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增长理论（也称内生增长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论证了各类R&D支出及其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生产率的提高从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国外许多学者，如索洛(1957)、丹尼森(1974)等对R&D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也表明，R&D支出的技术进步效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R&D支出到推动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些传导机制阻梗因素，导致R&D支出的增加并不确定地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从而经济增长。本文运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了R&D投入及其商业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机制，探讨了政府科技管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实现手段。
    一、R&D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
    1.基本模型
    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创新“浪潮或波浪”理论及其大量相关文献，分析了导致技术进步崩溃的三种可能原因：一是技术机会的减少；二是尽管技术机会出现了，但没有被产业管理者所开发利用；三是尽管创新已经产生，但没有导致生产率的增加。Baily和 Chakrabarti重点考察了第一种可能原因，并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设计了一个研究框架，用以检验R&D支出增长率的下降是否导致了技术机会的减少、创新的减少，而使生产率增长率相应下降。
    假定产出(Q)是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和 R&D投入(R)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在(1)式中，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代表了生产技术。技术进步可视为生产函数中连续不断的变化，从而导致在既定要素投入下可以获得更多产出。其中，a、b、w是固定参数，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 R&D投入的产出弹性。截项A是时间的增函数，代表与R&D不相关的技术进步或组织创新的变化。根据方程(1)，R&D投入的增加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提高，从而提高在既定资本和劳动投入下的产出量。通过对(1)式两边取对数并求偏导，可计算出 R&D增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小，即：
    R&D对TFP增长率的贡献＝W×R&D投入增长率＝W×(dlnR/dt)    (2)
    (2)式表明，R&D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就是R&D投入的产出弹性（或称之为R&D收益）与 R&D投入增长率的乘积，因此R&D收益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由(2)式可推出不同R&D投入及其产出弹性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贡献的几种情形（见表1）。
    表1  R&D投入及其产出弹性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类型类                   R&D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型      投入增长率            产出弹性           （经济增长）效应
    （或R&D收益）
    1         较高                  较高                     很大
    2         较高                较低或下降              较小或趋于0
    3      不变或略有增长           较高                     较大
    4      不变或略有增长         较低或下降              极小或趋于0
    
    2.R&D收益实现体制对技术扩散的重要性
    以上模型分析，阐释了从R&D支出到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R&D支出是技术研究和创新的物质基础，有效的技术扩散机制是实现技术创新到技术进步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再到经济增长的关键传导环节。因此，技术进步的崩溃致使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可能并不是因为创新的崩溃，而是由于不存在实现 R&D投入到商业应用的全部收益的体制。换言之，来自R&D投资的收益下降导致技术扩散效应的降低，使得R&D支出的增长没有带来生产率的相应提高。下面结合美国与日本、德国等在1980年的经济增长状况，进一步说明实现R&D收益对技术扩散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Ergas根据OECD主要经济体的经验和美国在 1970-1985年之间的技术研究状况，研究阐释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效应。Ergas区分了经济增长的两个策略：其一是通过发展领先技术推动经济处于技术前沿；其二是专注于已开发的技术的扩散问题。Ergas认为，尽管美国最近在技术前沿方面已非常成功，获取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增加就是明显的例证，但德国、日本等国家在把这些技术提炼、扩散至现存的产业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使之在1980年表现出了较强的生产率增长率。