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发言：
其实王玉霞老师在会议上的发言更加精彩！我还特意让读者“枫山”给她的发言录音记录成文字稿，但因为发言内容比较敏感，涉及到国家对高校反F的一些细节，所以我要先征得王老师的同意才能公开发布，可是王老师一直没有答应，只好抱憾了。让“枫山”白干了活，在这里向他道歉。但最遗憾的还是要数没有参会而没能听到王老师精彩发言的朋友——不过更遗憾的其实是参了会却那天上午偷懒赖床没有早起去听王老师的精彩发言的人。
文章正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在国际经济一体化逐渐推进的今天，竞争说到底是拼知识、拼资源。而知识赋予人们的竞争力超过了资源。因此，肩负着生产知识，培养人才重任的大学教育，是今后中国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不难理解，政府及社会公众对教育越来越多的期待。近几年，作为身处大学教育一线的教师，我也切实地感受到各级政府对教育投资的加大。以我所在的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例，仅产业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学科建设基金每年就有200万之多。
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本该给大学更好的生产知识，培养人才带来福音的真金白银，却在其分配和使用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亲眼目睹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分配和使用过程中出现巨大的漏斗效应，痛惜淹没了欣慰。毕竟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毕竟我们才刚刚穿越温饱，钱没有花在刀刃上也是犯罪。
一、学科基金申请及分配中的寻租行为
“寻租”是经济学界近30年被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广义的寻租是指一切非生产的寻利活动，例如战争与偷窃。狭义的寻租是指“投入资源到非生产领域，去获得一种权力。这种权力给自己带来收益的同时，会给别人带来损失，且损失大于收益。”狭义的寻租特指向政府寻租，政府将权力赋予给谁，谁就会因此而获得收益。寻租也被称作非生产寻利。它和生产性寻利的共同之处是，都要投入资源及都有激烈的竞争。不同之处在于生产性寻利是创造财富的行为，其结果是利己的同时实现了利他。而非生产性的寻租是转移财富的行为，其结果是损人利己，且损人的损失大于利己的收益。因此，寻租这种负和博弈必须得到遏制。因为稀缺的资源非生产领域配置的多，生产领域配置的就少；巧取豪夺的人多了，发明创造的人就会少。
毋庸置疑的是，政府行政部门在学科建设基金配置过程中，必然引发大量的寻租活动，它引起的社会浪费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设租的政府行政部门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浪费。政府行政部门毕竟是游离在大学之外的外部人，他们对大学学科建设既缺乏专业知识，也没有可能获取每个大学具体学科的现状及优势的真实信息。政府也不是人才市场上利益相关的需求者，它对人才需求的信号也不可能比市场更敏感。由他们决定哪些学科该重点发展，比由政府来制定哪些产业该优先发展更不靠谱。因此，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也有类似光伏、钢铁产业般的热门专业产能过剩，盲目上马的现象。在思想创造领域，动用“看得见的手”去配置资源，其危害超过它在产品创造领域造成的弊端。
其二，寻租过程中产生的浪费。学科建设基金毕竟是一块不小的利益蛋糕，犹如美国农场主不去耕种土地，而去耕种政府一样，必然引起相关大学竞相投入资源去积极争取分割这块利益蛋糕。大学的校长、院长们，除了日常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之外，还担负一个“经营”项目的重任。“跑部钱进”、“权钱交易”、“关系博弈”，种种社会上寻租常见的手段，污染了大学的校园。工作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师，也难免卷入其中。身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西方教学部的主任，我刚刚组织老师们完成《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特色学科建设工程立项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2014-2016）》的撰写工作。撰写这项规划的过程，我的心情比项目的名称更沉闷。萦绕在我心头的只有俩字—胡编。项目60万基金我要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团队建设、学术交流、条件建设五个方面去分配资金的用途。并且我被告知：首先，不能虚写，必须具体到有量化指标，我的第一稿就因虚写被退回。其次，相关部门将按照我们申报的资金使用方向及数额去落实及监督。当我撰写人才培养项目2015年要引进高水平人才一名，2016年要完成高水平论文10篇、国家级项目两项时，胡说八道的折磨，让我对在场的院领导提出，这个部主任我不干了。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面对不可控的未来，这种胡编的计划有价值吗？
