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逻辑的黑色幽默
在多家媒体报道若干例性早熟婴儿都有过食用圣元奶粉的经历之后，圣元称要把在内地并未公开落地的凤凰卫视以及凤凰网告上法庭。同时圣元发表声明，认为激素是一种昂贵的药品，自己没理由贴钱去给奶粉添加激素。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估计就让圣元更坐不住了，有媒体官方微博爆料：圣元奶粉在某网站发布的软文，被细心网友发现该公司正在操作员工们以行业专家的名义，发布观点以证明圣元奶粉的安全性。该文章中赫然写着“请穆总再增加点可署名的专家观点，也请黄总加些可署名的文献内容，证明奶粉安全性”等内容，舆论哗然。
当然，单就声明而言，圣元的应对和解释基本合乎逻辑，卫生部的观点更合乎逻辑：引发性早熟的原因很多，不能认为这些孩子都吃了圣元奶粉就认定一定是圣元奶粉有问题，同时责成湖北赶紧进行调查。
圣元的声明里，有一句带有黑色幽默的色彩，“纯进口奶源”，就这一点声明的解释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圣元的公关部门和客服答的都不一样，有的说奶源来自欧洲，有的说奶源来自新西兰。奶粉罐上写的是来自欧盟，但是一行小字表示：“特殊情况下使用欧盟外的乳品原料，但仅限于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三国。”
这个表态正是近两年中国乳业悲剧的化身：必须强调自己的奶源不来自国内。
几年前，发改委曾经向各大乳制品企业提要求，必须有自己的奶源基地。但是“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活下来的中国乳制品企业纷纷和出事的奶源基地划清界限，过去鼓励和组织消费者参观基地宣传山清水秀的活动也不再举行了。当时做得最彻底的就是圣元，它把出事的河北、内蒙等地的基地卖给了其他企业，黑龙江的基地交给了自己的低端品牌。
2009年从广东口岸进口的乳制品原料比2008年增长了41%，这导致德国媒体曾经惊呼，说牛奶涨价是中国人喝牛奶喝的。
降低的国家标准
和这种信赖欧洲乳制品而引发的进口狂热相对的，是乳制品国家标准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有所降低：1986年颁布的生鲜牛乳收购标准和2003年卫生部的鲜乳卫生标准，都要求蛋白质含量为2.95%，而2010年7月1日出台的中国乳制品国家标准却把蛋白质含量降低为2.8%(美国是3.0%)。
对于这样一个标准，制订的理由是中国养牛业散户居多、精饲料喂得少，奶牛的营养跟不上，产奶就会很稀、没有营养。
支持降低标准的专家表示，如果订的标准太高，很多奶农就只能倒奶，或者偷偷地掺诸如三聚氰胺之类的东西。至于降低到2.8%之后，含量为2.6%的牛奶里仍然可能掺三聚氰胺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解释如何应对。
另一个指标菌落总数定的是200万，在1986年的国家标准里面分了四级，一级是50万、二级是100万、三级是200万、四级是400万。韩国的鲜奶标准是7000。
据说在产“200万”的奶牛场里，基本上会出现异味和苍蝇乱飞，尽管以后会消毒，但恶劣的饲养环境会影响鲜奶的质量。
菌落标准的修改，使得过去相当于三级品的次品牛奶如今都成了合格品。至于修改的理由，据说也是为了保护这个行业。同时防止有人在牛奶里掺抗生素，至于奶农仍然会在送奶去奶站之前在桶里放一把某某霉素的问题，专家同样没有解释如何应对。
从营养和菌落两方面看，新国标都存在着这样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从来没有考虑到奖励优秀企业，而是把所有企业驱赶得向低标准去看齐，这看似保护了这个行业、保护了民族产业，却恰恰是毁掉了民族产业、毁掉了中国的乳制品行业。这样的标准将会让中国乳制品带着低质量的标签活下去，而无法对一个行业执行双重标准，还使得中国市场成为国外低端甚至于不合格产品的收容所。
在这样一个低标准松要求的市场环境之下，“国外奶源”一样可以和“本地奶源”一样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圣元的声明当中提到了另一点，就是出口国也会对商品质量进行检测—这其实是更具有悲剧感的一句话，一个中国乳制品企业已经认为中国政府部门的检测不足以说服消费者，还要提出那几个发达国家的标准。要依靠外国的有关部门来维系食品安全，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低国标保护的又是谁的利益？
除了一些经营不善的养殖散户确实松了一口气之外，最值得庆祝的应该是各地方政府。他们需要利税和GDP，和认真地执行严酷的国标让一批生产者(小企业、散户)垮掉相比，修改及格线让更多人及格，搞一个牛奶业的大扩招，实在是再和谐不过了。
其次是一些需要养殖业数字每年增长的部委官员和行业协会领导，对他们来说，奶牛头数的增加和乳制品产量的增加是现实的，可以写进报告里的，质量则很难量化，而且真对原奶动一刀，影响到很多方面的利益，还可能造成牛奶价格猛涨，引发消费者的埋怨，而且物价问题在中国又往往会牵扯到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
有人在保护，有人不愿意打破平衡，具体的监管部门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质检部门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按理说应该多总结教训，好好地考察一下乳制品业以及其他的食品行业，只要多问几个奶农，就可以知道使用激素在国内不罕见，应该在质检上有所体现，但是没人推进这种事。
坐在办公室里等报案的警察们
国家质检总局近两年在百忙之中还在推进诸如“电子监管码查询商品是否假货”这样优先度应该很低的项目，除了那些项目能带来利益之外，只怕还有懒惰和失职可以形容。
在性早熟事件发生之后，质检部门根本无法应对复杂局面，还怕麻烦地把家长们往外推，最后还要农业部提供激素检测技术。
如果有害物质是一群贼，那卫生部、质检总局他们就是警察，可是这几位执法者从来没有试图真正上街巡逻，发现隐患，而是坐在办公室里等报案—这是让中国人的孩子用自己的肾、肝，这次可能还是早熟的乳房，去试验有害物质的危害性。用健康和人命不断完善检验标准，发现那些本来不该出现在食品中的东西。
这样的管理水平，伤害的不仅仅是孩子和孩子的家长，还有企业。圣元这次的危机公关花销巨大，做得战战兢兢—谁不恐慌？有三鹿的先例，昔日里当做“免检企业”(真是个有关部门偷懒的好借口)对待，到曝出大规模丑闻了，便杀了祭旗。这是不教而诛，是不管理就惩处，这样的环境对企业既不公平，也不安全。
当然，最恐慌最愤怒的还是那些激动的家长们。而在这次事件中，卫生部宣布“调查”的表态无法令他们满意—在媒体介入之前，他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找工商部门，工商让他们自己找质量检测机构；质量检测机构又不接受个人的检测要求；直接找企业，企业又试图“2000元解决”。
要改变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行业协会真正变成行业协会、大规模地进行自查，同时设立对每一个消费者开放的监督机构，这些机构必须有足够大的实力，能抵御各方面的公关和干涉。
我有一个吃母乳的女儿，随着饭量增大，她早晚也要加吃奶粉和辅食。有人也许说，母乳最安全，但是她的妈妈要喝肉汤和鱼汤，这些鱼、这些肉有没有激素？婴儿的食物他们都不查，他们会去查那些大人的饭菜吗？当然，从圣元事件引发的争议和中国乳制品的新国标看，有关部门似乎根本没期待中国诞生乳业名牌，更别提保护先进了，吃不死人、能增加GDP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