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发表了《香港死因鉴定书》（http://tieba.baidu.com/p/4521860412）一文，因为我认为香港已死，现在只能是节哀顺变之余，给它发一份死因鉴定书，以便后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避免重蹈覆辙，也走上这条死亡之路。在该文中，我一开始就明确说了——这个鉴定书不仅适用于香港，其实对台湾也适用，名字改成“台湾死因鉴定书”而已。包括以后如果大陆死掉了，也完全可以写成“中国死因鉴定书”。也就是说，这个分析背后用到的逻辑是大同小异的。当然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局限条件进行分析，但背后的逻辑其实都差不多。

死因鉴定书背后统一的逻辑是什么？那就是该文其后长篇大论的、由英国在临离开香港之前埋下的两个炸死香港的炸弹：社会福利与MZ制度。对于香港而言，其局限条件是英国埋炸弹，美国来引爆。对于台湾而言，其局限条件是蒋jing国这很有可能其明智程度足以媲美邓小平的伟人却不幸地在临终前相信MZ那一套迷魂药——当然其实我觉得他很可能只是相信开放言论guan制，而不是真的相信MZ投票，但被李deng辉这披着中国人皮的日本人利用来搞死国民党、从而搞死台湾，以完成他的“潜伏”大计，此人之虚伪入骨跟香港的末代港督彭ding康是有得一拼的。只不过彭是代表自己的国家（英国）利益去搞死香港，当然李也可能认为自己其实是日本人，所以代表日本的利益去搞死台湾吧。也就是说，蒋jing国错误地引狼入室，然后也是美国来引爆。

简略说完台湾，转向中国大陆。中国现在还没到“已死”的地步，所以还不能出死因鉴定书。但如果中国现在的政策不作根本改变而继续下去，迟早有一天是要出这份鉴定书的。作为中国人我当然绝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提前发这一份“如果死亡的死因鉴定书”，一方面是降低真心想挽救中国经济的在上者的信息费用，另一方面则是立此存照、为历史作证。

今年3月份，有一位已经达到财务自由的境界的企业家，很难得地还真心热爱学问，对经济学很感兴趣，花自己的钱在苏州开了一个会议，邀请我去。当时我提交给那个小型研讨会的文章是《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显然这个文章题目是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里面的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过来的。这是耸人听闻吗？

回想一下，在我看来，中国从2007年开始走错路。从那时到现在的2016年，再过一年就是整整10年了！不知不觉之间，10年就快过去。当年日本从1990年代初，号称是房地产的泡沫爆破导致经济开始衰退，开始人们以为只是个短暂的衰退，没想到一转眼就到了2009年，当时日本国内外媒体对日本经济状况有一句描述，就是“日本失去了10年”。转眼之间，我们中国也快失去10年了……

我看到中国越来越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走向当年日本九十年代之后的道路。也就是说，日本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无论是好还是坏，包括日本在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中国在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腾飞也跟它很相似。由此看来，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对象。它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中国，民众的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甚至政治体制，都跟中国很相似。日本名义上是所谓的MZ社会，但二战之后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跟一党执政其实没太大区别，所以它跟中国很相似，是中国很好的借鉴。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研究一个国家，应该找另一个跟它整体的局限条件比较相似的国家来对照。当然没有完全一样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更不用说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非常相似的国家，看它的发展轨迹，大致上就能判断我们自己将走向何方。那么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对象，是中国一面很好的镜子，无论是在经济腾飞还是经济衰退的方面。

日本在六十年代开始经济腾飞，折射出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来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腾飞。它九十年代开始的经济衰退，则是折射出我们现在所处阶段的经济状态。只是我们是从07年开始，它是从90年代开始。现在的中国是越看越像当年的日本了，也就是说日本的现在很可能就是中国的前景——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以九十年代为开始来算的话，日本到现在经济衰退已经超过25年了。按经济学的定义，非常明显，这就是大萧条的状态。从工业革命之后现代经济的状态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这么长时间，只有1929～33年美国发生的大萧条可以与之相比。美国那个大萧条持续了将近十年，最终摆脱出来靠的是二战，也就是靠战争摆脱了经济大萧条。但是在现代社会你不可能想象再打仗，特别是日本更加不可能，因为它没有军队，所以它没办法靠战争来摆脱经济大萧条。可以预见的是，日本将一直持续萧条下去，目前看不到尽头，看不到经济有从根本上复苏的迹象。已经过去25年了，经济衰退还没有完结；我认为继续再过25年，也不会完结。

中国也一样，你不可能想象中国发动战争去打别人，目前看不出有这个可能性，除非别人来打我们。也就是说，从人类历史的到目前为止的经验来看，只有战争可以摆脱大萧条。一个国家一旦进入大萧条的状态，就很危险，因为如果不靠战争这种极端的手段，你摆脱不出来。所以我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是说它明天马上就死，今天要给它发病危通知书，而是说我看到中国生病快10年了，看它越来越像日本，有很高的可能性是走进了日本那种大萧条的格局。如果没有战争爆发，我们就永远被套进去了。温水煮青蛙，慢慢煮死你。你说是不是很危急呢？其实是很危急的，但因为这是温水煮青蛙，你还不觉得危急。如果沸水煮的话，青蛙马上跳起来，还有一线生机。现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其实更可怕！所以我说中国经济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大萧条的格局呢？

