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城市走下来，每个城市都采访了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学者这三类人，我对他们的印象好坏也正是按这个次序逐步递减。企业家讲的东西都实在，没有逢迎式的吹拍，也没有愤青式的乱骂。对于企业家，我一律心怀尊敬之情，尤其是张五常教授称之为“做厂”的人，是拼搏在中国经济第一线的勇士，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岂可不肃然起敬？

而地方政府官员则显得有些参差不齐，但我怀疑那些水平看似不行的人只是没把他真实的那一面呈现出来而已。有两件事可以说明我这个想法。其一，梧州的官员给我们的感受比较好，那是因为我们的记者中有梧州人，而梧州当地党报的地位比较特别，一方面它有大量的人员流动到广东的报社去（他们自己都笑称自己是专门“为人作嫁”的），双方互相的故旧交情很多；另一方面它又有不少人员是进入梧州的政府部门，因此梧州的政府官员与记者们关系比较亲密，说话也就比较坦诚。其二，是我从那些官员口里听到觉得很受启发、颇有意义的东西，往往都是在闲聊的时候，而不是他们正襟危座地向我们做报告的时候。

在不同的部门中，又以旅游局的官员给我的印象最好。除了贵港的旅游局负责人没啥突出之外，其余三个城市的旅游局负责人都表现得明显高于其它部门的官员。肇庆是旅游局市场科的负责人，不但介绍情况如数家珍、对业务十分熟稔；而且当我被要求向她提问时，她的回答相当实事求是，颇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与肇庆那不切实际的学者形成鲜明的对照）。我问她的是一个关于养老产业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打算要专门写一篇文章来分析，所以就不在这里详细展开，到那篇文章的时候再提及这位官员的回答。在梧州的时候对不同部门的政府官员我们是采用集体采访的方式，即把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请到当地党报的报社里开会，一次性全部采访完。先是各部门分别介绍，在那么多部门里旅游局的负责人是讲得最好的。但介绍完后由我们的记者提问时，我发现没有一个记者去问那旅游局的人，把他冷落在一边，好像对他讲的东西丝毫不感兴趣，这让我觉得很是诧异。谁知采访结束后听记者们聊起，才知道原来所有人的观感与我是完全一样的，都觉得旅游局的负责人讲得最好。而之所以没有向他提问，就是因为他已经介绍得太好，记者们对旅游这一块都没有什么疑问，也就无问题可提了。南宁旅游局的女官员在介绍情况时说得很有激情，我看她如此投入，便想说一下前一天作为一个游客对青秀山的观感，可是她只顾自high地说过不停，一边热情洋溢地表述要如何把青秀山这个景区打造好，一边却完全听不进别人想对此提点什么参考意见。

但尽管如此，我对这南宁旅游局负责人的印象却是最好的。首先是她那种热情的态度很有感染力。我在这一路的采访中，除非听到感兴趣的点（如前所述，这往往发生在闲聊的时候，而不是发生在听取政府官员正襟危座地做报告时），否则都是以“多听少说”的态度来参与。采访企业时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企业家有尊敬之心，认为在这些实际事务上他们比我懂得多，作为无知者就不应该无畏地多说，而是应该谦虚地聆听——我一向也是这样教训水平不高的读者的，其实我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在自己所知不多的领域，就该以请教的态度去学习，而不是自以为是地聒噪不已。采访官员的时候这样做，则要不是因为讲得好的官员也是比我懂得多、我就像尊敬企业家那样尊敬他们而采取谦虚聆听的态度，要不就是因为对讲得不好的官员所说的官面话不感兴趣。采访学者的时候这样做，却主要是因为懒得跟他们争辩，礼貌上也不便削他们的面子。只有南宁那旅游局的负责人说话时，虽然我对她说的内容不是特别感兴趣，但为她的热情所感染，禁不住也想与她说上几句。此外，她的表现显示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她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政府官员，到她说话时她先是两手一摊，说：“终于轮到我说了吗？”似有埋怨把她安排在最后、对她不够重视的意思。而由于她的热情洋溢，我们这一边的领队也变得很积极地与她交流广东那边发展旅游业的经验。她居然很犀利地反驳其中一些她认为欠妥的做法。我在一旁观看，越看心里就越乐，因为觉得这女官员的这种个性往好说是直率，但往不好说是很容易得罪人的性格。可是听她的自我介绍，她先是在文化局当了很长时间，又转到旅游局来，是个资历很深的官员了。谁说体制内一定是磨灭个性的？她显然就是个个性鲜明的“女汉子”。虽然她有点过于沉醉于自我，但我还是很喜欢她这种热情、自信、张扬的性格。她显然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热爱，有着强大的内心，像是一团熊熊烈火。