胡编的申报、糊涂的审批，若匹配模糊的使用边界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监督，它造成的浪费和损失还能在局限条件下达到最少。若匹配上严格的使用限制及刻板的监督措施，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二、学科建设基金使用过程中的租值耗散
“租值耗散”是华人经济学大师张五常教授使用最多的经济学概念。在张五常教授最近完成的四卷本《经济解释》一书中，他浓墨重彩的描述将交易费用、制度费用、租值耗散三者划上等号，是他对经济学开创性的贡献。交易费用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贡献。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性质》一文，文中科斯石破天惊的一问：企业为什么存在？回答是因为市场交易有费用。当市场交易费用很高时，组织企业就有效率，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
科斯的贡献不在于成功的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存在，而是提出一个长期被经济学忽略的概念——交易费用。张五常教授的贡献是将交易费用定义为鲁滨逊世界不存在的费用。一个人的世界有生产费用，有信息费用，但是没有制度费用。张五常教授认为没有市场交易也有交易费用，如文革期间学毛主席语录及走后门拉关系，都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降低，社会财富会上升。但长期困惑张五常教授的问题是，市场是一个奢侈品，搜寻信息、讨价还价、合约签订、合约执行及监督都有很高的费用。市场广泛存在一定是降低了制度费用，它降低了什么费用呢？张五常教授思考多年得出的结论是，市场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耗散的合约安排。因此，租值耗散也是交易费用，即制度费用。
租值耗散是指权利没有界定清晰时资源在竞争过程中导致的资源价值下降或消失。早在1974年，张五常教授在美国发表了《价格管制》一文，文中他研究了香港政府的租务管理。香港政府对租房市场的价格进行了政策干预，将房租的价格限定在市场价格以下。政府限价与市场价格的差距就形成了权利没有界定清晰的公共资源。在争取这公共资源的竞争中，引发的损失便是租值的耗散。但只要房子的主人有变通的自由，个人理性的选择会将这种耗散降到最低水平。面对房租下降，需求量大于供给的卖方市场，房主可以提出许多附加条件以减少租金的下降。例如，要求租房者高价买我一把本不值钱的破椅子，或帮我装修一下房屋，或租给一个美丽的女孩，用漂亮贴水弥补经济上的损失。种种措施，都会使租值耗散的程度降低。若香港政府进一步管制，堵住所有变通的道路，其充分竞争无主资源的结果必然是“公共牧地的悲哀”，即公共资源的价值被破坏殆尽。
大学学科建设基金是典型的产权界定模糊的转移支付。这种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导致的租值耗散会因为存在种种变通方式而使它的浪费下降。尽管存在变通费用，将100万变成了80万或60万，但残余的资金毕竟可以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若用严格的审查、刻板的监督阻挠这种变通只会导致更大的租值耗散，它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监督成本的提高。监督成本的提高首先表现在，担负监督职责的机构进驻各个大学长达数周、数月从事费时、费力的监督工作，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损耗。而随后引发的对监督的恐惧，导致各大学内部执行更加严苛的日常财务审批制度，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过程中，催化了花样百出的变通招数，如票面价值不能过千，我就多弄几张；号码不能连续，我就多找几家或多次报销；专家讲课费不能超过3000元，我就将一次写成两次。玩这种无法阻断变通行为，只能提高变通费用的把戏有意思吗？政府相关部门对什么可以做到，什么无法做到没有起码的判断吗？
其二，引发为了花钱而花钱的行为。在各个大学里，不能否认有相当多的老师不愿或不屑做这种冒风险的变通。然而钱还得花，否则3年之后就被收回的警钟经常敲响。为了花钱而花钱的行为，体现在从事可有可无的调研，召开可开可不开的会议，甚至我们一位老师提议，干脆我们分散开来，几个人坐上飞机随便到一个地方打几天滚子（大连流行的纸牌游戏），将钱花了不就完事了吗？打滚子在气候宜人、景色秀丽的大连不是更好吗？去外地打滚子除了完成花钱这个任务，还要支付老师们舟车劳顿的艰辛，那不也是社会成本吗？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尚存在将花钱逼成负担的制度，难道我们跟钱有仇，宁愿付出代价去虐待它。
其三，违背了实事求是及社会公平的准则。刻板的财务报销制度造成的社会损失，还包括它违背了实事求是及社会公平的准则。2013年我讲授的经济学被评为辽宁省视频精品课，项目资助10万元人民币。除制作费用5万元外，其余5万元要求我在一定时间内按财务制度报销。我找到财务处长理论：“视频精品课用不着调研出差，除了制作费用就是劳务及我知识产权的价值。我到哪儿去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票据报销？况且我的五个学生一字一句的将我讲授的内容形成文字，挂在视频里。如此辛苦难道不应该支付他们劳务费吗？”财务处长当然知道我说的在理，但财务制度不允许他通融。教条僵化至此，除了有理无处说的无奈，还能怎么办？