在《香港死因鉴定书》里我已经指出了社会福利与MZ制度这两大炸弹，那是英国人埋下、美国人引爆的。对中国而言，没有外国人来埋炸弹——虽然外国人有想方设法通过舆论宣传、施加外交压力来试图给中国人洗脑，让大家都相信这两个不是炸弹，而是好东西。但毕竟人家只是发射了两个糖衣炮弹过来，接不接受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不能全怪别人。

为什么社会福利是中看不中用、炸死经济的（糖衣）炸弹，在《香港死因鉴定书》一文里已经有详细分析，这里不再细说，我要细说的是在中国的具体表现。社会福利在中国的表现是未富先骄。以人均富裕程度而论，中国还远远不能跟97年回归时的香港比。连香港这样富裕的地方，搞社会福利快20年，就已经足以把自己搞死，更何况是中国？现在都还没富起来就立刻搞社会福利，怎么能不完蛋？

再说MZ制度。现在中国虽然没有MZ制度的形式，却已经开始有了MZ制度的实质。什么是MZ制度的实质？那就是过于重视民意！别以为这是好事。中国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可没有说“得民意者得天下”。民心和民意不是同一回事，不要混为一谈。民意是什么？如果政府派钱，大家都很高兴，这就是民意。但是这个民意真的对大家好吗？按这个民意治理国家，这个国家就要完蛋，就是经济衰退、大萧条的格局。MZ制度的本质是得民意者得天下，所以政治人物千方百计都要讨好民意，吸引大家把票投给他，但是讨好民意并不一定真的对大家好。你只管给糖小孩吃，却不管糖会蛀牙。但给糖吃他就不哭了，于是爱哭的孩子有糖吃，结果就是民众人人争相放声大哭，而政治人物则人人争相派糖（钱）。

中国古人关于慈善有很多智慧，但我要另外撰文分析，这里只是简单一提，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现在的病因。其中一个智慧是“升米恩斗米仇”，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破了社会福利加MZ制度所造成的灾难的成因。

由于MZ制度或过于重视民意，为了争取民意政治人物竞相派钱，因为派钱的人就能当选或在民意中好评如潮。结果就是为了讨好民众，你派100，我就派200，越派越多，MZ制度下社会福利必然是不断增加的。然而，政府派钱太多，一方面是养懒人，大家都不干活只等着政府派钱，经济增长就没有了来源，政府的税收也没有了来源；所以另一方面就是最后政府没钱了，只能削减社会福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派钱派到没钱这一天到来，没钱只好削减。但一削减，升米恩斗米仇就出来了。大家很愤怒，本来如果从来不派，大家也没什么意见。结果你之前派了，还派得很多，现在不要说不派，就是派少了也不行！这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端起碗吃饭，放下碗就骂娘。这样一来，派钱成了无底洞，根本填不完；你还不能削减，你一削减，在MZ社会，民意就让你下台。派钱派到最后反而惹来民众对政府、对社会的仇恨，你说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所以中国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不是得民意者得天下，真是大智大慧！但民心是怎么来的呢？中国古人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了，因为他们没有研究过经济学。结合经济学的自私假设，就理应知道怎么才能得民心。前段时间，大概是去年的时候吧，政府合法性的问题曾一度成为热门话题，那时我就写过文章分析。政府合法性是怎么来的？其实这句中国古话已经给出了答案。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民心，而不是民意。但民心和民意到底有什么区别？得民意太简单了，派钱就可以。如前所述，政治人物竞相派钱，就能得民意，但这样做迟早是要毁灭国家的。那么民心呢？结合经济学的自私假设，你要让经济变好，大家一起赚到钱。人是自私的，所以人一定不会跟钱过不去。经济搞得好，有发展，而且发展得很快，所有人都得到好处——但那是凭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中竞争得到好处而不是靠政府派钱。这样的收入增加才具有可持续性，大家才会长期地拥护施行如此良政之人。所以民心不是靠派钱能得来的，因为派钱并不能让经济变好，前面分析得很清楚，派钱一定只会最后导致经济衰退。只有切切实实地激发民众自己去努力，在市场中竞争赚钱，靠自己的能力把钱挣回来，才是长远之计。而且，收入高，大家开心；收入低，大家也没意见。因为这钱不是政府派给你的，是你自己挣回来的，你的钱少是因为你的竞争力不足，所以你没得怨政府，你只会想怎么自己努力去提高竞争力，在市场里挣更多的钱回来。

那么怎样把经济搞好？其实很简单，就是刚才说的两个炸弹要拆掉：社会福利要废掉，MZ制度不要搞。现在中国号称没搞MZ，其实就是在搞，虽然没有投票选举的形式，但过于重视民意，只想着怎么讨好民众，给他们一时的甜头。所谓“执政为民”，是为民执政，可不是民众直接来执政，不是民众指挥你怎么去执政，而是你为了民众的利益着想去管理这个国家。而民众利益中最重要的无过于长期、可靠、切实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要做到长期、可靠、切实，是不能靠派钱的。

