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发布了《详论“法治”》一文（http://tieba.baidu.com/p/4459644202），其后的读者评论中有不少精彩的内容，如4楼、9楼、13楼等的讨论都有很多亮点，大家不要光看正文而不看后面的评论，否则就会走宝了。

其中4楼的讨论对我的“激发”最大，使我又有了更多的新想法，因此特别再写一篇新文（就是本文）来记载。先上该楼的相关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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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光之炼金术师_

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人治。徳治和法治的区分，只是人治的方法不同罢了。

我

周朝时期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就是刑（法律）是适用于调节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的，礼（道德伦理）是适用于调节上层贵族之间的矛盾的，其实是反映了那时的统治者已经模糊地认识到德治与法治都是人治的一种方式。下层民众离统治阶层远，人口庞大而导致互相之间比较陌生，所以适用法律治理；贵族阶层与统治阶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之间认识，往往有血缘关系，所以适用礼法。不过人口庞大又对繁琐的司法程序不利，所以中国古代同时又贬低打官司的行为，尽量在官府之外通过调解把矛盾化解掉为好。

浆糊稀里

之前看到过两种解释，总觉得这个气不顺。我们的祖先真的很智慧，现代的中国人已经看不懂了。只有借助科学方法论，借助经济解释，才能让祖先的荣光重新照耀。

我

要理解周朝的制度，必须理解周朝的局限条件：国家很大，技术条件很落后，虽然本质上还是封建制，但中央集权程度远胜西方封建社会时期的程度（尤其是西周期间，周天子的权威还是比较强的）。国家大与技术条件落后是很大的矛盾，仍然实现了权威强的结果，没有一个很适应局限条件的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周公的智慧实在越想就越让人肃然起敬！

要注意：同是封建制，周朝分封的是自己的亲人与重要的功臣，与西方国家的封建制有不少是当地豪强做庄园主（封建主），与国王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是非常不同的，所以西方国家古代之时不能用伦理来维系，只能靠宗教信仰。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一神教，与中国的宗教是多神教相比，性质大不相同。其实一神教是特例，古希腊时期也是多神教的。多神教无法维系没有血缘关系的众多封建主，因为你信你的神，我信我的神，思想就无法统一。只有一神教能做到。特例的一神教却能成为所有政教合一的国家的正统宗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适者生存”为政教合一的国家的正统宗教这方面，一神教比多神教更有竞争力，更适应该国的局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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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以周威烈王允许三家分晋开篇，并做了长篇评论批判周王自毁天子之礼

我

社会发展到那个阶段，封建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春秋末期不要说周天子变得虚有其名，连各诸侯国内部的国君也变得虚有其名，有些甚至连大夫在自己内部也变得虚有其名。晋国有三家，齐国也有田氏取代姜氏，显示这是大势所趋，不是某个国家的特殊现象。整个漫长的战国就是为真正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诞生蕴酿新制度在各个方面的具体细节。新制度要出现，必然要先破坏旧制度，这就是所谓的“不破不立”。所以司马光的批判若只针对那一件事看似有理，但以大历史长视角的眼光来看，这是必然要发生之事，批判也阻止不了。当然，司马光其实要维护的是皇帝的地位，而不是晋国一个诸侯的地位，实际上他还是为“中央集权制”下的皇权服务，不是真的为周朝的封建制下的周天子服务。他多多少少其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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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上述的讨论，需要读者先看过我在《贸易的真相》一书的“重商主义”那一讲里提出的那个破解“中国历史之谜”的全套解释。我之所以感到上述的讨论对我“激发”最大，就是因为它让我对历史（不仅是中国、也包括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在《贸易的真相》中所构建起来的那个框架的基础上一下子又提升了不少，从而能够把以前一些零碎地形成的想法，系统地整合进这个框架之内。

