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瓦尔拉斯均衡与多因素分析的问题

丁健在《反思》一文中有这么一段很精彩的话：——瓦尔拉斯均衡一般被教科书定义为一般均衡，而马歇尔的均衡被称为局部均衡。其实，弗里德曼教授早就指出来了，瓦尔拉斯的所谓“一般均衡”根本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为什么呢？我有几个想法：（1）所有的因素要是都一古脑考虑，其实是跟都没考虑一样，把一本书都画了重点，其实就跟没画一样。……而这么多的变量被塞进一个模型，不可避免的使得这个理论沦为“特殊理论”。而这也似乎是现在经济学一种通病，弗里德曼教授的永久收入假说是一个简单的模型，这些年的“发展”是把各种各样的变量“内生化”，全部都一古脑往模型里面扔。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好像又忘了“一般化”的意义了……

看到这里，我一方面是深以为然，另一方面则是想起了管理学上的“多因素分析法”其实犯的是如出一辙的错。影响一个企业的成功当然是有多个因素，于是很多管理学方面的分析就是不断地往里面放进各种因素，结果搞到最后其实什么因素才是重要的，无人知晓。因素越多，理论越容易沦为“特殊理论”，实际上大量的所谓管理学理论就是这样的一堆特殊理论，只适用于它正在立为榜样的那家成功企业，于是每一个案例都显得独一无二。投资或俗称的炒股也类似。还是敏友厉害，一眼看出必须破除对多因素分析这种貌似“面面俱到”的迷恋，只抓住一两个作为关键的局限条件，才有实用的意义。

有趣的是，瓦尔拉斯均衡被弗里德曼批为“内容空空如也”，也就是张五常教授所说的“套套逻辑”，过于一般化。但特殊理论理应是另一个极端，即内容（因素）太多，完全丧失了一般化。这两个极端竟然是相通的。把所有因素都放进去之后，就成了考虑一切因素的瓦尔拉斯均衡，看似什么都有，其实什么都没有——丁健那个“把一本书都画重点，其实就跟没画一样”这个比喻真是一针见血地把这两极端实为相通之本质一下子就点出来了。

二、凯恩斯的意义

丁健这《反思》一文最颠覆我的既有观念的，是对凯恩斯在宏观经济学上的意义的肯定。但我一看他那句“我个人认为，凯恩斯理论是值得一学的。倒不是认为凯恩斯理论是对的，而是觉得他起码可以错！”我就马上认同了，改变了自己以往对凯恩斯“全黑”的看法。是的，凯恩斯的理论是属于典型的“科学而错误”的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至少还是科学的，能够进行事实验证。毕竟凯恩斯提出他的宏观理论，是基于大萧条的背景，是为了解决来自于真实世界的现实问题。再怎么错，它还是有事实为基础，而不是完全的凌虚蹈空。

我在《我为什么要写“经济学讲义”》（http://tieba.baidu.com/p/3952723060）里提到过，朱锡庆老师讲“宏观经济学”是完全甩开凯恩斯的东西，但我认为不能这样，因为现实的政府宏观政策与财经新闻报道里还是大量地充斥着深受凯恩斯影响的错误的概念与观点，为了让学生能辨识对错，还是有必要讲授凯恩斯的理论，只是站在批判的立场来讲，并由此引出对有关的宏观现象的正确分析。

看了丁健此文，我才知道原来现在西方大学里高级程度的经济学教材已经完全抛弃了凯恩斯，即终于认识到凯恩斯的东西是错的，这本是可喜之事；却万万没想到才出狼窝一转身又进虎穴，还进了一个比凯恩斯这狼窝更不堪的虎穴里去——凯恩斯的理论还是“科学而错误"，现在那所谓高级宏观里的理论却连科学都算不上！用自然科学来比拟，地心说是错误的，但至少还是科学的，哥白尼能通过观察天象来找到推翻它的确凿证据；“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的貌似科学、实为宗教的研究却连科学的性质都丢弃了。也就是说，地心说毕竟还算是一个天文学理论（虽然是错的），这下子甚至从天文学倒退回神学那里去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进步，怎么就如此地一波三折啊！