以上是原则性的分析，接下来就以社保作为具体例子来示范上述的原则性分析。

选社保为例，是因为它最典型地既反映社会福利、也反映MZ（过于重视民意）的问题。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给你养老，但为什么要靠国家养老？自己给自己养老不行吗？养老是自家的事，为何要政府来帮忙？一个原因是中国搞了计划生育。中国古代一直以来的传统就是养儿防老，当年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政府说你不用担心养老问题，政府来给你养老。这是中国搞社保的背景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是国企改革导致社保的出现。众所周知，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那些不挣钱的国企破产，遣散职工。这带来一个问题：那些下岗职工的养老怎么办？当年他们加入国企，其实是有一个隐含的合约，就是国企承诺养他们一辈子。以前进入国企的时候，谁能想到国企会破产？这在那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现在国企破产，等于政府违约。所以当时的解决方案是给他们一个社保来养老。国企破产了，但用社保给国企的下岗职工一个养老的保障，也就是用本来应该给他们养老的钱组成一个社保去负担他们的养老。这是合理的，不能批评。改革前的国企有“做也36，不做也36”这句话，一方面反映国企没有激励机制，做不做都一个样；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一个月才36元工资是太低了。这么低，那不是剥削你吗？马克思所谓的剥削理论在这里倒是似乎成立了。其实不对，国企也不可能剥削你。国企职工做出的贡献肯定不止36元，但国企只给了他们36元的月工资，多出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哪里去了呢？它没有给你，而是向你担保：你病了，国企给你养病；你小孩上学，国企给你出学费；你退休了，国企给你养老。你少收的那部分工资，其实去了那里，是福利。当然这是国企的福利，不是社会的福利。所以别以为你在国企没赚什么钱，这是经济学里所谓收入分配理论决定的，你做多少贡献就得分配多少收入。即使在国企，分配理论照样成立。你是低工资，但是享受高福利。可是突然之间国企破产了，那怎么办？我以前拿了这么多年低工资，少收了工资这么多年，你现在怎么可以说破产就破产，把我扔出去说不管就不管？你这样做人太不厚道了——这不是道德审判，而是客观地指出这样做对人的利益损害太甚。人是自私的，一定会为自己的利益而反抗，绝对不肯吃如此大亏。如果政府硬是不给他们养老，会有暴动的可能性。所以最初社保成立的另一个原因其实是为了解决国企下岗职工的养老问题。国企职工拿了那么多年的低工资，那些剩余的钱都到哪里去了？是因为国企经营效率低下都亏光了嘛。但是政府不能不管他们，所以财政拨款放进社保，给他们养老。国企亏损是历史欠账，国家用社保还他们的债。

前面为什么我以07年为中国经济开始衰退的标志？就是因为07年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扩大了社保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已经不仅仅是用来养国企的那些下岗职工，而是把民企、甚至自由职业的人都统统拉进来参加社保。

为什么会出现社保扩大的现象呢？第一，当年政府没想清楚，当时也就没说清楚这个社保只是用来养国企下岗职工的。如果当初清楚说明了，界定好这个社保的范围，就不会让非国企下岗职工参与进来。随着下岗职工陆陆续续地离开人世，社保的负担就会越来越轻，最后社保就可以结束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不会存在亏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但政府当时没有想得太清楚，其实这个东西不应该叫社保，而应该叫国企下岗职工合作保险。

第二，社保局成为利益团体。很多“恶法”的出现刚开始时是因为无知，也可能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像刚才说的，社保最初出现的原因是政府要还国企下岗职工的历史欠债。但是不管这政策的初衷多好，发展到最后，一个政策长期运行的过程之中，操作这政策的政府官员就会结成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为什么呢？比方说社保局，如果一直只是负责国企下岗职工的养老，越到后来负担越轻，到最后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可以退出历史舞台。那么社保局怎么办？

其实企业也会面临类似问题。像柯达公司，因为社会需要胶卷相机，所以需要它。但是一个重大的技术进步（数码技术）出现了，使得人们不再需要胶卷相机，柯达就被市场淘汰了。原则上柯达可以不被淘汰，那就必须转型。在市场里面企业一定要顺着市场形势的变化而转变，再怎么痛苦也要转，不能不转，否则市场会将之淘汰。如前所述，没有社会福利的话，就不是政府派钱养起你，而是你在市场里面竞争获得收入来养自己。但问题就是，社保局是政府搞出来的，当局限条件变化导致它完成历史任务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它是不肯退场的，绝不心甘情愿退出历史舞台。它一定要刷存在感，其实是为了争取生存权，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为了生存下去，社保局必定不会允许社保退出历史，坚持自己还是有生存价值的。否则的话，虽然公务员没有失业之虞，但是也要分流到其它部门。你以前一直做社保这个领域的业务，现在却要被分流到其它部门去，不仅业务不熟悉，人脉关系也要重新建立。你怎么愿意呢？这又是人的自私本性在发挥作用。所以社保局一定要想办法扩大社保，不能只是涵盖那些行将离世的国企下岗职工。虽然对国家来说包袱越来越小，但对我来说我的存在价值也越来越小，我很危险。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全社会都拉进来，这个包袱就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有存在的价值，我要让政府把这个包袱永远扛下去。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一直都是在用经济学的自私假设，加上不同的局限条件变化，去看人会做什么选择，万变不离其宗。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保局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千方百计都要扩大社保的覆盖面。

