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是王利明现在生活的常态。作为我国知名的民商法专家，他著作等身，承担着繁重的科研教学工作。同时，他又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参与国家的立法工作。半年前，曾宪义教授退居二线后，人大法学院长的接力棒又交到他手中。王利明并非一个有着强烈个性的学者，他长于思考，比起他的前任曾宪义，他更为内向而不事张扬。要管理好名家如云的全国最好的法学院之一人大法学院，他深知担子之重，任务之艰，不亚于从事民商法的学术研究。他为什么还要知难而上呢？难道是因为“学而优则仕”么？可一所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在官方序列中，其显要也许还不如他另外一个身份：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用王利明在上任时对全院所作“就职演说”的话来说，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因为“常怀感激之情、报恩之心”。感激谁？报谁的恩？对王利明，这位中国“文革”后全面恢复法学教育培养出的第一代法学家，要感激的，要回报的实在太多。有他的恩师，有他读本科、读研究生和长期执教的学校，更有让他施展才华的祖国和这个伟大的时代。民商法专家的时代舞台在百废待兴的1977年冬天，王利明，一个长在江汉平原上的17岁少年，走进了黄鹤楼下的湖北财经学院，开始了四年hr的学习。王利明是幸运的，他比后来进入法律院系的同道早飞了半年。但入学之初的他，如何发挥少年人的想象，恐怕也难想象出自己将成为全国知名的民商法专家。因为那时候，除了少数专业人士，十亿国人，没几个听说过“民商法”这个词，全国也没有一部有关民商法的法律。尽管这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尽管我们的祖先从事民商活动至少三千年了，尽管国外有关民商法的法典、著作更是汗牛充栋。短短28年过去了，当年不谙世事的少年已成长为知名法学家，而民商法的地位和当年相比更是霄壤之别。在前不久全国上下都在讨论物权法的热潮中，王利明等民商法专家更是分身乏术，立法机构、媒体、院校、行政机关纷纷邀请他们去讲学、解惑。民商法之所以有今日的“热”，王利明认为首先是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他说，回首我成长的经历，首先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推动法制建设的大好机遇，得益于党和国家对于法制建设的高度重视，正是这一伟大的实践，给我们这些研习法律的人提供了学有所用的广阔舞台。其次，感谢我本科的母校湖北财经学院，感谢我的硕士、博士就读以及工作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