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继续是武汉之行的brainstorm的成果，但不是源自演讲及问答的内容，而是与读者们的聊天。那是星期天临离开武汉前吃中饭时聊天所得。
我说起很少人能真正地懂得读书，光是看懂字面意思还远远算不上懂。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看一本好书的过程的：“先把书从薄读厚，再把书从厚读薄。”所谓“从薄读厚”是指不仅仅要看懂字面的意思，更要看懂字里行间、甚至字里行外的丰富内涵。例如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虽然已经写得很厚，但可以看得更厚，每一句话的背后都包罗万千，没有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不容易看到所有的内涵。而“从厚读薄”则是指要看懂书的结构。只有真正把书的内容懂得透彻，才能看出内在的结构。内容有如血肉，结构有如骨架，不会直接地显示于外。结构骨架是精简的，是内容的内在联系与有机组成方式，所以它比“厚”的内容要“薄”得多。
然后我立即就以我自己的《经济学讲义》来示范“从厚读薄”。我自己是作者，当然深知写的时候用了什么结构。看书的人却要懂得透彻才能有一双像是X光那样的眼睛，透过血肉看到骨架。给学生上课时，我会直接告诉学生结构是什么——这就是听课与看书的不同之处。当然，很难说哪一种的最终效果更好。直接听到答案，会因为不是自己看出来而没有真正地重视；靠自己看，会看不出结构而自以为已经很懂，其实还差得远。
我拿来示范的是《货币理论》一讲。我当场考问在场的读者，谁能看出这一讲的结构？这一讲的结构是非常清晰明显的，而且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结构，不像其它讲或多或少会参考了一些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所以我深感满意，颇为自得。但我在书里并没有以文字明确地指出这个结构，只是在上课时告诉过学生。有兴趣受此挑战的读者不妨在看到此处时停下来，自己思考一下，再继续看下面的答案揭晓。
《货币理论》一讲的结构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是环环相扣的：第一部分是从“货币的三大职能”说起，从而推导出货币制度的关键就是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因为三大职能就是货币制度所减少的交易费用，而货币价值不稳定会使得这三大职能陆续丧失，正是货币制度所增加的交易费用。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指出，保持货币价值稳定就是要使得货币数量紧随物品数量的变动而变动，但这有两大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发行货币的主体根本不想遵守这个规则（从纸币的历史一直讲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用一国之内的货币到国际货币的各种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一点，并解释了为何最终各国都由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而不是由市场来自由发行）；第二个困难是发行货币的主体即使想遵守这个规则，却也不知道货币数量为何物（这一部分就把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及货币乘数等货币银行学的内容一网打尽）。第三部分是在第一与第二部分的基础上介绍了以朱老发明的货币制度为基础加以修正而推出的“以可成交的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为锚的货币制度”，如何克服第二部分提出的两大困难，以最低的信息费用实现第一部分所分析出来的货币制度的关键。这一讲内容很多、篇幅很长，应该是整个《经济学讲义》中最长的一讲，结构却完美精巧，层次井然，将大量内容整合得各安其位，合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可谓达到了兼有科学与文学之美的最高境界。
读者“许书”听我说罢这货币理论的结构，跟我说他对货币理论这部分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切危机的根源都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感到这个原则反复地应用于解释各式各样的宏观现象。我听他这么说，禁不住一拍大腿，说：“你说得太对了，这个原则堪称‘宏观经济学的公理’！”