三、明智是被逼而成的

丁健的《反思》里这一段尤为精彩，需要原文照录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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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多的反例的存在，还能心安理得的大放厥词，是什么原因呢？斯蒂格勒的解释是经济学家总是喜欢修改理论使得验证无效，不渴望事实的挑战。我个人觉得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也是以偏好为解释。我认为唯一的科学解释是我们经济学在实际的验证中不能带来直接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又不能使得发神经的人得到惨痛的教训，所以神经才能继续发得下去。中国古代那个著名的‘纸上谈兵’的例子就是用60万赵人的血警示后人迷信书本的下场。而读《吕氏春秋》的当务篇，开宗明义的四句话更是发人深思：颠倒黑白的雄辩，不近人情的正直，莫名其妙的勇气，只重目的的法律，好比心无定见的人骑了一匹千里马，疯狂的人手里拿了一把宝剑，“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这其实是邓小平先生所重视的‘实事求是’的具体化罢了！是什么让我们的先人充满智慧呢？是竞争！在竞争之下不明智必然被淘汰，是这压力使得人必须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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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一直就有这样的想法，但没能像丁健这一段写得如此精彩！

首先，有一篇已经在我的“草稿箱”里呆了很久一直都忘了把它发布出来的文章叫《明智的独裁如何可能》，其主旨就是这一点：明智的独裁其实是在竞争的压力下被逼而成的。也就是说，我最早是在思考“政治经济学”里如何实现明智的独裁这个问题时想到这一观点的。

其次，我不止一次在文章里提过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学里有那么多胡说八道的理论，经济政策中有那么多无视经济规律的胡作非为？为什么明明已经早就被证明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却依然在经济政策中大行其道？——从“重商主义”早被休谟、斯密驳倒，到凯恩斯早被弗里德曼批倒，但它们迄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这在自然科学界里是难以想象之事——我们怎么能想象在地心说被日心说明确地推翻之后，人们还会按着错误的地心说来行事？人们对经济规律的敬畏之心怎么会远远不如对自然规律呢？后来我想通了，因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往往存在着较高的交易费用，导致它有较严重的滞后性。自然规律发挥作用则要立竿见影得多，所以再狂妄自大之人都不敢不遵从自由落体定理而勇于跳楼，因为马上就会跌得粉身碎骨、一命呜呼。但其实也有些自然规律发挥作用也有较高的交易费用，从而有较严重的滞后性，这些自然规律也就跟经济规律一样不太受到人们的敬畏而遵从。例如“吸烟危害健康”人所共知，但这危害不是对所有人都立即就发挥作用，于是形同慢性自杀地吸烟之人远非绝无仅有。但如果香烟里包着的不是尼古丁而是砒霜，一吸就会马上七孔流血而死，我看谁还敢吸烟？！同样的道理，如果经济规律一被违反立即就会毫无时滞地严厉地惩罚人类，谁还敢视经济规律如无物？又有谁还敢胡乱地发明与经济规律不符的经济学理论？所以，不是经济规律不如自然规律，而是发挥作用的交易费用越低，违反规律的后果直接而迅速地显现，人们就越敬畏规律，越尊重规律；反之，学术界的胡说八道，实践界的胡作非为，就是屡禁不绝的了。

另一方面，租值的存在使得交易费用有能够蚕食的对象而能较长久地维持下去——正如身体健康的人会比身体虚弱的人能更长时间地吸烟而不发病，健康就是这里就是可供蚕食的租值。财富积累得多的地方也更能长时间地承受得起违反经济规律的“恶政”的折腾。而竞争的作用正是在于让可以用来供交易费用蚕食的租值迅速消散，使得违反规律的后果能更直接更快速地显示出来。

文中引用《吕氏春秋》的内容，实在让我对中国古人的智慧再次油然而兴顶礼膜拜的冲动——这简直是甩了西方乃至现代中国人的智商几条街啊有木有？！“颠倒黑白的雄辩”不正是“意识形态价值观战争”？“不近人情的正直”不正是“道德洁癖”？“莫名其妙的勇气”是在说网上那些整天喊打喊杀的键盘侠吧？“只重目的的法律”不正是产生讼棍的沃土？看看今天纷乱的国际社会与国内网络，还真是应了“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这句预言般的箴言啊！

四、高等教育搞“填鸭”？

这一点在丁健的《反思》一文后与读者的评论互动里讲得很清楚了，直接把互动内容COPY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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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redliao

看到“郝敏”那段，想起有评说咱们魏晋时期,是“有好问，有好答，再好问，再好答~~~”想想那场景就觉得真有意思~~~

我

看这文章对澳洲大学的描写，倒似是备受批评的中国基础教育的“填鸭”。

springredliao

所以，如果谁再说什么“中国式填鸭教育”~~~~拜托，中国可不敢要这个“专利”，你填鸭，我填鸭，大家都填，可不能胡乱栽赃！

我

基础教育阶段，一来是学生还没有基础，谈何质疑？二来基础知识已经比较经得起考验，大量错误充斥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外国的高中阶段也学经济学了，只能说经济学“被早熟”了），填鸭的教育方式还是有点道理的。到了大学阶段还搞填鸭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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