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谈到了《走向共和》对孙文这个人物及其有关剧情的编写如何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始终难以理解。编剧当然可以有各种动机去这样做，这不是不可能，但需要有个前后一致的逻辑来串起这些可能性。
让我说明这是什么意思。从此剧的前半部分来看，编剧的动机是要还原历史的真相与原貌，所以他尽可能充分地展示各种事实，让观众自己去基于这些事实来展开思考、形成自己的历史观，而不是接受编剧个人的价值观。这一点在李鸿章、慈禧、袁世凯等人身上都表现得很明显，所以会让不少观众对这些本来是被官方历史教科书定性为“差评”的历史人物有“大跌眼镜”之感。
但到了后半部分的孙文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塑造与剧情编写。编剧竟是正如理应是他所鄙夷不屑的官方历史教科书的撰写人那样， 为了美化孙文、或是将孙文当成是他的个人价值观的代言人，片面地陈述只对孙文有利的事实，甚至不惜扭曲、捏造事实——这可是连官方历史教科书的撰写人都不便公然而为的，而编剧在打着“这只是电视剧”的旗号下心安理得、名正言顺地这样做了。如果编剧一以贯之地这样做，我可以理解，毕竟关于清末的历史影视作品多的是，把慈禧等人面谱化地写成坏蛋是绝大多数的选择，不足为奇。但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怎么能如此前后不一致，在后面做出在前面应该是他很痛恨的事情呢？如果说此剧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的编剧不是同一个人，我还是不明白那为什么袁世凯这个贯穿整部电视剧的人物形象却没有前后断层呢？仅仅只看袁世凯，你不会觉得编剧换了人，因为他在整部电视剧的前后都是衔接得是如此的好，如此的一以贯之。
又如果说是为了通过广电局的审查，我在上一篇的末尾处说了，其实可以用模糊处理的方式来对付。那里我特别举了宋教仁之死这具体的例子。其实从整体来说，可以做得更彻底，那就是完全将孙文这个“敏感”人物虚化掉，让他只做一个背景人物，不具体地描写他，关于他的事情只通过实化地描写的人在说话之中提及而一笔带过。这样彻底地模糊处理孙文这个人物，就能很容易地避免既要忠于史实、又要应付广电局审查而会出现的冲突。而孙文毕竟不是本朝的开国者，他只作为一个背景人物而存在也不会招来太大的政治上的非议。
那到底为什么编剧要这样做？我想来想去，只能想到其实编剧的目的还是要表现个人价值观，而不是让观众通过看到足够全面的事实去思考来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即编剧还是相信“共和”（其实是民主、宪政）的价值观，而前半部分没有非常明显地显示出来，只不过是想让大家看看，清末的统治阶层并非像我们原来以为的那样愚蠢无能、昏庸无道，但尽管如此又能怎样？在封建帝制下他们有再多的聪明智慧、苦心孤诣也挽救不了国家，只有改变制度——改为“走向共和”——才能真正地救国家于危亡。所以此剧的前半部分一反官方常态的抹黑清末统治阶层的做法，而是极力描写他们其实也有为国尽忠、睿智聪慧的一面，其实用心良苦还是要为下半部分的“走向共和”的制度变革作巧妙的铺垫。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人尽皆知此剧结束之时，在历史上是军阀混战开始，而不是成功地“走向共和”，更远远谈不上迅速地使得中国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走向繁荣富强的复兴之路。 这种不是以还原史实、而是表达个人价值观为目的的剧情安排，再怎么巧妙，也回避不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而被现实各种啪啪打脸的尴尬。不过迷恋价值观的人总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真理甩到他们脸上都还是懵然不觉。这不？此剧后面的评论里照样有大量的观众在哀叹今天中国都仍然未能走向共和，却完全无视今天中国已经彻底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且正在走向繁荣富强的复兴之路的事实，也就根本看不出“走向共和不等于就能走向繁荣富强”，“走向繁荣富强不等于必须走向共和”这由事实极为明确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两个逻辑关系。
（PS：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条微博——梦见自己穿越回1890年，和当时的学生聊天，然后遇见一个戴眼镜的小哥，悄悄告诉他其实我是未来人，小哥想了想说：百年后中华可好？——后面的评论中获得最多点赞的是这一句：“山河犹在，国泰民安。”结合这部电视剧欲图引导观众形成的价值观想一想，就该都懂了。）
不过，我还是感到迷惑不解，因为编剧的一些其它表现让我极为怀疑他是否真的是一个被“共和”这价值观蒙蔽得无视事实与真理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是因为后半部分的袁世凯！此剧后半部分的袁世凯实在是太精彩了，他的每一句台词都值得认真关注，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是所谓“反共和”的，他是渴望实现个人独裁的，编剧借他的话总是有意无意地一下就戳中了“共和”（再重申一次，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民主”）的软肋。有一处是特别明显的，那是他与梁启超的对话。他向梁抱怨议会总是约束他，这也不许干，那也不准做，让他这个总统根本就没啥权力。梁启超就向他解释共和体制下权力是要约束的，blabla……袁世凯反问：我这总统的权力要给议会约束，那又有谁去约束议会的权力？梁启超说：那就是民众啊。袁世凯嘿嘿冷笑：我从来只见到一个一个的人，我从来没见到什么是“民众”。这句话绝对要被封为这整部电视剧的第一金句！它是最经典的台词，没有之一。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戳破了所谓“共和”（民主）的一个大神话：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权力约束，因为民众是抽象的存在，也就是根本不存在。