第三，就要说到MZ了。既然扩大了覆盖范围，就变成了社会福利，就真的是名符其实的社保，而不是只局限于国企下岗职工那部分有限人群的福利了。要再次强调：当初的国企福利不是白给的，是用多年的低工资换回来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现在变成社会福利之后呢，当然也不是免费的。钱从哪里来，还是从纳税人那里来。但是社保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为什么从2007年开始扩大？某影帝很会做秀。为何要做秀？是为了争取民意，不是要争取民心，于是一边演戏，一边派钱。媒体报道他流眼泪做秀，大家看了很感动。但光是感动没用，只有演戏不够。现在很多恶法、很多后患无穷的大派金钱的社会福利正是07年开始搞的。这是他的第二个任期，第一个任期没有乱搞，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朱老只做5年就下去了，硬是不给他做满两期。这就有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效应。人会想：“我干那么好又有什么用？我就算干得好到像朱那样又能怎样？要你下台，你就要下。我做得那么辛苦干嘛呢？我不如想办法留名青史。”怎么留名青史？追求民意，讨好民众，不停地派钱，派到大家都很高兴，都夸我好。这仍然是经济学：人是自私的，人会做选择。

由此可见，其实有明确时限的任期制是很糟糕的制度！——尤其对于最高权力而言更是如此。现在中国的各级政府都是任期制，但除了最高权力之外其它职位在理论上都还有可以继续往上升的机会，这个危害就显得没那么严重。事实上，中国的官员贪污有个59定律，因为60岁要退休，所以到了59岁就赶快捞钱。贪污案的高发期和任期制有明显的相关性。而MZ社会更是如此，因为有明确的任期，并非真正推行宪政MZ的发展中国家屡屡出现任内严重贪污、卸任后被后来者揭发出来成为惊天大案的现象——从韩国的卢武铉到菲律宾的马可斯，到台湾的陈水扁……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很长，永无尽头。至于推行宪政MZ的发达国家，如英美等国，则是用政府高官在退休后可到私企任职高薪顾问的方式来将在任期间的权力于卸任后才变现成金钱的制度安排，去抑制在职任期内掌权之人贪污的冲动，但这种制度安排助长了利益团体，本质上只是将贪污行为合法化而已，其实并没有真正消除贪污。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已经写过很多分析利益团体的文章（如http://tieba.baidu.com/p/4186722620），为免跑题，不再重复。这里只补充一点：中国古代的最高权力是皇帝，是唯一保留了封建社会时期（指秦之前）的世袭制的权位；而第二权力是宰相，虽然不能世袭，但往往也不设明确任期，只要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做到身体健康不能再支持、甚至是做到死的情况所在多有。还有“于国有大功之臣的后人可三代袭爵位（不是官位）”的制度安排，无不是为了抑制任期制下人的自私本性倾向于选择贪污、乱出恶政等以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

就是这样，任期制导致掌握上层权力的人在快到期的时候要搞点粉饰行为，最简单快捷之道就是赶紧派钱把名声搞上去，一派钱大家立即一片叫好。所以当年很多这类社会福利冒出来，其实不仅是社保，包括新劳动合同法和义务教育都是07年前后开始推出的。原来的义务教育是指父母有义务送小孩去读书，“义务”是指父母必须履行义务，并不是指国家有义务提供免费教育。但07年之后变成国家有义务免费让你的小孩读书，这又是派钱。人都是这样，派钱就说好，更不用说有如此冠冕堂皇的包装了。包装成义务教育让你的小孩免费上学，社保让穷人得到保障，新劳动合同法给工人保障……打着这些好听的旗号，其实都是派钱。

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在经济政策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社保，刚才主要是说社会养老保险，当然社保还包括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都有问题，只不过危害没这个那么大而已。社保成为一个大问题，主要是因为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在全世界都没有成功经验，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全部是破产的下场。这就相当于牛顿定律说：如果你从这个楼跳出去，一定是往下摔的。人类有史以来，跳楼的都是往下摔，没有人是往上飞的，从来没见过。所以你凭什么认为你纵身一跳，不是像别人一样往下摔，而是往上飞呢？同样的道理，全世界搞社会养老保险，全部是严重亏空，濒临破产，毫无例外，中国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是例外的呢？你跳一定是往下摔，不是往上飞，这是牛顿定律决定的；社保一定会破产，这是经济铁律决定的。为什么呢？我的《经济学讲义》有专门分析社会养老保险的本质是庞氏诈骗，是一种金融诈骗的手法。既然是金融诈骗，怎么可能成功？成功就不叫诈骗，成功就叫投资了。当然我不是说政府成心要骗你，政府其实是因为无知。西方国家搞社会养老保险最初是无知，还有MZ制度也起了作用。政府要出钱给大家养老，大同社会嘛，老有所养，老无所依怎么办？政府来包，政府来养你。但说实在，老无所养、政府来包也不需要搞大包大揽包起所有人的社保呀，搞有针对性的社会救济就可以了嘛。所以这是说不通的，其实真正的原因又是MZ制度之下政治人物要竞争选票。刚开始不觉得这制度有啥问题，但最后政府发现原来这是个魔鬼，把自己坑惨了。这里面既有MZ的问题，也有自私的因素在起作用，导致社保这个坑进去了就很难脱身出来。而诈骗最后还是要破灭的，不破灭怎么叫诈骗呢？