如果说需求定律是整个经济学的公理，那么这一个“虚实脱节致危机”的原则就可以说是解释一切宏观经济现象的公理。从这个角度看，整个“货币理论”也只是这个公理的一个应用：货币的价值不能与它所协助交易的物品的价值脱节。也与需求定律类似的是，这个宏观经济学的公理从内容上说很简单，但运用起来随着局限条件的不同可以千变万化，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高手与低手之别，是判若云泥的。
在《经济学讲义》及有关的作业中，我运用这个宏观经济学的公理前前后后分析了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香港在97年后的经济衰退，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这个宏观经济学公理，但具体是什么虚拟跟什么实体发生脱节导致危机，脱节的根源是什么，却是随着不同国家的局限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多端——在低手看来，简直就是变幻莫测。自从掌握了这一条公理的灵活运用，我觉得宏观经济现象全部变得“一字都无甘浅”（粤语俗话，指比“一”这个字还要容易），宏观世界在我眼里就是透明的，一眼看去，无不通透。
让我再次详论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来作为示范吧。虽然《经济学讲义》及有关的作业里我已经把这场危机分析了很多，但还是可以说出一些新意，因为这次我要通过与中医对比着来描述——所以也是同时再一次证明我早就说过的“真正有用的经济学与中医非常相似”的观点。
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朱老在96年成功将中国的高通胀一下子打掉，按照“货币的对内通胀与对外贬值是同一回事”，人民币理应升值——之前93年起中国通胀严重时，人民币兑美元就从5点多一路贬值到8点多，是验证了这一句话。但由于朱老控制通胀的手法恰恰是运用上述的“货币的对内通胀与对外贬值是同一回事”，通过将人民币钉紧美元、从而稳定人民币的对外汇率来消除对内的通胀，这导致通胀突然消失时人民币应该升值而没有升值，也就导致东南亚各国的货币相对于人民币而言等于是偏高了。为什么只是东南亚各国的货币受影响，其它国家（如发达国家，包括同在东亚地区的日本在内）没有影响呢？因为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高度相似，都是依赖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出口又都是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虽然同样是“贸易立国”的日本不同）。也就是说，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产品质量与结构高度相似，彼此之间近于“受价”（所谓的自由竞争）市场，竞争主要靠拼价格低廉。所以东南亚各国的货币相对于人民币偏高，就导致即使它们的产品质量、成本没有变化，兑美元的汇率却是于它们不利，在国际市场上换成以美元标价，它们的产品就会相对于中国的同类产品价格偏高，缺乏竞争力。
就是这样，东南亚各国“被动”地因朱老成功地打压了中国的国内通胀而突然之间出现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虚拟）与其出口竞争力（实体）发生脱节的情况。这种“被动”脱节的情况很少见——大多数危机的发生都是因为一国自身出现了问题而主动地造成脱节，所以事先比较容易被发现，只是当局缺乏改革的魄力而对于消除脱节无能为力。但97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得很突然，连张五常教授也在事后说他事前没能预见，原因就在于这“被动”的性质。但事前也并非毫无征兆，因为索罗斯就是看到了泰国的货币泰铢的汇率是偏高的，才出手狙击的。索罗斯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他是从泰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恶化上看出来的。当时泰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出现了两个现象：其一，贸易赤字急升。其二，美元储备已经不足以支付所有短期（一年内）到期的外债。这两个现象都指向同一个直接后果：泰铢要贬值。首先，根据最简单不过的国际金融理论，贸易逆差会导致一国货币有贬值压力。