感到长久的快乐。美国纪录片《超级保姆》，一对父母养育三两个孩子，都感到筋疲力尽、束手无策。在农村学校，也常有学生“怕”老师，不“怕”家长的现象，要老师承担不少家长常做的事务。斯宾塞对小斯宾塞的教育，陈鹤琴对陈一鸣的教育，表明一个儿童在同样年龄段内知识产出的极限可以很高。斯宾塞说，儿童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状态最好。这是对的，但是学校无序的状态，绝对不可以叫做快乐。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中国老师常有标准答案，殊不知，标准答案，有降低教师一对多处理课务的交易费用的效果。
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学校的实践，至今中国无人比肩。李镇西号称“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是情怀和愿望多于成就。儿童期，自然是人的组成部分，在欧美早有理论说要注重儿童本身的成长中的快乐，这些理论促进了我们对儿童的认识，同时在当代的局限下更新了我们的学科体系。校园生活，作为学生大部分活动的聚集地，我们希望看到帕夫雷什中学那样的丰富多彩的知识生产的形式，而不是学生早中晚呆坐在课堂。当我们看到许多学生，比父母还辛苦时，不免替儿童抱怨。自古以来，人才和状元本身就有分离，这是知识度量自身的矛盾。人才要靠社会实践中的人反映，是出身学校后的事，而状元在应试系统的标准，是对师生知识产出的度量，要即时反馈，不能因此指责应试系统。中国统一的应试指标，至少是整齐划一的标准，是许多家长视为社会阶层翻身的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