在写完那个破解“中国历史之谜”的全套解释之后，我在其它文章后面与读者们互动讨论的过程中，先后提出过这样两个想法：其一，中国在秦之前虽然也是封建制，但与西方的封建制相比，其实中央集权的色彩还是相当浓厚的。因为我注意到虽然东周（春秋）之时周天子的权威很差，比今天的联合国还不如；但西周时期周天子的权威还是很厉害的，不要说比今天的联合国强多了，就是比西方古代的国王也更强，其实更类似于西方古代的教会的地位。说到西方古代的教会，这就引出其二，西方古代虽然长期是封建制，但其实也有一个统一且很强的权威，只不过由于它不是世俗政权，所以谈论政治权力的分配结构时往往会将之忽略，那就是罗马教会！但教会的影响力其实远远超出宗教范围，尤其在对外战争方面——虽然那些战争都打着“圣战”的旗号而看起来是为意识形态而战的宗教战争，事实上还是为了政治经济方面的世俗利益而战。

以前我虽然知道即使在封建制的周朝，中国的政治制度的中央集权色彩也很浓厚，但没特别深入地思考这个现象的原因。这次受读者讨论的“激发”，一下子就想通了。首先，还是沿用《贸易的真相》中那个破解“中国历史之谜”的全套解释的分析思路，中国比世界上所有其它国家都更早地脱离封建制、进入“中央集权制”（俗称的大一统），是因为中国的局限条件使得中央集权制的利益（需要举全国之力办成事）大于成本（要压制地方政府权力或自由减少而必然会作出的反抗），而这些需要举全国之力办成的事就是治水与抗击游牧民族入侵。其中“治水”的需要其实早在秦之前就已经存在，事实上大禹就是通过治水成功而获得权力，继而由其儿子启开创“家天下”的制度——这“家天下”与“中央集权”一结合，就是“家天下独裁制”，是上述那个破解“中国历史之谜”的全套解释中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早在夏朝之前，其实在治水这一方面已经出现对中央集权制非常有利的需求。

但既然这个局限条件早就存在，那为什么一直迟至春秋战国之时才开始出现封建制瓦解、中央集权制逐步形成的大势所趋呢？从夏朝建立到周朝灭亡，中间长达近两千年（夏朝与商朝大约各500年，周朝约800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是从黄帝算起，但如果从夏朝建立算起是4000年，这样看封建制占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半了——所以说中国的封建制时间很短并不正确，其实中国的封建制与中央集权制所占的时间长度彼此差不多，只是中国历史的时间太长，发源太早，有详尽明确的历史记载流传至今的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时代的文献。仔细一想不难找到原因，就是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有效管治一个统一的大国是太难了。最近我听完了谢涛的“春秋”之后都在听“澜潭讲历史”，那是从头讲起，开头部分都在讲炎黄蚩尤、尧舜禹、夏商周，深有感触。感觉直到夏朝早期的那个封建制才是西方古代的封建制的形态（当然受马克思误导的中国现代历史学家认为那个时候是奴隶社会，不是封建社会），周朝的中央集权色彩就已经浓厚了很多，呈现出一个统一国家的形象（东周时才有明显的分裂形象），即使是今天的欧洲也不能相比。也就是说，其实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想搞中央集权制，但由于国家太大、技术条件严重跟不上这个需求，才不得不搞分封制的。正好最近上课讲到“通货膨胀”，给学生布置作业让他们去调查一下古今中外发生过的“超级通胀”，有学生就找了古罗马的资料。正如我在《经济学讲义》的“货币理论”一讲中指出的那样，古代搞通胀的“前因”都是财政危机。但为什么古罗马会发生财政危机以至于要走搞通胀这条“邪门歪道”呢？学生作业提供的资料显示，正是因为古罗马扩张得太大，治理国家的费用很高，税却很难收得上来。可想而知，周朝当年面临的也会是古罗马差不多的问题。只是古罗马没想出解决之道而灭亡，周朝则选择了搞分封来降低治理庞大国家的交易费用。