其次，既然美元储备的数量已经少到连短期到期的外债都不能全部偿还，炒家去狙击其货币，当局抛售美元储备来应对很快就会弹尽粮绝。这同一个直接后果（泰国的货币要贬值）从另一面来看，是同一个直接原因：泰铢的汇率偏高了（所以才会要贬值）。正因为汇率偏高，所以泰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美元标价显得太贵，于是卖不出去，出口大跌，才造成贸易赤字急升。贸易赤字要用美元储备来弥补，所以进一步造成美元储备锐减，达至已经不能支付全部短期到期的外债——可以想象，当初借钱给泰国的国际金融机构一定是预期泰国能归还债务才肯借钱的，也就是看着美元储备的存量、以及贸易顺差的增长趋势（美元储备的增量）来判断债务到期时泰国还得起钱。现在却出现还不起的前景，反映着贸易顺差转为逆差，美元储备也从增长变为缩水，这是当初预期不到的状况。即泰国借钱时其汇率水平是合适的，现在却变成了偏高，是出乎国际金融机构的意料之外的。
但为什么泰国的货币汇率会偏高呢？索罗斯没看出来——作为炒家他也不需要看出来。既然他只是想通过狙击货币赚钱，他只要看出鸡蛋有缝就够了，至于鸡蛋上的缝为什么会出现，他是不需要理会的。但泰国当年如果有经济学方面的高手，他要向泰国政府做政策建议，就不能仅仅是看出货币汇率偏高这个毛病，还要进一步搞清楚货币汇率偏高的成因（虚实脱节的根源）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恶化只是病症，反映的是货币汇率偏高的病因，但这依然并不是病源！如今我们事后诸葛亮地看，才知道病源是中国一下子从高通胀变作零通胀，导致人民币与东南亚各国的货币汇率之间从均衡变成失衡。如果当时能看到病源是在这里，那么显然泰国政府有两种处理方式：其一，将泰铢适当贬值。其二，提升泰国出口品的质量或降低其成本（从而降低其价格）。这两种方式都能消除“虚实脱节”，前者是让虚拟适应实体，后者是让实体适应虚拟。理论上，两种方式都能消除脱节，无论是虚拟向实体靠拢，还是实体向虚拟靠拢，都无所谓。但事实上对当时的泰国而言可取的只有第一种处理方式。
如前所述，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非常特殊，不是东南亚诸国自身有问题而导致“虚实脱节”。但很多时候危机的出现都是因为危机发生国自身有问题，如果那“自身问题”就出在实体，以虚拟适应实体实属治标不治本，因为实体的问题才是根源所在。治本之道应该是治疗实体，固本培元，使之适应虚拟。当然，虚拟可以适当地向实体靠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缩短实体靠拢过来要走的艰难长路，但这是协助，而不是治本。事实上，从09年一直持续至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要走的就是这条治本之路——但现在它们既做不到彻底治本，虚拟的协助（欧版QE）也三心两意，两方面都是半途而废，自然无甚效果。
但说回97年时的泰国，当时它却没必要采取第二种实体向虚拟靠拢的方式。因为一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位（positioning）是根据其比较优势而定的，贸然提升其质量或压缩其成本都不是明智之举。压缩成本不用说，恐怕只能导致质量下降。提升质量貌似是好事，其实不然。不同质量的产品面向的客户、销售的渠道都不尽相同，要重新开发客户、开拓渠道，不是易为之事。除非客观的局限条件发生重大且永久性的变化而逼着非变不可，否则没有必要轻率改变自身的市场定位。既然泰国的自身其实并无问题，国际市场也没有重大变化，只是中国发生了变化，泰国是不应贸然改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位的。所以，第一种处理方式（泰铢主动贬值）才是可取的。
如果当时泰国有经济学高手，他会赶在索罗斯等国际炒家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出问题之前就建议泰国政府主动将泰铢贬值，消除虚实脱节，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恶化状况会得以改善，炒家就没有了狙击的机会，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显然这样的高手可遇不可求，泰国没有，迟钝得索罗斯等炒家都看出毛病了前来狙击的时候也还是没意识到问题所在，抵御了一段时间，美元储备一如国际炒家所预料的那样迅速耗尽，只能举手投降，由得泰铢大幅贬值。其它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一下子不仅仅是相对于人民币偏高，甚至是明显地相对于已经大幅贬值的泰铢也偏高，于是危机迅速蔓延到所有出口结构类似的其它东南亚国家，只有日本的出口结构明显不同而日元未受严重影响，以及人民币和港元守住了汇率没贬值。