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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盐铁论》里关于货币私人自由发行的史实说起
作者:李俊慧 申领版权
2017年04月27日 共有 788 次访问 【添加到收藏夹】 【我要附加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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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发了个讨论帖“怎么理解《盐铁论》”(http://tieba.baidu.com/p/4108028700),有读者把政府垄断盐业看作是一种变相的人头税,颇有新意,先把讨论详情贴于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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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137723423

管仲应该是盐铁专营的鼻祖,他当年给齐桓公解释这么做的原因大致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加税的话老百姓会骂娘,如果经营盐铁的话,无形中就把财库充实了,老百姓也不会骂娘。

齐国因为靠海,所以盐这种在古代属于关键资源(相当于今天的石油)在齐国很丰富。在这方面搞搞国企垄断很容易就赚到很多钱,比起收税的交易费用有可能更低。

说直接征税民众会反抗,但国家垄断盐业如果导致盐价暴涨,民众一样苦不堪言,难道就不反抗?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行政垄断的垄断租值在本质上一样是税,只是与直接收税的方式不同而已。要从考察哪种形式的税收的交易费用较高这个角度来研判。

猪猪夷希微

行政垄断的租值和税收本质上一致,专卖食言,运行得法,应该是可以变成低成本的税负的。盐铁铜都有货币的性质,同时具备有易储藏,易分割衡量,可标准化,交流携带方便等特点。

盐铁铜变为政府最爱打主意的商品,政府打的都是货币性质的铸币税的主意,主要是从纳税的交易费用考量的。古代能让中央政府收到钱的商品着实不多,除了这三项类似货币的广泛流通品,大概就只有粮食和人力两项资产能入中央的法眼。

后面还有丝绸,瓷器和茶。不过这几项毕竟在质量衡量,可分割,储藏等和盐铁铜相差甚远,离货币属性,衡量其他商品价值,储藏价值等属性甚远。中央不好把控,地方势力容易从这些财富上打主意,中央却不容易。要等这些商品价值大涨,才有可能负担得起中央剥皮。

_光之炼金术师_

既然想征税,为何通过垄断盐而不是其他物品?盐的优点在于人人都要吃盐,是种生活必需品;而且盐和铁铜一样都只在特定地区的矿区才大量生产,政府想控制垄断起来很方便;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很稳定,等于一种变相的人头税。而且每人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很稳定,相当于一种变相税人头税

猪猪夷希微

对,变相的人头税。矿区容易控制,生产成本低也是原因。流通中的成本,也就是销售成本,也要类似货币,不因销售而贬值。生产成本,销售渠道成本如果大涨,落在中央手里的就微不足道,反而为经手者构成强大的垄断租值,而价格过高,和私卖价差得太远。

这样人头税的征收带来的价格高筑,对社会财富的损害就变得得不偿失。

商品原本的开发和销售成本足够低,行政手段就足够容易控制,相当于行政手段落在中央的利大,而不是肥了一大批经手的大小官员。相当于征税的成本足够低,税官简洁而且奉公守法。这样就可以实现中央征收人头税的目的。

盐铁官营是税不是租。

当然政府不会这么想的,他们只想怎样才能最快来钱,怎样才能钱来了人民还不抱怨。这是我们看到的争论焦点,这个焦点本身就说明了中央产权的统一,领导人在寻求战争与人民财富两者衡量的价值最大化。怕的其实是只要战争,不管人民,或者只要人民,不管战争的一派说法。

垄断盐是人头税这个观点是颇有趣。但为什么不是直接征盐税呢?这层楼的内容里也有说了汉武帝之后、唐安史之乱前的这段时间里主要是征盐税的。

风来疏竹DZH

关于盐为什么由官府专营,想到了一个答案,被光之炼金术士先写出来了,就是变相的人头税。既然是将人头税委托到了盐里,那么盐的价格相当于被管制在了一个较其实际价值更高的价位上,于是乎私盐贩子群起而抢夺租值,这与关税高导致人们走私是一个道理。看来并非只有国际贸易才有走私啊,一国之内,也会出现走私现象。

一国之内当然也有走私。当年IP电话冲击“电信增值服务只有中国电信可以经营”的行政垄断,不就是同一性质之事吗?

