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对因果关系的陈述。（科学）理论是系统化的知识，往往由一组可证伪的命题构成。从知识处理的内容看，可以粗分为三类，一是处理物的关系，即自然科学；二是人类行为的规律，即社会科学；三是以文字或某种材质表情达意，即文学和艺术。由于验证费用（尤其是达成“共识”的讯息费用）的排列不同，在人类既有的知识累积中，自然科学取得的成就最大。
“证伪”和“一般化”的重要
人类为何会孜孜于求知？原因如朱锡庆所言，从太古时代至今，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自然没变。但其间人类的生活状况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初民时代的茹毛饮血，到如今在太空中穿梭行走，只有一样东西发生了变化，即人类所拥有的知识量。在任何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是知识增量。
既然知识可以改进社会，并增进个体的福利水平，那知识来自何处呢？初民时代像制造石器的知识，多是人类活动的“副产品”，是经验的“盈利”，而不是有意求知的结果。17世纪关于“如何求知的知识”，即科学方法论找到后，人类的知识累积开始加速。科学史学家承认，近四个世纪累积的知识，比之前所有时代累积的总和都要多。科学方法论建基在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上，经由洛克、牛顿、贝克莱、休谟等人发展起来。本质是以“实验”的方式，按住一些变量，以求其他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也即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
科学方法要求研究者提出的理论要推出可验证的假说（命题），并接受事实的证伪。若没被事实推翻，就暂定为“真”，若被事实推翻，再另找解释。命题本身除了要求逻辑自洽，尽可能精简（“奥克姆剃刀原则”）外，还要求尽可能地具有“一般化”，适用更宽广的时空，以容纳解释更多的事实。因为理论是节约信息的工具。更加一般化的理论以其的“简化统一”，能降低讯息费用。狭义相对论容纳了牛顿力学，并将时间纳入分析。广义相对论发表后，爱因斯坦又在统一场论上努力，力图纳入量子理论，即是此理。
“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因为理论是以“抽象”的概念，建立起对象间的因果，其“客观性”依赖于研究群体的“共识”。无论是演绎或归纳出的理论，只有经过事实验证这关，“共识”才容易达成，知识的累积才会加速。否则研究者自说自话，陷入“玄学”和“炼丹术”的争论中，就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之说了。像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因为对科学本质的理解有缺陷，认为真理“不证自明”，结果是洋洋洒洒近千页的巨著，间有启发，但经不起事实的“蹂躏”。在知识累积上的贡献就令人遗憾了。
伟大的“致用”传统
截至目前，人类在求知方法上累积的两个最重要的准则，就是“可证伪性”和“一般化”。从知识演化和累积的角度，并以这两个准则做参照系来评判，人类思想史要重写，很多重要的思想家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自然，中国思想史也不例外。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3000年，也是四大文明中，持续时间最长，无论面对内部争斗还是外部竞争，唯一未曾中断的一支。这一事实标明了既有知识（包括技术和制度）累积的厚度。史家的一个共识是公元1400年之前，科技转让主要是中国传向欧洲。也有人不同意，认为在1600年之前，中国的科技水平仍高于西方。而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汉唐的书法，唐宋的诗词，宋元的绘画，明清的瓷器等，无不辉耀千古。像传统的山水画，早登欧美博物馆的大雅之堂，四处可见。
单就思想，就人的行为规律和制度的研究论，中国古代取得的成就也了不起。2千多年前《管子》中已提出了产权要有界定、福利危害社会及个人生活水平要与产出相匹配的思想。《孙子兵法》则指出战争很贵，要“慎战”、“贵胜不贵久”、要“因敌变化而取胜”等战争的基本准则。但这些思想是零碎的，散落在历代的典籍著作中。中国传统的思想传承中，有一个极重要的准则，即“经世致用”，反对空想空谈。寻找“道”，寻找“事物之理”的目的是为“致用”。由“致用”的成效反推，即是对事理的不自觉“验证”了。这一准则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治理影响深远，由管子、商鞅、韩非子、贾谊、司马迁等一路传下来，至南宋则形成了湖湘实学、永嘉永康学派等，至清则在魏源、曾国藩等人身上有集中的体现。
如何寻“道”，发现“事物之理”呢？由于当时还没有找到系统的求知方法，除了对当前实践给予的挑战回应总结外，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经”，从先贤的著作中找；二是从史实，从过往的事例中找。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归纳法。也由于不知科学方法论，在“验证”关的知识不足，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凡是采用演绎法建立起庞大体系的思想，皆不成功。比如由周易推演的道学，由朱熹建立的“理学”和王阳明建立的“心学”等。