正因为实际上还是想搞中央集权制，迫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才搞分封，所以周朝的分封与西方古代的封建制很不一样，除了宋国是用来安置商朝后裔之外，其余诸侯国绝大部分是跟自己有血缘之亲的宗室，小部分是重要的功臣（如齐国是分封给姜子牙），显然这跟西方古代的封建主大多就是当地豪强（庄园主），与国王并无血缘之亲非常不同。当然，欧洲各国的皇室会互相通婚而人为建立起血缘关系，但这跟周朝从一开始就是把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先天血亲，而不是通过后天通婚来添加血缘关系强化彼此之间的纽带，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前者是“家天下”，后者并不算。中国在秦朝进入中央集权制之后，也屡屡通过“和亲”手段来笼络蛮夷，但显然不能说因为对方成了中国皇帝的女婿就跟中国是一个国家的人了。

由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底子是“家天下”，所以一直用家族伦理来类比政治关系。周朝时期的封建制下周天子与各诸侯国的关系直接就是家主与分家的关系，秦之后的中央集权制下君臣官民之间的关系也设法类比成父母子女的关系。这样，以“礼”（道德伦理，主要是家族宗法）治国成了很重要的一环。由此可见，周公之伟大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样，他一定是积累了前人（从夏朝早期到周朝建立之间的人）对于中央政府将众多地方政府尽力整合成一个象样的统一国家的诸多努力与挫败的经验与教训之后，才形成如此系统完备得堪称“煌煌大观”的成套制度。

在周朝时期，由于周天子与各诸侯国之间确实是血亲，直接就以礼治国。但广大民众之间毕竟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陌生人之间交往出现矛盾，靠讲人情论关系显然行不通，就不能不引入“刑”（法律）。而且发展到东周时期，血缘关系也敌不过政治利益之争。不要说周天子与各诸侯国之间早已隔了太多代而亲情淡薄，就算是周天子自家内部，首都东迁至洛阳之后大宗与小宗之争也是越演越烈、势成水火。而恰恰就是这个时候，子产铸刑鼎、法家思想抬头并开始大行其道……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反映着以法治国的效果开始压倒以礼治国。秦国全面倒向法家，并以统一中国为其相对于其它诸子百家的主张大获全胜的标志。但纯粹地以法治国所带来的交易费用高昂的负面效果也以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事实昭示世人——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指出过，是赵高这个精通法律条文的人成为摆布秦二世的佞臣对于秦朝纯粹地以法治国所造成的交易费用高昂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暗示意义的。

汉朝建立后，来了个“法乎众者得其上”的融汇贯通，既正确地坚持了秦朝所划定下来的“中央集权制”的大方向，但也确立起诸子百家中最强调周礼的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在法家主张中央集权的“硬件”上运行主张遵从周礼的儒家思想的“软件”，居然软硬兼容，也就揉合出了中国古代长期推行的“外儒内法”的政治体制。

从前述的分析可知，儒家与法家看似观点主张针锋相对，其实两极相通、相辅相成。因为周朝其实是想搞中央集权的，只是迫于技术落后的客观条件才搞了分封，以周礼这种“软约束”来最大限度地利用血缘关系以降低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确保地方政府忠于中央政府的交易费用，使得封建制下也能相当程度地达成近于中央集权的效果。法家直接主张中央集权，而随着技术条件的发展，可以直接用中央集权制来管治原来面积庞大的国家，“法”这种硬约束也显得比“礼”这种软约束更为直截了当、从而效果更好。但随着国家面积越扩越大（治理秦国一个诸侯国很合适，但治理一个统一的中国，国家面积一下子扩张得太厉害了）、长时间的和平带来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人口越来越多，迅速耗尽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治理国家的交易费用的下降，变为又再急升，于是不得不再次引入周礼来协助降低交易费用。