人头税这个解释是很新颖,但我觉得逻辑上还不是无懈可击,因为为什么不是直接征盐税当人头税,而是搞垄断来提高价格呢?正如你说国际贸易里通常的做法是征关税,可不是国家垄断外贸啊。

风来疏竹DZH

是的,逻辑上确实有破绽。官府要来钱快,未必一定要抽税,当年管仲首创官营妓院,以实齐国国库,卧薪尝胆的勾践也学着开妓院赚钱,最终灭了吴国。此外官府还可以专营赌场,也是一个来钱快的行当……

就是,不能以这个政策出台,然后国家富强了,就说一定是这个政策的功劳。这可是犯了马歇尔所说的“以事实解释事实”的错。盐铁专卖的政策也出来了,官营妓院的政策也出来了,最终国家富强了,其实到底是哪个政策起了作用,还得用“边际分析法”再作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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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继续验证。但其实我看到“猪猪”称盐其实是货币时,突然想起我在上述的“讨论帖”中漏提了一个讨论方向那就是“货币由私人自由发行”的问题。上述“讨论帖”开头说的那个“通俗翻译版”中提及,汉高祖之时就已经放开了货币,也就是私人可以随便地铸造货币。结果汉文帝时代的邓通在铸钱业上成为佼佼者,“邓通钱”是硬通货、优质钱的代名词。这就引来一个问题:货币到底能不能交给私人自由发行?

经济学上的奥地利学派主张彻底的自由主义,反对一切的政府行为,认为即使货币也应该交由市场(私人)自由发行。这个主张也称为“自由银行制”,是指货币由商业银行自由发行,不设中央银行来垄断货币的发行权。这奥地利学派已经把自由主义、市场万能当成了价值观来推崇,与当年一味宣扬“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人相比,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丘之貉,虽然表现截然相反,但本质是如出一辙,都是在宣扬价值观,根本不是在做科学分析。

我在《经济学讲义》的“货币理论”一讲中追述了货币发展的历史,指出由政府(具体而言是中央银行)来垄断货币的发行权,是一种避免货币被滥发而导致通胀的交易费用最低的制度安排。张五常教授的看法呢?他似乎并没有完全否定奥地利学派的主张。他曾在撰写关于货币的文章中提及,中国明清时代似乎就是推行了哈耶克所主张的“自由银行制”,有志于验证哈耶克这一主张的同学不妨去验证这一段中国历史。但我对这段历史约略了解之后,大致的感觉是虽然当时发行纸币的钱庄是私人的,但受到清政府的严密管制,例如被政府要求发行纸币的几大钱庄必须互相联保,一旦某一钱庄出现不能兑付的违约行为,其它钱庄也会受到政府的严厉惩罚。这样看来,这些钱庄虽然名义上不是国有的,但与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名义上是私人银行,但其决策往往不是根据自身利益、而是根据英国的国家利益来进行,因此本质上与国有的中央银行没太大区别,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我以前指出过,名义上的国企在本质上其实是不是真的国企,不能看名义的所有权,要看实际运作中的产权安排。反过来说,名义上的私人银行(钱庄)在本质上其实是不是真的私企,也同样不能看名义的所有权,还是要看实际运作中的产权安排。明清时代的私人钱庄受到政府如此严密的管制,还真的能算是私人的吗?

再然后,就是汉代的这个货币的私人自由发行的历史了。其实读者“新灵”很早就发过一篇学术文章《货币的非国家化:汉代的中国经历》给我看。但我不耐烦看里面琐碎的史料堆砌——话说历史学家总是犯这种毛病,堆砌一大堆史料,把重点都淹没了,把趣味性也阉割了。还是说,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有“学术的范”?但这次我看这个《盐铁论》的通俗翻译版,却突然之间一下子有点想通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汉代这个私人自由发行货币的史实,能用来证明哈耶克所主张的“自由银行制”,反过来说,也就是推翻了我在《经济学讲义》的“货币理论”中主张的货币需要由政府垄断发行来降低控制通胀的交易费用吗?