张五常教授认为新劳动合同法是现在经济政策方面伤害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养老保险才是。为什么呢？新劳动合同法一直有人说要把它废掉，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是把中国经济搞得很糟糕的关键因素。财政部长楼继伟从去年到今年两会期间一直在说劳动法对企业影响很大要改，他当然不能直接说废掉，委婉的说法是要改，但如果改到实际上不起作用就相当于废除了。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死不认错？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很少这样不认错的。才出台没多久的政策发现不好要改，为了顾全面子，可以不公开说，悄悄地改，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执行就是。其实有些不能公开的也会公开，比如说之前股市的熔断机制，刚推出来天下大乱，没几天就赶紧叫停。怎么会不改呢？难道社保局这利益团体的权力如此巨大，连财政部都动摇不了？财政部也可以是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啊，社保是侵犯了财政部的利益的，因为它是负责出钱的，经济不好，钱不够，首当其冲就是损害了财政部的利益。利益团体之间也会互相竞争，但为什么社保局的权力会大到连财政部都搞不定呢？就是因为社保的存在，与新劳动合同法交织在一起，好像“连坐”、“联保”一样互相支持。

以前民企买社保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比方说我有100个员工，我只买其中50人的，如果谁出了工伤之类的事要理赔，就拿买了的人去顶没买的。这当然不规范，但这是有缘故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劳动力有很高的流动性，说不干就不干，招呼都不跟企业打一声就跑去其它地方。如果企业把所有员工的社保都买了，今天给你买，明天你就跑了，这怎么行？所以企业算一下自家稳定的员工人数大致上是50人，就只买50人的社保。

原因之二，是员工也不愿意买。以前有不少企业和员工商量好，我不给你上社保，但我把上社保的钱给你，员工自己拿了，不是给国家。自私本性决定了很多员工认为还是把钱拿在自己手上更好。由此也可见，何必要搞社保？员工自己拿钱投资也好，买商业保险也好，他自己决定怎么做对他最好才是真的好。你给政府还多绕了一个圈，要付政府的社保局公务员的费用开销，而政府又怎么可能比你更了解什么是对你最好呢？张五常教授曾经提出建议怎么拆解新劳动合同法，其实他的建议就是民企在应付社保方面一直都在做着的事情：员工和企业可以私下订个合约，不买社保，企业把这部分钱直接给了员工。按类似的逻辑，法律要允许员工和企业可以私定合约，相约不执行新劳动合同法。如果市场上大部分员工选择不执行新劳动合同法，而这选择是合法的，新劳动合同法不就等于被废除了吗？

其实在英美的公司法里这么做是惯例，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不是强制性的，可以私下定合约选择要不要执行。法律本身就允许你自己选，这不算违法。而中国一直以来的做法是，政府出台的法律如果不好，就阳奉阴违，放在那里不执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做有两个问题：一是法律精神何在？法律权威何在？法律定出来，大家却都不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怎么能怪中国人没有法律精神呢？因为政府老是出台恶法，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大家要是遵守法律，经济就不好；不遵守，经济好了，但法律精神就没了。一方面倡导要依法治国，另一方面又大量出台恶法损害社会利益，这不是自己拆自己的台吗？所以张五常教授提出了这个仿效英美公司法的做法：你可以制定恶法，但是你要给大家一个选择的自由，要不要执行这个法律。第二个问题是，法律既然在那里，虽然现在不用，但保不准什么时候它就会被拿出来搞事。谁会拿来搞事？利益团体呀！比方说现在这个新劳动合同法，虽然很多地方政府吃过亏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严格执行，民不告，就官不理。但问题是一旦工人去法院告状，法律在那，你怎么能不依法判决？但依着这恶法判决，企业就完蛋了。所以只要有人去拿这个法律搞企业，企业就铁定完蛋，根本回避不了。所以这样只做摆设还是不行，不能彻底消除恶法的不良影响，还是一定要把以前私下定合约的这种做法合法化。

如果一个法律大部分人都选择不遵守，那一定是因为它对大家的利益损害太大。员工可以选择遵守这个法律的企业，但如果这个法律客观上确实是个恶法，结果会是这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落败，久而久之市场竞争就淘汰掉那些采用恶法的企业。这是由市场来裁决法律的好坏对错：这个法律如果真的是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良法，市场会保护它的，正如市场会保护真正为社会创造了价值的优质企业；但如果这个法律其实是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恶法，市场会淘汰它。法律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你不试错，你不知道，因为政府没有经济学知识。我懂经济学，一眼就看出这个新劳动合同法是恶法。但政府不清楚，或者政府不相信我有这个水平。政府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知道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那就把法律拿到市场上竞争嘛，这是最简单的办法。跟企业一样，法律也是个产品，大家都放在市场上竞争，谁在竞争中获胜，谁就证明了自己有价值，谁就生存下来。