存在的是一个个人而已。民主的问题就在这里，不仅仅是议员的权力其实没有受到约束那么简单，更会造成这权力成了无主之物。政治上的民主，在本质上与经济上的“公有制”是如出一辙的——人人所有，等同于人人没有！所谓“民主”如果是指人民当家作主，号称人人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其实人人都不是主人。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没有了明确的主人，就跟这个国家的财富没有了明确的主人一样，经济学理论会说租值消散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不妨结合这部电视剧详细描写宋教仁、孙文这些国民党领袖人物在选举期间到乡下去“拉票”（电视剧当然是美其名曰开启民智，教育民众掌握以投票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的剧情来说明这一点。这一段剧情显示编剧的个人价值观是完全倾向于所谓的“共和”（其实是民主）的。但仔细辨别，不受编剧价值观的左右，而是冷静地根据剧情来作出自己的思考，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共和”是很容易骗人的。
首先刚进乡的时候看到乡长要代村民填写选票，孙文阻止了他，说必须是村民自己投票，不能代投的，否则就不是表达村民自己的意志，而变成是乡长虚假投票表达他个人的意志了。但在场的村民人数很少，因为大部分人都要在田里劳作的，哪有这个闲情到这里来投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整段剧情结束了都没解决！忙于生计的普通人根本没时间去玩这种政治游戏，所谓民意被有闲阶级轻易把持是可想而知的后果。
然后孙文就耐心地解说如何选择候选人。他以宋教仁为例一讲完，那些老实巴交的村民马上纷纷表示要投票给宋——瞧吧，民意就是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操纵了。这些人在此之前根本不认识宋教仁是何许人也，只管听孙文说他多么的好，就不加辨识地一律信以为真决定投票给他。幸好孙文在这电视剧里被“预设”为好人的，对宋教仁的介绍是如实地说，换了另一个居心不良的政客来拉票，净说些好听的谎话，岂不是照样能把那些村民的票都“骗”走了？
当然，此剧是要美化孙文的嘛，所以编剧当然不会让孙文如此“自私”，马上就安排他“大公无私”地阻止村民这样只听他自己的一面之辞，劝说村民不要急着一听完他的话就立即投票，要再多听听其他候选人的陈述，看哪一个的主张（政纲）对他们最有利，比较一番之后再作决定。然而，有点逻辑推理能力的人会立即想到，这会导致那些候选人只管向选民许诺一些对他们个人有利的政纲，先不论可能只是骗取他们投票那一刹那的信任这种情况，即使候选人真诚地承诺，当选后也老实地兑现，对选民个人有利的政策完全有可能是对社会整体不利的恶政（最典型的就是许诺增加社会福利而置国家财力是否负担得起于不顾）。这后果是什么，不需要我多说了，看看今天以希腊为首的欧猪五国、乃至快要被社会福利拖垮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明白了。我在天涯看到过这么一个帖子《问个问题，当民主国家遇到与希腊类似的问题时。如何解决》（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493644-1.shtml），这发帖者直接问的是民主制度能否对过高的社会福利具备“纠错”功能，但他不明白的是，其实社会福利过高本身就是由民主制度造成的（事实上有国外的经济学家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主与高福利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即民主制度几乎必然会带来高福利）。
是的，正因为国家的政治权力在民主制度下“人人所有、其实就是人人没有”的本质等同于公有制，变成了无主之物，所以政客必然会拿来牺牲贩卖以换取选票也在所不惜。要是国家明确地是某个独裁者的个人财产，他根本不会将社会福利提高到整个国家负担不起的程度，因为国家破产就是他的个人财富破产啊。一个愚蠢的独裁者会因为满足个人物质享受而把整个国家弄破产，但绝不可能因为将民众享受的社会福利提得太高而把整个国家搞破产。前者通过起义把那个愚蠢的独裁者换掉就能“纠错”，虽然谈不上容易，但毕竟是可以做到的。后者却在民主制度下成了无解的难题，因为你不可能把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换掉！
话说回头，编剧能编写出袁世凯这样的“金句”台词，我实在无法相信他对于所谓“共和”（实为民主）的价值观在其光鲜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严重的问题是完全无知的，否则怎么可能编出如此一针见血的台词？
另外，说到权力制约的问题。无条件的权力制约真的好？观众不该这么快就忘记此剧前半部分的时候李鸿章被政敌翁同龢约束得干不成几件事时他们是多么地痛恨翁的死脑筋与不能顾全大局。不少人在评论中提到这么一个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他刚想办一件事，就有七八只手伸过来按住他。类似的情况，难道袁世凯在议会面前没遇到过吗？剧中对于袁世凯做总统时议会对他的诸多制肘倒是可悲而又可耻地采取了“模糊处理”的手法，只是含糊地对“五国大借款”这件事一笔带过地隐隐提了一下。如果对此历史事件进行详细描述，就像对之前李鸿章为了筹措北洋海军的军费而费尽心思还备受朝中廷外的舆论打击的事那样详细描写，我相信有此事实摆在面前，观众对于所谓议会对总统的权力制衡会有完全不同的观感，他们会像痛恨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无端制肘一样痛恨那些空谈主义、实则误国的议员对袁世凯的所谓权力制衡——只不过翁是满口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那些议员则是满口西式洋人的民主自由而已。然后就会反思所谓权力制衡其实会不会只是为名正言顺地搞权力斗争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