除了方法论的局限外，另一个困扰思想发展的局限是价值观的干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以儒家道德伦理来协助等级制运作，降低治理的成本。由于道德伦理有此作用，故中国思想史中“善恶之辨”、“义利之争”时常发作，“致用”中如何分拆“价值观”，一直没能厘清。
绕不开的“基石”
鸦片战争英法“船坚炮利”的事实，逼使“天朝上国”承认了工业时代知识的落伍。中国不得不转头向西，拜师学艺。欧美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艺知识，对中国既有的传统知识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撇开自然科学和文艺不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直至“五四”时，胡适、鲁迅那批人高举“赛先生”的大旗，疾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对于什么是“科学”和“科学方法”，仍旧是云雾罩山，一知半解。“可度量”、“证伪”、“一般化”这些概念的重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状况一直持续，直至张五常写出《经济解释》，才首次明晰地指出，并以作品做了上佳的示范。
这么说或许有些苛刻。因为人的行为不可逆，难重复“实验”以验证，且不像自然科学“度物”客观，易被价值观和自身利益左右等因素的影响，在人的行为规律研究上，“科学方法”在欧美世界本身也没能得到好的理解和推广，经济学是不是“科学”都还时有争议。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等的评选争议较少，而经济学奖的评选漏洞百出，争议连连，也是明证。至今，社会科学以研究内容做学科划分，不是分工的细化，而是对“科学”含义的理解不足所致。同样是研究人类的行为，若能坚守并贯穿“一般化”的标准，学科分界等于是自断手脚，自废武功。
阅读所及，在人的行为和制度研究上，张五常的经济学是个分水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若“楚河汉界”，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经济解释》的意义若在自然科学领域，牛顿于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启了一个统一的，解释力极强的范式。这一判断，不是莽撞，也不为“擦鞋”，理由如下。
一，张五常坚信人的行为必有规律，并深刻理解科学的本质。《经济解释》的第一章即是“科学的方法”，一再强调的是理论的“可证伪性”，可被事实推翻的重要。理论如何才能具有证伪性，张五常坚持抽象出的“概念”一定要在真实世界可观察，可度量。整部《经济解释》所使用的概念，无不具有此特征。即使在需求定律中他一再小心提醒的“意图之物”—“需求量”，也是可以做替代度量的。在人的行为规律探求上，张五常是使之“可证伪”，“科学化”的关键人物。
二，张五常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理解，但他用以解释和推测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却是源于西方深厚的经济学传统。他集大成，把从斯密、李嘉图、密尔、马歇尔、费雪、罗宾逊夫人、奈特、科斯、阿尔钦等一路沿袭发展下来的概念和理论，手起刀落，留下可用的，删除无用的，做了系统的清理。收入、成本、交易费用、需求定律等这套描述和解释行为的概念和理论工具，至此简洁、深入、澄明。清理的成功源于对“科学”的深刻理解和坚守。这也为人的行为规律提出一个统一的解释范式奠定了基础。
三，“佳器”在握，“一剑霜寒四十州”。四十多年来，张五常以自己的作品不断展示了这套工具的强大。人的行为均被他“一般化”在“最大化+需求定律”中，学科界限被抹掉。解释过的现象从农业、家庭婚姻、租屋管制、电影票价、企业、换油合约，到期货、共用品、劳动合同法、货币与汇率、类聚现象、上河定律、民主、日本的衰落，中国的崛起等，无所不包，又无不具启发和说服力。
历史是还原并解释过去的行为。因为是“过去”，事件完整性和细节的“拼接”要难一些，但一样是属于人的行为科学范畴。《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单是成功的经济解释，又分明是一部大史学家的作品，中国在工业时代崛起的内在道理被讲得清清楚楚。《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则是对当时世界人口最大国家制度转向的成功推测。而他对邓公和朱相的评论，则使人更清楚地看清了二公的业绩和贡献。
历史学和经济学该有界限吗？
爱因斯坦强调自然界的因果律，常说的一句话是“上帝不与自然掷骰子”。张五常以其作品，则证明了“上帝不与人类‘掷骰子’”。
四，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张五常开创的合约理论的意义（《佃农理论》是合约理论的奠基之作，张五常以此发家，此后《中国的经济制度》可以说是“大陆版”）。“公司无界”，而人的行为又无不织在“合约”中，“制度”也不过是“价格或使用条款”的一部分。合约种类与“效率”无关，由交易费用决定。人类社会由于知识的累积和增长，虽间有曲折停退，但合约的进化确是沿着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行进。合约理论，可以说是截至目前在人类行为研究上，所取得的最高科学成就。
人的行为研究不会止步，也不是说不会出现比张五常合约理论更好的，能容纳更多事实的理论范式。但此后任何的超越，都必须在此基础上深化和拓展。哪怕引入新的变量或新的概念，也要在逻辑上包纳合约理论。一如牛顿发现的三大力学定律，是此后物理学绕不开的基石。
（感谢教授，在知识和人生智慧上教人如此多。谨以此文贺教授八十寿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