显然这是一个很好地辨别新劳动合同法的对错、并进而消除其恶劣影响的方法，但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这个恶法已经跟社保挂了钩。众所周知社保基金的亏空越来越严重，其实应该壮士断腕一刀两断，但民意压力下——又是MZ害人不浅——政治人物即使知道真相也很难有足够的魄力去做这正确的“长痛不如短痛”之举。于是问题就变成治标不治本的怎么填这个窟窿。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方法是延迟退休年龄。我那本《经济学讲义》2012年出版，其实是在更早的2010年写的。里面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那部分非常明确地说了，这个养老保险一定亏空，最后会破产。但政府还是会在走向无可挽回的破产的过程中想尽办法去挽救它，挽救的方法之一是延迟退休。我是神仙吗？我怎么能提前知道中国会延迟退休？我不是神仙，原因说出来一点都不神奇：世界各国都是这么做的！刚才已经说了，全世界没有成功的案例啊，搞社保的国家全部面临着亏空乃至破产的困局，所有国家都在想办法挽救它，在挽救的过程中都想出了这一条方法，早就有前车之鉴了啊。我在2010年写这书的时候，法国就正在搞这个延迟退休的事情，把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67岁。所以其实我是在讲法国的例子。当时法国人游行示威，很多人涌上街头抗议。没用，延迟退休照样推行。法国不是MZ国家吗？为什么这个时候不MZ了呢？为什么不听一下民意呢？因为它没办法听啊，社保的窟窿怎么办？法国政府就是没那么多钱，不延迟退休不行啊。其实不止是法国，日本也一样。之前我发布了《再论社会养老保险》（http://tieba.baidu.com/p/4497667850）一文，也讲到这个问题。有个读者是德国的时差党，他在后面发评论说德国就是这样的。德国一直就是靠延迟退休年龄来推迟社保破产的时间，还不是延迟了一次两次，而是一直在用这一招。我不是神仙，我是早就看到人家这样做而已。还是那句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你看看其它国家做了什么事，就知道中国会做什么事，只能走这条路。除了延迟退休之外，你还能想出什么新花样？但延退是没用的。当然也可以有用，怎么有用呢？就好像刚才说把新劳动合同法改、改、改，改到它实际上没用为止，那就等于是把它废除了。延迟退休也可以这样，把退休年龄延迟到200岁不就行了吗？因为两百年后人肯定死了啊，也就是说他一直在交保费，从来没领过退休金，那就不用给他退休金了。没有支出，全是收入，恭喜你赢啦！但你觉得这有可能吗？政府这样搞的话，民众肯定造反，你也不要把民众当傻瓜。法国把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67岁，我国从60岁推迟到65岁，这听起来还比较合理，所以大家有再大的怨言，这政策还是推出来了。但既然只是推迟这么一点，那就是没用的，只是推迟了定时炸弹的爆炸时间而已，没有从根本上拆弹。

另一个办法是去年年末出现的现象，就是强化征收社保费。我在天涯上看到一个重庆老板发的帖子说：“我本来是想给员工加工资的，但是现在加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想给员工加工资的钱，现在要拿去交社保。”现在政府严格征收社保费了，不准再像以前那样子。企业如果有100人，全部要交社保，有些地方还不准再私下定合约——以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在不准了。而且社保的缴费基数也提高了。去年中小企业感觉压力最大的就是社保费一下子大幅度增加。为什么要这样强化征收社保费？因为社保基金没钱啊，这个窟窿怎么填呢？所以你现在该明白为什么不能废除新劳动合同法了，因为这法律要求企业与员工之间一定要签订劳动合约。你到一个企业打工，以前是随便的，大家口头合约，你要来就来，所以企业才允许你想走就走。但是现在在法律的强制下订了劳动合约，工人还是想走就走，依然享有这个自由，法律却单方面约束老板、企业。比如企业不能随便炒工人，如果要炒他，就要赔他多少钱；但是工人想跑就跑，毫无约束。这怎么可能不增加企业管理工人的成本和难度呢？但为什么现在一定要企业和员工签劳动合约？因为签了劳动合约，政府才能以合约为准上社保。有这明文合约在那里，企业就要根据合约上社保。如果没签劳动合约，企业就很容易逃掉社保费；签了合约，就逃不掉社保费。所以这新劳动合同法其实成了社保的一个必备工具。但为什么一定要把社保费征回来？为什么不准企业逃掉这个费？因为社保基金没钱了嘛。

然后前段时间新闻都在报道要降社保费。显然企业对这事抱怨得太厉害了：经济那么差，中央政府口口声声说要扶持中小企业，但减免的税收都比不上社保费的增加，企业负担其实是更重了。企业怨声载道，上达天听，于是中央就下令降低社保费。有用吗？你觉得降社保费有用吗？企业会因此而减少负担吗？我跟你们说没用的。为什么没用？因为你要想想此前政府为什么非要加社保费不可。以前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便企业交不交，去年正是因为社保基金的窟窿已经填不平了，所以才要这样强化征收社保费。由此可见，只要这个窟窿的问题不解决，政府名义上说减了社保费，但是那个窟窿依然在，怎么办？政府还是得以其它名义再把钱收回来，对不对？政府不把钱收回来，它怎么填这个窟窿？天上掉馅饼吗？天上掉钱给政府填窟窿吗？不可能的。所以这边名义上的社保费降了，那边其它的税费一定会上升！因为它要填这个窟窿。