——人民币不贬值是对的，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病源本来就是因为人民币相对于其它国家的货币汇率偏低，如果它也贬值，则东南亚各国货币的贬值效果就化为乌有，又要继续贬值才行，这样一来竞相贬值就成了没完没了的螺旋下降。但港元不贬值就惨了，因为这时它不仅相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偏高，还明显地相对于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汇率也偏高，金融危机遂深化成经济危机，被迫（而非主动）走上了前述的第二条处理方式——提高出口品的质量或降低成本。产品质量要提升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事，所以立即出现的是成本下降，是通过物价普遍下跌来实现。这不是通缩，而是物价下跌。通缩一定表现为物价下跌，但物价下跌未必是因为通缩。
这里可以与中医作一比较。中国古代名医扁鹊曾说过这么一番话：他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三，大哥、二哥和他都是医生，以医术高明而论其实大哥第一、二哥第二、他第三。但为什么得享名医大名的却是他呢？原因是大哥医术之高明达到人还没出现病症他就已经看出潜伏于人体的病源，立即调理，将疾病扼杀于无形。二哥的医术没那么高明，但他能在人患小病时已经看出病虽小但源于严重的病因，赶紧从小病治起，不等小病变大病就已经将疾病治好。扁鹊自己的水平其实在三兄弟中是最差的，要等人从小病发展为大病的时候才看出病源，才能治好。但在无知的世人看来，大哥没有治病只作调理，二哥一直在治小病，扁鹊却是屡屡治好大病，当然认为扁鹊才是高手，二哥只是普通医生，大哥根本不算医生……
对照刚才关于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叙述，那个我们想象中的泰国的经济学高手就是大哥那种程度的高手，还没发病之前（炒家没来狙击货币引发危机之前）就已经看出问题，用很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消除了虚实脱节。要注意：虽然炒家狙击造成的货币贬值客观上也消除了虚实脱节的问题，但主动贬值的伤害要低得多。炒家狙击之下人们恐慌抛售，使得货币往往超跌，一时之间是增加了信息费用，使得人们不敢投资、停止生产，造成V形中前半部分的那个经济急挫。要等一段时间过去，人们观望过后稳定了情绪，再加上IMF给予借款协助资金周转，度过美元储备在对抗炒家的过程中挥霍殆尽、无力再偿还短期到期的债务而面临违约风险的难关，才迎来V形中后半部分的那个强劲反弹。也就是说，病了一场毕竟还是伤了元气，比不上没病就调理好身体为好。
然而，就算没有大哥那样的高手，不能消除病源于疾病发作之前，但像二哥那样也行。如果病发作出来（发生危机）的最终结果能消除病源（消除虚实脱节），虽然伤了元气，也只能算是小病，虽然来得急，但去得也快，很快就能治好。最麻烦的是香港那种情况，把小病拖成了大病。这里又要对照中医的另一种情况。中医一向反对只针对表面症状来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好比发烧，在中医看来，那是外邪入侵人体，人体的防卫系统（免疫系统）在跟外邪打仗而呈现出来的表象（白细胞尸横遍野的外在表现就是发烧）。这时如果像西医所主张的那样吃退烧药，表面看是压制了症状，其实只是压制了人体自身的防卫系统的作战，反而导致外邪更加深入人体，使人病得更重，在日后引致比发烧更要严重得多的大病。同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似乎成功地击退了国际炒家，抗住了货币狙击而使得港元的汇率保持不变。但这只是使虚实脱节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从危机前只是相对于人民币汇率偏高，变成在危机后相对于所有货币贬值了的东南亚国家的汇率都偏高。金融危机似乎结束了，其实没有结束，只是深化为更痛苦、时间更漫长的物价普遍下跌的经济衰退。直至2003年中国推出“自由行”的政策来救香港，才大致上将香港从经济衰退的泥潭中拖了出来——这类似于扁鹊治好了大病。然而，自由行能救香港的旅游业、零售业、餐饮业等服务业，却救不了香港的出口业、码头业等制造业相关的行业——这类似于一个人经过一场大病之后，元气大伤，有些身体部位遭受了永久性的伤害，永远都无法再复元如初了。
宏观经济学的公理，是不是威力无穷？经济学与中医，是不是异曲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