转说西方古代的封建制。以世俗的政治权力而论，西方古代的封建制要比中国典型得多，或者说更像中国夏朝早期之前的情况。但古代的西方国家也会偶尔地出现需要举全国之力办成一件事的时候，那就是应对外来文明的挑战时，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要应对蛮夷入侵一样。也是早在以前的其它文章后面与读者互动讨论时我已经指出，西方的教会其实起到类似于“中央集权”下的皇帝那样的权威作用，只是它多用于团结西欧各国一致对外发动“圣战”之时。而且它是宗教而不是世俗权力，只能从“思想”范畴入手来“统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又更类似于儒家思想。西方教会的这个角色，决定了西欧各国走上“政教合一”的道路——其实儒家思想也是与古代中国的“家天下独裁制”合一的，只不过因为它是伦理道德而不是宗教，所以没有人用“政教合一”来形容古代中国。同时还决定了能在这样的政教合一的国家里适者生存下来的“正统宗教”必然是一神教，而且有强烈的将其它宗教排斥为“异端邪教”的倾向，显得很不宽容。因为正如中国的皇帝只能有一个正统那样，既然西方国家是政教合一的，当然也只能有一个正统宗教，该宗教里也只能有一个正统的神，否则何以“集权”？反观古代中国，法家虽然对儒家有过激烈的排除异己的行为（秦朝时的“焚书坑儒”），儒家也对传入中国的佛家同样有过激烈的排除异己的行为（如三武一宗发动的灭佛行动），但通常来说还是与国内诸子百家、国外传进的宗教和平共处，顶多吵吵嘴，互相鄙夷一下，也就算了。因为它们毕竟只是皇权的辅助，而不是自己就是皇权本身——皇权本身肯定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地绝对排除异己。

所以，说中国人在宗教方面比西方人更有宽容精神，是没看到在皇权方面的绝不宽容；说西方人比中国人在皇权方面对臣民更平等包容，是没看到在宗教方面的绝不平等包容。被价值观左右着来赞美某某现象是某某精神，不过心灵鸡汤而已，与科学无关。认清不同的局限条件下所形成的不同的权力结构，才能客观地辨明真相。

最后再补充一点。写作此文的过程中与朋友讨论时，朋友听到我说中国的封建制其实也有近两千年之久，占了夏朝建立以来的差不多一半时间，说明中国封建制的时间长度并不比西方短，她感到这个观点很新鲜。我就在这最后把这一点再说得详细一些吧。人类要摸索出一种新的制度，并逐步将之完善到可以适应长期局限而稳定运行的程度，是要花不少时间的，因为人类需要时间去积累经验，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信息费用需要时间来慢慢下降。中国人没有比西方人更聪明，从封建制过渡到中央集权制所花费的时间其实跟西方人是差不多的。只是中国历史的起源更早，走到今天积累经验的时间比西方人长太多了。看今天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政治，我的感觉是比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还更不如——要不是有核武器的“同归于尽”的威胁阻吓，战争一样会很频繁。想想二战前核武器还没发明出来之前的情况就知道了。而前面也说了，西方的封建社会时期的状态更像夏朝建立之前而非周朝的情况。

朋友于是进一步问：中国历史起源更早不也说明中国人比西方人聪明吗？其实也并非如此。据说苏美尔人是比中国更早起源、成熟度更高的文明，但它灭绝了。古埃及也是如此（现代埃及与古埃及没啥关系）。有比中国起源更早的文明，但都灭绝了。中国是唯一一直延续下来没有断绝过的文明，因此过去漫长时间里的经验一直在积累，没有因为灭绝而消散，所以“上头成本”这租值极为雄厚。苏美尔文明只剩下考古发掘能了解一些基本情况，没有任何文献留存下来；其它曾经辉煌一时的灭绝了的古代文明虽然有些留下书面文献而让后人可以重新掌握其积累的经验，但很多知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靠文字记载是保存不了的，就是需要靠一代接一代的人在上一代人手把手的“师傅带徒弟”式的教育中传承下来——尤其是关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更是如此。这解释了为什么自然科学方面的差距能迅速地通过学习模仿而实现追赶、甚至反超，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却难以一蹴而就。

总而言之，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明，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财富，最大的租值，最大的上头成本。它历经漫长的时间，由无数代人积累而成，居于无法被复制仿效的绝对的垄断地位——其它国家不经历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就是积累不起有关的经验，就算把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记载成书提供给对方学习，也没多大帮助。好好研究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从中汲取古人的智慧，适应当下的局限条件加以改造——而不是像王莽那样对周朝制度只是“食古不化”地生搬硬套——才能将这庞大宝库的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样，我们一方面迅速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达至足可反客为主的高度，另一方面充分发掘自身古已有之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宝藏，中国何愁不能成为这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