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迪顿的贫困研究不论，此人是学计量经济学出身，却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离开了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一意孤行地追求统计和计量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对最终的政策指导和人类经济行为异向性的进一步理解有很负面的作用。（参见“Instruments, Randomization, and Learning about Development”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0 for example）无独有偶，前些日子保罗.罗默的文章《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mathiness）》也曾在经济学界掀起轩然大波。

“在数学界混不下去的才跑去经济系”、“经济学是boring and useless”这些标签，让这颗“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早已风光不再、狼狈不堪。是呀，除去那些无用的数学外衣，这几十年来经济学理论停滞不前，教科书里漏洞百出。在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中，经济学是唯一一个公理性的学科（axiomatic），与自然科学相同相通，拥有自己的前提假设与定理定律。可到如今，由亚当斯密亲手缔造“经济是遵循客观可测的定律运行的”论题还有几位经济学家记得？办公室里的各种模型取代了真实世界的观察、各种统计方法的运用脱离了经济学的定理定律，各种“曲线理论”让经济学家沦落为风水大师。

因此，从我掌握的报道来看，迪顿的贡献有三：第一，反思如今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第二，他强调微观分析（教科书：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 a microeconometric approach todevelopment policy）。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贡献，只是重申了经济学的第一课，自利人假设中的“以个人（individual）为分析单位”这一条件。Armen Alchain早就说过“没有宏观经济学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macroeconomics!），直指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分析全盘废物。第三，迪顿认为，今日全球的贫困问题已经不是缺乏资源或者机会的结果，而是大有问题的体制（poor institutions），大有问题的政府（poor government）和有毒的政治（toxic politics）的产物。这实际上重新提出制度研究的重要性。

然而，迪顿的局限性还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他强调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在这一领域做出贡献，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掌握也是乏善可陈。例如他的“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lmost Idea Demand System）”本身是否是“需求定律”的运用，如何选择约束条件，我不得而知。“商品的价格和个人收入对商品需求的影响”是经济学的老调重弹，能否跳出“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的传统套路，指明交易费用约束条件下的解？他通过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资本的形成和商业周期的长短，这是否又陷入统计学的“死胡同”？第二，从他“个人家庭消费水平数据的重要性，即可用以窥探经济发展背后的机制”这一观点，可以看出他对产权-制度分析的无知。第三，在贫困问题方面，过去20年来，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有93%以上在中国发生，我不知道还有哪里比中国更重要，而迪顿却专心于他的“收入与卡路里摄入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的程度”，还成为研究贫困问题的大师，实在让人费解！

迪顿是依靠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荣登诺奖宝座的，但他却清楚这套研究方法有问题。这让我不禁想起Paul. Samuelson。据Robert Baldwin回忆， Samuelson只用了一个下午就完成了福利经济学的证明（如今是福利经济学教科书的必教内容，各种模型都由此延伸），然而1950年他在OxfordPapers里用了三十页的篇幅将福利经济学批得体无完肤。只可惜现在的教材却只字不提1950年的文章，而更钟情于那一个下午的花哨数学。迪顿是否有Samuelson的勇气与学问，我不清楚，但经济学发展的道路崎岖而又阴霾遍布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用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来总结我对这“一线生机”的看法吧。

学生问：“老师，现在经济学由过去数据推断未来的研究方法是风水先生的做法。这种骗人的方法是不是很快就会无以为继了呢？”

老师答：“风水先生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可见骗人有时是可以骗很久的。我没有你这么乐观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