而且，这个窟窿越来越大。为什么？年年加退休金啊！大概也是从07年之后起，退休金每年增加百分之十，多爽啊！我爸以前在医院工作，现在他每月拿的退休金比还在职的医生的月收入更高。因为年年百分之十地加，加到现在，他很爽啊。但是我很不爽啊！因为这些钱其实是从我的纳税里来的，虽然我愿意出钱养自己的老爸，但我可不想养别人的老爸。这也可想而知大家为什么如此讨厌延迟退休。我退休拿的退休金比在职工作的收入还高，我干嘛不退休？赶紧退休，最好马上退休。政府现在却要我延迟退休，我怎么可能不生气？这是人之常情。但你说这可持续吗？怎么可能不出窟窿？在职那些人的收入都比不上退休的人收入高，但是政府用于发放退休金的钱都是从正在工作的人的收入里征税拿过去的。怎么可持续？果然，今年的退休金增幅就降了。《人民日报》发文章说涨幅降到6.5%，还解释了今年为什么会降。但退休金只是涨幅下降而已，照样增加，涨幅还有6.5%。现在经济这么不好，还继续加退休金，怎么可持续？延迟退休所省下钱，恐怕都不够这样年年加退休金而增加的支出。社保基金的支出（发退休金）增加，收入（社保费）却减少，窟窿岂不是越来越大？所以怎么可能真的减社保费？换个名义继续收而已。但换个名义你就不晓得原来税负不断增加是因为社保的缘故，于是你还为退休金年年增加而欢呼赞美政府，自己坑了自己都不知道，这怎么可能不是比直接加社保费、让你死也死个明白是更糟糕的事？也就是说，要真的减社保费，虽然不是治本、但还能暂时治标的方法应该是不削减也至少要冻结退休金的上涨，但为什么现在还是要加？讨好民意啊！楼继伟说：社保亏空，退休金要降才行。我听到一位老人家把楼继伟骂得狗血淋头：“楼继伟这人不是东西，连我们老人家这点钱都想侵占。”所以这一切只是为了讨好老人家。

现在中国政府被民意左右，无MZ之形式却有MZ之实质，不仅讨好城市里的退休职工，给农民也发钱。也是差不多从07年那个时候开始发钱，最初是两百块钱一个月，然后涨、涨、涨，一旦开始发钱就年年涨。以前没这个钱，农民没啥意见。但政府开始年年给钱之后，如果现在突然说今年经济不好，这笔钱要削减或者取消，农民岂不是要造反：“你以前一直给我这笔钱，怎么突然之间不给了？”看网上的言论就知道，对于政府到处派钱的行为，大家确实感恩戴德：“哎呀，这个政府真好啊！连老人家都给钱，连农村的人都这么照顾。”农村的医疗保险也是这样。以前农村的人得了大病，有钱就治，没钱就自生自灭。现在搞个医疗保险，政府出钱来救治，这说起来好听，但问题是成本怎么算？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不可能不死，迟早一定会死。也就是说，总有一天你会因为得了某个病，没办法再救。到哪个程度就不救，这要看你自己的财力量力而行。我的钱多，我就多吊几天盐水，多救几天，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但也有人选择不救：太贵了，我不救了，我选择放弃治疗，把钱留给下一代使用。政府应该让人们自己选择。说起来好像很冷血，但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病人不可能一直有救，人总有死的一天。如果让政府来救，就不是个人选择了。既然政府给我钱，我当然要一直救下去，反正这是政府给的钱，又不是我的钱。这么做肯定带来巨大的浪费，你未必值得救这么久。但又是因为人的自私本性，一旦钱不是他自己的，他就没有了自我约束，会无穷无尽地要求政府一直把他救下去，造成严重的浪费。但问题是这些所谓来自政府的钱其实还是你的，是政府通过征税收到它的手上而已。如果这些钱是直接在你手上，你会衡量着成本和收益来决定救到什么程度就不再救了，不会选择无穷无尽地救下去。可是一旦这些钱到了政府手里，其实还是来源于你，但现在由政府来决定要不要救你。那么对政府来说，“我怎么可能不救嘛？我不救的话，你们就骂我冷血。我要争取民意啊！我能救的话就救，反正这又不是我的钱，无所谓，花就花呗。”就是这样，这些社会福利到最后都必然造成严重的浪费，不仅社会养老保险如此，医保亦然。

