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院近日以5比4的票决，裁定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此举引发部分国人的艳羡，视为“伟大时刻”。更有好事之徒引申，来佐证美国的月亮就是“圆”。

经济学的解释传统鄙视这种粗暴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是要求先解释清楚为何有此重要现象，才能做合理与否的评判。即要问人类数千年以来，无论地域种族国家，多选择在日常伦理或宗教教义上歧视“同性恋”，视之为“异端”或“邪恶”，而至近代，却对同性性行为日渐宽容，连同性婚姻都在21个国家被承认了。

汉语词汇中“歧视”是个贬义词，易让人心生反感。其实英文的本意是“discrimination”，译作“区别对待”更恰当。日常生活中，“区别对待”无处不在。一款LV的包包，在专卖店售价2.5万元，有钱能买，无钱免问。这其实是以价格做“歧视”，区分不同购买力。

“市价”是最常见到的“歧视”了。其实，“歧视”的本质，就是区分并表示“不同价”之意。只不过这种区分或替代度量的准则不单单是“市价”，有时是衣着、品牌、组织、宗族、种族、肤色、性别、地域、国籍等。

这种简化下的“区别对待”，有时是故意而为，“觅价”以求收入的最大化，有时是为了传递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有时是为了降低沟通的讯息费用，有时是为了降低某一合约执行的成本，有时是为了约束参与竞争者的人数，有时也可能是某一利益团体不顾整体社会产出的自私逐利等，不能一概而论。评断“合理”与否，是视具体时空下的局限约束而定。

同性恋被视为“异端”，被“歧视”，反映的是社会禁制这一行为，让“出轨者”付出风俗道德上的压力代价。同性婚姻不被承认，也即在法条上不承认并保护这一“组织”产权的有效。其实，“歧视”同性恋，目的是要维持家庭组织或家庭合约的“有效”。

专偶合约的本质

人类的婚姻制度经过漫长的数万年的演化，从初民时代的群婚乱交，到血婚、伙婚、偶婚制，再到目前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为主体的专偶制，其演化是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制度”了。为何会固定到现在的专偶制？长沙理工大学的朱锡庆教授在“最原始的问题：爸爸是谁”一文中，给出了精彩的解释。原来是为了确认“爸爸是谁”，避免近亲繁殖。

近亲繁殖造成后代质量低劣，比如死亡率高、先天畸形，体弱多病，痴呆等。对此，现代遗传学已有确切的科学解释，即从相同祖先处获得了较多的相同基因，提高了对生存不利的隐形有害基因在后代中相遇的概率，使后代遗传病的发病率飙升。群婚、血婚、伙婚和偶婚，都避免不了近亲乱交。

人类在漫长的交配活动中逐步发现，因为“妈妈是谁”，哪一个女性生出孩子，简单易辨。而只要确定了“爸爸是谁”，近亲乱交的问题即可以迎刃而解。为了确认“爸爸是谁”，后来发展出一套制度，即约束女性一生只跟一个男性发生固定的性关系，即可确认“爸爸是谁”，这就是专偶制。

跟着发展起来的沿着父方的姓氏，字辈制度，实际上也是协助并清理“血缘关系”，避免近亲乱交。中国在周代已有“同姓不婚”的禁忌，说明对此的认识当时是领先于其他族群的。

要指出的是，性交不仅仅可以繁殖后代，也是一种纯粹的身心娱乐。无论男女，皆有多偶的倾向。专偶制禁止女性偷情，却允许男性多性伴，并不是如女权主义者声称的那样，是“歧视”女性，而是在避孕技术和DNA技术出现之前，为避免近亲繁殖，演化出的一套高明的制度安排。

所谓的“三从四德”，出嫁前把女性的产权界定给父亲，出嫁后把女性的产权界定给丈夫，部分也是为了在道德伦理上，约束女性多偶的天性，协助确认“爸爸是谁”。

而随着现代避孕技术和DNA技术的出现，交配的繁殖和娱乐功能可以分离出来，伦理道德对女性的约束降低，女性多性伴的行为大增，婚前性行为变得常见了。

抚幼养老是目标

一夫一妻制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更好地实现种的繁衍。种的繁衍的内容是抚幼养老。人类的婚约演化到一夫一妻后，就可以沿着父系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精确地界定产权，比之前的血婚等其他婚姻合约，更好地实现抚幼养老。