答案是:不见得!首先,我们看到的史实是,虽然当时名义上谁都能发行货币,但如果不掌握铜矿,其实是难以大量铸钱的。而一般人怎么能掌握铜矿呢?事实上能成为硬通货得到人们广泛接受而广泛流通的货币,基本上就只有两个人的铸钱:邓通与刘濞。这两个人又是什么人?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封作吴王,是藩王之中实力最强之人——事实上最后就是他在汉景帝试图削藩时起兵造反,是“七国之乱”的首领。坦白说,细读史书,我认为刘濞是个宏才大略之人,如果可以当上皇帝,其贤明睿智的程度很可能不会在文景、乃至汉武之下。只看他把自己的封地吴地治理得如此繁荣富强,其能力之强是可见一斑的。而且我认为他的造反也是“被逼上梁山”的性质,如果不是汉景帝和晁错的“削藩”之举直接损害他的“合法”利益——确实是合法的,因为他的吴王是刘邦封的,要是给了他太大的权力是错的,那也是刘邦的错,不是他的错——,他何至于如此铤而走险?而后来汉景帝已经杀了晁错,他也不肯退兵,实在是已经走到举兵那一步,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要不成功而称帝,要不失败而被削藩,只有这两条进路,不可能真的有回头路。因削藩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即使刘濞退回吴地,一时缓和了他这个最大的藩王与中央朝廷的矛盾,但迟早汉景帝(或后来的汉武帝)一样要继续削藩,继续削他(或他的子孙)。他的个人能力强,那当然是抢在自己还在生的时候解决问题,好过留到能力不如自己的子孙来应对必然要压顶而来的命运。所以刘濞做出的已经是最优选择——而且并非是掌握了错误或不充分的信息之下做出理性、但最终其实伤害了自己利益的错误选择。

说远了,扯回来。也就是刘濞差不多就是半个中央政府——事实上作为势力最大的地方政府,其实他也是政府。而邓通呢?他是汉文帝的男宠,汉文帝爱他爱得把一个大铜山赐给他。但他也真是个有良心的男宠,利用皇帝的如此宠爱不是为非作歹,而是兢兢业业地把铜钱铸得十足真金——古代所说的“金”其实是铜——,以示不负皇帝的深情……咳咳,是皇帝的重托。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其实邓通也是半个中央政府——没有汉文帝在背后撑腰,岂可得乎?

其次,当时的货币是铜钱,不是纸币。铜自身有使用价值,而且比起黄金要更实用得多。黄金除了做货币,实在没啥实用价值,很接近于货币的本质。而铜钱与纸币正处于黄金的两端——铜钱有实用价值,纸币虽然也有作为纸的实用价值,但它作为货币时的价值与其作为纸的和价值是严重脱节的。黄金有数量天然地极为稀少的约束来控制货币滥发,而铜钱则有其实用价值来支撑它的货币价值,纸币却要全靠发行者的良心了。所以,邓通钱的十足真金固然是得益于邓通良心大大的,但铜钱的实用价值一目了然,或直接等同于其货币价值,因此鉴别其“面值”与它作为货币的价值有否严重脱节的信息费用比纸币要低得多,人们能容易地看出邓通钱是十足真金,自然就轻松淘汰了其他人铸造的不够十足真金的“劣币”——这史实再一次强而有力地推翻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胡说八道。相比之下,纸币的实用价值与其货币价值明显脱节,就要靠发行者准确地控制发行数量与它所交换的物品数量之间的比例,才能控制通胀。而这个比例的信息,不要说民众很难知道,就是发行者也不容易搞清楚,信息费用之高,可想而知。单凭良心,都不够用啊!