还有第三个方法填社保窟窿——举债。理论上这样也能暂时地填上窟窿，但中国现在哪敢举债？自从欧债危机发生以来，哪个国家还敢靠大规模借钱的方式来填财政窟窿？要是搞出个中国版的债务危机怎么办？不但中国政府自己有这个顾虑，此前我看到一个报道：索罗斯放出话来，说中国政府的债务已经很厉害了。也就是说国际炒家一直盯着中国的债务，可能债务其实还不厉害，但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旦搞个缝出来，哪怕只是一点点缝，炒家就会一涌而上，叮咬缝隙，扩大伤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敢举债？那到底要怎么解决社保基金亏空这个问题？别无出路，只能废除社保，可以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将之废除，我早在2013年就已经发布了《如何从“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黑洞”中有序退出》（http://tieba.baidu.com/p/4357875456）一文来提议如何委婉地废除社保。社保废除后，新劳动合同法也就不需要了，因为不再需要靠它来强化征收社保费。

其实欧洲的债务危机，主要是两座大山，第一个就是社保，要破产了，庞大的财政包袱在那里压着，它们喘不过气；第二个是贸易保护，搞了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去保护农民，花了好多钱去补贴农业，说是为了保护所谓的弱势群体，其实又是为了争取民意，争取选票。MZ制度全是这种问题。中国在社保方面现在也是这样子，特别是有一个特殊的局限条件对中国更加不利。人家西方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还搞了上百年，才终于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国家不需要上百年，就已经够你死翘翘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计划生育搞到人口结构严重倒挂，即新生人口很少，老年人口很多。国家未富先老，都还没富起来已经一大堆老人了。这跟日本一模一样。日本没搞计划生育，但日本有不重生育的文化，至于为什么出现这个文化，另有解释，这里按下不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认为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小孩。很多无知之徒攻击中国这个传统观念，都是胡说八道！人到点就结婚生小孩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否则这个社会人口怎么增加？怎么养老？日本就是这样，它传统上没有这个观念，人们不认为到点就一定要结婚、生小孩。到了现代社会，本来经济一发展，人自然而然就减少了生育。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以前死亡率高，所以多生点，死了一批还剩几个嘛。但现在的医疗卫生技术那么好，婴儿存活率高，不需要多生几个来确保存活率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收入高了之后，人们更多地追求高质量的小孩。每个小孩身上花的成本多了，所以养小孩的成本高了，人就会选择少生，集中培养几个优质的，这就是所谓的优生。这是经济发展后的自然规律。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就知道，不需要什么计划生育政策，经济一发展人自然而然就会减少生育，生育率本来就会下降，再加上日本没有必须结婚生子的传统观念。我看之前有个报道说：日本30岁以上的男性有一半是没结婚的，还是光棍（这个比例可能有记错，但即使没那么高，肯定也是很高的）。社会有一半的男人不结婚、不生小孩，人口怎么保证？结果当然就是人口负增长，社会严重老龄化。中国本来没这个问题，但还是走上日本的道路。计划生育政策搞得人们本来想多生也不能生，现在才放开大家已经不太想生了。这使中国的社保比其它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更快破产，因为人口结构是倒金字塔形的。一对夫妻要养四个老人，下面还有小孩。现在放开之后，准他生两个小孩，但他负担那么重，还愿意多养一个吗？

所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就非常不利于社保，加快了社保破产的速度，现在早该彻底废除。但又是这个问题：计生委已经成了利益团体，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努力奋斗。当时我一看新闻说计生委被合并到卫生部，我就知道政府要改计划生育政策啦，这是在给计生委的人找出路嘛。将来如果计划生育彻底取消，那些计生人员怎么办？去卫生部门喽。但其实计生人员哪懂医疗卫生啊？所以要他们转型也很难，所以他们还是想尽办法拖着政府，不让废除计划生育的政策一步到位。其实计划生育应该马上全部废除，政府再也不要管人们的生育，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不要受任何约束，但利益团体就是能拖一天也是好的，不管社会死活。

以上就是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例，顺带也分析了新劳动合同法、义务教育、社会医疗保险、计划生育……这一系列的“恶法”，无不反映着社会福利与（无名有实的）MZ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屡屡伤害与深深伤害。其实还有很多恶法都来不及提上一句，如环保一刀切，对互联网的名为护持、实为借监管之名的打压，反垄断法，打股市打楼市，央行的货币政策一团糟还把金融机构管得半死不活……太多太多，但本文已经写得太长，不能也不必逐一分析。掌握了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的人，理应懂得如何“一理通，百理明”地把类似的逻辑推广到分析这些其它恶法。还没掌握的人，也可以翻看我的《经济学讲义》和以前的文章（更早期的在QQ空间，去年下半年起的文章都在百度帖吧），对这些恶法全都做过了详尽深入的分析。

最后要说的是：尽管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中国仍有希望不会死绝，恰恰正是因为现在还是只有MZ之实质，并没有MZ之形式。不要以为形式不重要，形式还是很重要的！中国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此重名（形式）可并不是形式主义的迂腐。正因为没有形式，一旦上头清醒过来，就没有形式上的约束，摆脱出来其实是比较容易的，比起当年邓老推动经济改革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压制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来维护既得利益的利益团体对改革的百般阻挠，难度绝对是比较小的。相比之下，新加坡的MZ制度是跟中国刚好相反的“有形无实”，我倒认为那不是可以长治久安之计。中国古语有云“富不过三代”，新加坡这种有形无实的所谓MZ的制度模式要等它挺过三代之后，才有资格去讨论是否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可由历史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