说到热爱工作，肇庆的旅游局市场科的负责人也是女的，也显示出她非常热爱工作。虽然她的个性不是南宁那位同行那么张扬刚烈，但从她如数家珍的陈述中也能深深地体会到她对工作的热爱。她还说自己经常会去刷周末周日的高铁票，只要能刷到票就会利用这休息的时间到高铁沿线附近的城市去逛逛，看看人家的旅游景点的情况。如此自掏腰包在休息日都去做与工作相关的事情，不是由衷地热爱这份工作，岂可得乎？人生的幸福，取决于工作与家庭。而工作所带来的幸福感，并不需要名成利就的成就感，需要的是对工作的热爱，使得工作带来的主要是享受而不是苦累、甚至受罪。所谓敬业乐业，是要先有乐业，才能有真正的敬业的。以我的观察，体育记者是最容易获得热爱工作的幸福感的职业。我自己也已经获得这种幸福感，所以也很希望看到别人也能获得这种幸福感。在政府官员身上看到这种幸福感，我是倍感欣慰，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她）个人的幸福与幸运。

说完对采访对象的观感，再来说对记者们的观感。这次采访因为到处奔波（跑四个城市不说，每个城市跑工业园往往都离市区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而比较辛苦，有两个记者都累得病倒了，他们也纷纷表示比之前跑“两会”还更辛苦，一方面是东奔西跑，另一方面是没有太确定的点。不过记者们个个都很幽默风趣，一路上笑笑谈谈不断，虽然辛苦，但很是开心。

领队的首席记者负责“时政”领域的报道多年，见多识广，头脑灵活，水平很不错，比这一路上采访过的任何一个学者都高太多了。他说话也很逗乐，大家笑说他要是不当记者，去当个段子手也很能挣钱——甚至有一次他正经地说话，我却以为他是在说段子。

其余还有两个小姑娘，出来工作不久，但已经很被看好。她们都是镇街记者站里负责报道产业新闻的，常常跑工业园，对有关的事实了解得比较多。后来看她们写出来的稿子，我很佩服她们能从如此零碎繁琐的事实中提取出一个个点，然后整合成文气贯通的一篇新闻报道。在某方面说，这能力比我强多了。因为这个采访的主题是高铁经济，而且要与广东那边联系起来。可是采访时很多受访者都会说其实高铁对他们影响不是那么大。如此命题作文，可不是我所擅长的。但她们最终还是能找到与高铁有关的点，也与广东挂上钩，没有违背事实，前后还逻辑顺畅，这种提炼、归纳能力，恐怕真的是需要专门学新闻的专业人士才能有的吧。记者们每天白天采访，晚上还写稿，确实是没有一刻空闲。其实我也是晚上就打开手提电脑写这个《采访点滴》的系列文章（前四篇和第五篇的一半都是在采访路上写的，第五篇的另一半与这一篇则是采访回来后才写的）。因为我这人患有“写作强迫症”，有想法不写下来就会难受，没有任何人要求我，我都还是非写不可的；而且为了避免时间长了会忘记，还得一想到就要尽快写下，否则脑子里就会不停地反复“背诵”打好的腹稿——这是以前没有电脑的时代，手写比打字慢得多，很多时候来不及立即写下想法，于是养成了这么个习惯：打好腹稿后为了避免忘记就反复地背诵腹稿的内容，到写的时候就只是把记背下来的腹稿默写出来。但我写这系列文章是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有感受的才写，没感受的就不提，自由度比记者们是大多了。所以虽然都是在晚上写稿，但他们是辛苦的，而我是幸福的。

还有一个摄影记者，拍的照片很捧。他给我们看他以前拍的车祸照片，不带一丝血腥，却能选取让人看了很感震撼的时机与角度来拍摄，可惜报纸选登时往往选的都是一些“弘扬正能量”的俗气照片。他还说到给领导拍照，有时能捕捉到一些很人性的镜头，他认为很精彩，报纸却又是不选这些，而只会根据是否拍得领导有威严的原则来选取。这些“落选”而其实更有艺术价值的照片，因为算是报社的财产，是不能私下发布于外的，被弃用就只能是从此不见天日了，真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