这是什么意思呢？人在年幼时不具备生产能力，到年老时生产能力下滑又很快，“专偶制家庭”是一个可以平滑个体一生的收入水平，实现抚幼养老功能的“合约”。

每个个体刚出生时，饮食起居、升学教育等要有投入，此时不可能向社会借资，因为存活与否，未来收入如何，能否还款等难以预测，讯息费用太高；年老丧失生产能力时又需要收入养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因为讯息费用太高，一般意义上的借贷市场在抚幼养老上是失效的。人类于是选择了这种父母抚养孩子，而年老时被子女赡养的“隔代养老”合约。

这“合约”的存在，是由父子之间的直系血缘关系，由这种“亲情”关系来维系的，要求的是“父慈子孝”。当然，个别家庭也存在“父不慈，子不孝”的问题，所以在风俗伦理的要求是孩子长大后要有“孝心”，以协助并降低履约的成本。尽管不能百分百保证，但依靠血缘关系和风俗伦理的约束，是能够大致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引发整个社会抚幼养老的系统性风险。

这里要指出的是，专偶制家庭下父母选择生几个小孩，生还是不生，均衡点在抚养成本和收入（天伦之乐加上养老）的比较。若多生一个孩子的边际收入大于抚养成本，则选择多生。实际上，无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父母也不会选择无止境的生育，而是要受此“均衡”的约束。也就是说，父母选择生孩子，与其他投资是一样的。这样说似乎没有“人情味”，但确是经济规律。

在农耕时代，体力是产出（收入）的重要变量，男孩女孩的抚养成本接近，但在产出上，男孩往往要比女孩高一些。更重要的是，女孩成年后就嫁出，不承担父母的养老责任（支出），于是就出现了“重男轻女”现象，即在衣食教育等方面的投资上，更偏重于男孩。

这种“区别对待”是由于男孩女孩不同的投入产出比造成的，并不是真的“歧视”女孩。为了补偿父家对女孩的养育投入，夫家往往要在迎娶时，给予女方一笔丰厚的“彩礼”。而在食物资源短缺的非常时期，常见到“溺婴”现象，溺女婴的比例一般要高于溺男婴。说来“残酷”，但背后道理是一样的。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女权主义同样是不明就里，一味指责而落入了价值审判的“窠臼”。

为何要歧视“同性恋”

男欢女爱的“异性恋”是人类的常态，占多数，而同性恋是“异端”，比率也低。既然同性恋属“你情我愿”的欢愉，世俗伦理，宗教教义以及法律法条为何会“歧视”同性恋呢？答案就在于同性恋不仅仅是“你情我愿”，其行为具有“外部性”，本质是对家庭抚幼养老合约的“违约”。若大规模出现，则会毁掉这张“合约”，不利于整个社会种的繁衍。

男男恋中断了抚幼养老在家庭代际间的“传承”，即使允许他们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允许收养孩子，但因无直系血缘关系的约束，“抚幼养老”的履行也要大打折扣。女女恋则背离了父母的投入产出预期，使其的抚养成本得不到“彩礼”的补偿。若大面积的出现，父母选择性生育，“留”男“弃”女将会成为常态，因为此时抚养女孩的边际收益要远远小于男孩。

也就是说，人类在以专偶制这张家庭合约为主体，实现“抚幼养老”的种的繁衍功能时，不仅在伦理道德上弘扬“孝道”，以协助合约的履行，也同时在伦理道德上“歧视”同性恋这种“违约”的行为。

弘扬孝道和歧视同性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确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只要家庭抚幼养老这张合约仍旧是主体，“歧视”同性恋就会发生，同性婚约就不会被法律认可。

而近年来，为何社会对同性恋越来越宽容了，甚至在21个国家，同性婚姻已被法律认可，就在于社会养老的出现，使得家庭这张合约的功能出现了分化。本文无意追溯美国同性恋合法化的历程和细节，只是指出是“社会养老”这一关键局限出现，才使得同性恋合法化成为可能。

社会养老或称“公共养老”，本质上是政府强制要求参与的储蓄养老计划，源自1935年。它要求民众在年轻时按月度缴纳养老金，退休后领取。实际上仍是代际养老，即年轻时缴纳养老金支付已退休者，轮到自己时，领取的养老金则来自于下一代年轻人的缴纳。