如何支配金额不小边界模糊的学科建设基金，对各个学院主要领导的人品是个考验。利己者的作法是：院长个人或少数几人以国内外调研的名目周游列国，或经营个人项目。此行为因符合财务制度而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平安无事。利他者的作法是：利用部分资金给全院教师进行健康检查，重阳节给老教师发点福利，与外校交流带了太多的普通教师，从而有公费旅游之嫌，均属于违规违纪行为。一旦落入监督者的视野，在劫难逃。时代发展到今天，在文明发达的高地尚有如此善恶不分、黑白颠倒的扭曲，公平何在，我们应该倡导什么？
其四，导致灰心丧气的损失。扭曲的制度，搞得许多学者灰心丧气——“不玩了”，这是好多人的选择。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博导，他说：“我去年申请的社科基金40万，我不可能冒风险去搞那些票子报销。我只是劝自己全当没有申请到这个项目，今后我也不会再申请了。”另外一位老师，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组织团队调研过程中预支了许多劳务费，给了参加项目的学生。而根据财务制度，这笔劳务费无法报销。这位老师感叹：“我最大的失误是申报了重大项目，更不幸的是居然还中了。”经济学十大原理中有一条：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灰心丧气、退出游戏是那些投机本领差，变通能力弱的学者理性的选择。
三、思想产品的特殊性及大学的功能
大学是以生产和传播知识为己任的组织机构，它为社会提供的是思想产品。无形的思想产品从投入到产出与有形的物质产品比较，有其特殊的属性。第一是生产周期更长，不确定性更大。知识的创造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虽说天道酬勤，但一个学者在其领域苦苦求索数十年，也没有什么令人称道的贡献，屡见不鲜。科斯曾讲过，学者只能埋头耕耘，有没有贡献要看你有幸踩中了什么。正是千千万万探索知识的个体，在漫漫长途中摸索前进，才会有人有幸找到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我们不能只承认幸运者，而忽略更多默默无闻的探索者。因为探索者越多，踩中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思想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更持久的耐力，更宽松的环境，更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用成果去抹杀过程。第二，思想产品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它导致市场度量失灵。若将传道、授业、解惑作为大学的宗旨，那么大学生产及传播的知识有两类，一是与生产力关系密切的实用性知识，它可以通过学生在市场上表现出的生产力及报酬间接的度量出来。而与生产力关系不密切，具有“道”性质的知识，是无法用量化的办法来考核及评价它的价值的。如何度量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给人类带来多少财富？如何界定孔孟之道给社会带来多少利益及损失？无形的思想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品属性。不收费及可共享，令试图根据思想创造的价值去补偿思想创造者的市场机制，失去了资源配置及收入分配的功能。第三，思想产品生产中的投入模糊了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的界限。曾有学者反对经济学关于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划分、消费与投资的区别。一餐饭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是消费还是投资？若将人看做产品，它就是生产资料。若考虑人力资本，吃饭也是投资行为。而对于思想产品来说，这两者的界限就更模糊了。学科建设基金只能用于工作不能用于生活，只能用于调研不能用于探亲访友，只能用于项目不能用于休闲的规定，是不切实际的教条。谁能说清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哪个对思想创造更重要？谁能区别有目的的调研与从探亲访友中偶然获得的信息哪个更可靠？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试验室，强行区分原本模糊的边界只会给思想产品的创造带来更多的噪音。
正因为思想产品有以上特殊属性，千百年来人类逐渐摸索出用大学的功能去解决这类问题。学术思想自由、学者待遇丰厚、教授治校、同行评价，用一套有别于市场机制，有别于官僚体制的逻辑去治理思想产品生产者，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任何干扰破坏大学功能的做法只能阻碍思想产品的创造及传播。
因此，我的建议是：短期内扩大学科建设基金使用的自由度，尽可能的减少租值耗散。给予大学更多的学科设置及调整权力，减少政府行政部门的规管。长期的措施应该提高大学教师的工资水平，变转移支付为初次分配。给思想创造及传播者提供宽松的，有尊严的生活条件。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的生产知识产品，以确保影响中国未来竞争力的知识源泉，源源不断、川流不息。
最后，我想起自己为政府官员讲授经济学时说过的一句话：“不要以为你们越辛苦，干的越多对社会贡献越大，许多时候，你们什么也不干就是贡献。”不干的贡献表现为减少了租值的耗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