事实上,张五常教授私底下跟我说过,他发现古代的黄金由于提炼技术不如现代的先进,金与铜(尤其是在外面镀了一层金的铜)的区别很难准确鉴定。但显然,同样重量的金制品(如金元宝)与铜制品,价值相差甚巨,在里头就留下了庞大的铸造假币进行诈骗的空间。因此他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古代要由中央政府(朝廷)垄断货币发行权,因为市场不容易辨别真伪。他这段话,似乎也是从信息费用的角度支持了我关于货币要由政府垄断发行的观点。

最后再贴一段与读者的互动来补充一下我对以“盐铁专卖”为首的汉武帝后期一连串经济政策的本质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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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峻高寒

还是上大学时看过,很多疑惑,当时似乎更倾向于大夫与御史些。现在似乎有点新想法。

在文学贤良看来,当时社会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民穷财尽了,必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而经济快崩溃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对内对外政策。什么政策呢?当时最大的政策当然是对匈奴作战。把几代积累下的租值都吃光了,但是,由于匈奴的威胁是现实的,而且对匈奴作战是武帝制定的政策,余威犹在,朝廷当时还没有不同表态,文学们当然不能公然反对,因此,只能从理论上价值观上唱高调。这是从高处着眼。从低处着手呢,虽然不敢直接攻击武帝的对外政策,但可以间接攻击,就改为攻击给武帝对外政策支撑的政策,于是盐铁平准政策及桑弘羊等官员就成了替武帝挡枪的。这样也就等于全面否定了武帝时长期执行的对外对内政策。

而在大夫们看来呢,外敌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战争还在继续,开支一下子也减不下来,自己也没有想出可以替代的办法,文学们也没有提出可以替代的政策,虽然他们也知道经济不行,所以对民间疾苦这个主题似乎很少正面回应,但是最高政策这个约束没有解除,叫这些支持协助的政策怎么解除得了?因此,只能拼死坚持既定政策,或者默然。

文学贤良们看到了社会经济这个局限条件的改变,要求政策随之改变,放弃对匈奴作战,改攻为守,为和,他们的重点在这里。是战略层面的。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大夫们囿于国家既定的对外政策,认为要贯彻这一政策就必须坚持盐铁平准这些国内政策。这也没有错。这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目的是战略层面的,确实不是大夫们能决定得了的。因此,不但双方看到的局限不同,导致观点不一,而且争论其实很多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也不在一个轨道上。

其实,大夫们其实并没有否定社会经济不行了的事实。同样的,大夫们的盐铁平准政策并不是导致社会经济危机,民穷财尽的真正原因,就这一点,大夫们是攻错了对象,真正的对象应当是长期对外征战的国家政策,这才是消耗国力民力的根源。但是,从边际上来看,只要盐铁平准政策存在,对外作战的战略就可以存续,因此必须要撤了这个支持。等于间接达到目的。

至于到底是和是战,其实不是文学贤良和大夫们决定得了的事。要看皇帝的意见。而皇帝得看约束他决策的条件。民穷财尽危及政权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对外作战张扬国威的政策。文学贤良们是从保持政权稳定维护政权在手出发的。大夫御史们是从自身职责在于最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既定政策出发的。各自局限不同,观点不一。

至于大夫御史们为什么挑了盐铁实行官营,而没有采取对盐铁征税或其他措施,以裕财政,不懂得。因为不晓得具体的约束条件。

“而在大夫们看来呢,外敌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战争还在继续,开支一下子也减不下来”——不是这样的。当时已经实现了“漠南无王庭”,匈奴已经被远远赶到不能威胁汉室的地方。问题是要继续对外扩张,还是收缩战线。显然这个国境线的扩张已经到达当时的社会经济能力无法承担的边际上,只能选择收缩。

“大夫们的盐铁平准政策并不是导致社会经济危机,民穷财尽的真正原因”——这也不对。盐铁平准政策在本质上全是反市场经济的恶政,短时间内有为政府快速聚敛财富的作用(计划经济嘛),但时间一长,带来租值消散的恶劣影响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当年汉武帝推出这些东西,就是因为长年战争已经把汉初三代政府库房里的财富急速消耗完,只能从社会那里搜刮以应付继续下去的战争。

你就算没有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应该仔细看我的帖子,里面明确地说了这些政策是反市场经济的。汉初三代不仅仅是与民休息那么简单,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地推行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时期,连货币都交由私人(市场)自由发行。

文革时为什么要组织大家看这《盐铁论》,组织写手批判此文?就是因为它的立场是站在支持文学贤良而反御史大夫上的,这正正是威胁到当时得到官方支持的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如果仅仅是你所说的是否要维持对外战争,文革时期如此急于批判它就无法理解了。文革那时中国又没打对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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