社会养老在上个世纪被大规模铺开后，就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家庭养老。既然养儿不再是为“防老”，则下一代的性行为就无须再约束了。也应该看到，恰是这种抚幼收入的剥离，造成了西方社会养老的国家，父子之间亲情淡泊，“孝道”丢失。当然，也较少有“重男轻女”的现象。既然收益下降，父母在孩子的抚养投入上也跟着下降了，往往是成年后就不再过问，甚至子女大学读书的学费，都靠借贷市场，由子女自己支付了。

社会养老的弊端

要指出的一点是，随着农耕时代步入工业时代，劳动效率的提高，财富的累积和借贷市场的发展，私人储蓄养老和商业养老成为可能，家庭式的“养儿防老”的比重有所下降，民众对同性恋行为会日渐宽容。但强制式的社会养老大规模普及，并取代家庭养老，确是客观上加速了同性恋合法化的过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农耕时代家庭养老为主的背景下，“歧视”同性恋是一种伦理道德的约束，目的是为了维持家庭合约，并将同性出轨行为的“外部性”内化为私人成本。而随着社会养老的普及，养老功能从家庭合约中分离，同性恋合法化才有了基础。这并不是观念或时代的“进步”。放弃局限转变的科学解释，而把这一重要现象视为笼统的“观念”进步，是一种智识上的“偷懒”了。

考虑到所有的局限约束，“帕累托最优”总是实现的。因此，不能认为在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国家，“歧视”同性恋就是“落后”，或在强制式社会养老为主的国家，同性恋合法化就是“进步”。

若非要做“高下”的比较，问题其实要替换为：家庭养老合约和社会养老合约，那一张成本更低，或那一张能更有效地实现养老目标？

答案可能让支持同性恋合法化者失望。人类的制度或合约的安排，尽管从长时段来说，是沿着降低社会成本的方向演化的。这也是知识积累的意义。但在某一时段，有可能是一步三退，非线性直行。强制式社会养老看似可以解决了零星出现的“父不慈，子不孝”的家庭养老合约的“失效”问题，但反过来，确是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养老的系统性风险。欧美各国近百年来的实践表明，这张强制式养老合约恰是把政府财政拖入破产境地的“罪魁祸首”。

原因就在于“强制性”，由政府来“统收统支”的结果是个体很难看清这张养老合约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从而带来较高的讯息费用。养老金一旦由政府接手，就变成了“公有资产”，管理者不可能像管理自家资产一样尽力尽心，而为了避免被滥用，也一定对其投资进行重重限制，带来的结果就是养老金的投资收益一律较低，甚至跑不赢通胀。此现象全球皆然。

由政府强制参保虽然可以迅速扩大基数，但它不能像商业养老一样调整费率，甚至索性拒绝风险太高的人投保，结果造成类似“公海”的巨大租值耗散，养老金存在巨大的亏空。靠不断扩大基数，强制要求年轻人全部参与不再奏效时，只能靠财政补贴。而财政补贴仍旧是来自于纳税人的纳税，羊毛出在羊身上。养老亏空不断扩大，领取的支出远大于新缴纳的收入，最终是财政被拖入破产的深渊。

另一个尴尬是，在投票民主制度下，一旦一国织成强制社会养老合约，就很难退出。正在领取退休金的老年人不同意，而一直在缴纳确还未享受到好处的年轻人更不会同意。于是，只能把这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有人将社会养老比作代际间的“庞氏骗局”，是很准确的。

我的点评：

此文将古代歧视同性恋的现象归因于它破坏了“养老合约”，这个分析在逻辑上成立，但事实验证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为我们观察到如下的现象：同是在古代，西方对同性恋的歧视非常严重，相比之下中国对同性恋的歧视要轻得多，而日本甚至没有歧视！如果维护“养老合约”就是唯一的关键局限，那怎么解释西方、中国、日本的不同呢？

先证明我刚才举的现象本身是事实。中国史书上有专门的《佞幸列传》来记载皇帝的同性恋对象，仔细看史书记载，虽然也是包含着贬斥之意，但更多把皇帝的这种“癖好”等同于“好女色”，即只要不至于影响国家大政，史官并没有太强烈的批判。这跟西方迟至近代都还对同性恋的歧视达于极其憎恶，甚至于被发现了就会被打死的可怕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在日本，同性恋被称为“众道”，不但不歧视，甚至有赞美之词，例如认为“男女之间是为了生育，男男之间才是真爱”。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个解释，但还不完善。先请读者们来讨论一下，明天再发布我想到的这个不完善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