Ergas进一步认为，在促进生产率增长而带动经济增长方面，充分利用已有技术比创造新技术更为重要。换言之，生产率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技术的扩散和提炼。日本和欧洲部分国家由于在提炼技术上具有较高的效率，因而享受了较高的生产率增长率。Ergas的结论支持了Baily和Chakrabarti的研究，论证了美国生产率之所以下降，不是因为在科学前沿方面停止了扩张，而是因为美国经济未能有效地把新的技术融入生产中。由此可见，生产率增长率并不是完全依赖于R&D支出基金的多少，而更多的是依赖于R&D的产出弹性，也正如日本和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表现，旨在提高R&D产出弹性从而R&D收益的科技管理政策，导致了在既定的R&D支出水平下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
    二、R&D投入的市场失灵
    利用上述模型分析及其结论，进一步阐述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是美国上世纪80年代在R&D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为何市场体制没有推动经济增长；其二是当存在市场体制失灵时，为何政府采取相应科技管理措施、建立R&D收益补偿机制是如此重要。
    1.市场失灵原因
    实践表明，私人部门在基础研究成果商业化中投资不足，市场体制不会实现已有创新向市场的自然扩散。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引起的：第一，资本市场不能准确评估商业化R&D投资的风险。为了计算在既定的R&D投资风险水平下可以获取的收益，必须具备建立测度风险的方法。但已有研究表明，巨大的组织和资本市场使得正确评估用以测度风险的贴现率是非常困难的。第二，R&D投资不足源自于专用性问题，即R&D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之间的缺口，导致了对技术研发征收隐性税赋的外部性。换言之，从事创新的厂商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匹配，过低的私人收益率不足以鼓励厂商进行技术创新，尽管创新具有巨大的生产率增长率效应。
    2.R&D投资收益缺口
    私人厂商的收益有两个来源：要么是生产成本下降，要么是能制造一种新的或更好的产品从而以较高的利润加成予以销售。为了补偿用于创新的成本，从事创新的厂商必须以高于平均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但如果产品模仿是可行的，那么产品竞争或工艺改良将推动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利润边际低于创新成本。因此，市场体制固有的竞争因素，将降低初始创新者的收益至获利点之下，从而减少创新。Mansfield和Scherer估计了一个行业的R&D对使用相同产品的其他行业的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Mansfield研究发现，初始厂商的R&D在影响生产率增长率上对于二级厂商的R&D具有1/3至1/2左右的重要性。 Scherer研究发现，一级厂商R&D在影响生产率增长率方面对下游厂商具有3倍的重要性。他们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技术进步的大部分利益传递给了消费者，而这些利益是不能计入厂商收益的，因此，收益缺口的存在和较低的利润率使得厂商进行R&D投资是不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对R&D投资行为提供充分有效的激励。
    3.中观研究技术缺口
    专用性问题意味着很少甚至没有私人部门愿意进行基础研究投资或进行中观层面(middle-ground)研究。虽然中观层面研究具有商业应用价值，但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往往过于一般化，以至对私人厂商不具有吸引力。尽管对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表明，在这些技术上进行投资是合理的，但社会收益率常常远高于私人收益率。因此，仅在具有较高私人收益的领域的R&D才会受到引导。这就是所谓的“技术缺口理论”，即在专业研究上的科学进步和市场中开发的技术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技术缺口还导致了“基金缺口”：集中于应用研究需要资源的支出，高校不具备这些资源，而产业部门又不愿提供资金支持。对缺乏支持中观层面研究的原因可以从技术发展线性模型予以解释。创新来自于基础科学知识的进步，然后被产业部门应用于产品和工艺，产业部门吸收在高校和研究实验室完成的科学进步用于应用研究发展，并把这些科学进步转换成可获利的产品或新的生产工艺。但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模型，它把基础科学信奉为新知识的唯一来源，不考虑任何来自经验实践的问题。如果发生在每一环节的重要反馈被忽略的话，作出这种简化是非常危险的。
    4.增加中观层面研究的途径
    增加中观层面研究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在由政府管理的目标导向的发展规划中对中观层面研究提供更多的政府基金支持。Cohen和Noll在《The  Technology Pork Barrel》一书中通过考察六个政府计划，评论了这一策略的成功之处。他们认为，当存在厂商不能捕获的巨大经济溢出效应时，目标导向的 R&D规划被证明是合理的，尽管存在如联邦决策过程、管理缺陷和代表政府提倡规划的技术专家的技术乐观主义等失灵因素，可能导致旨在增加中观层面研究的政府基金是低效的。二是改变市场条件引致厂商本身从事更多的此类研究。例如，通过颁布税收减免法或增加对投资中观层面研究的激励。美国的《贝-多尔法案》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刺激中观层面研究的一种方法实例。
    三、美国科技管理的例证：《贝-多尔法案》
    1.美国R&D知识产权制度安排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对如何配置由政府支持的R&D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政策观点及其制度安排。一种是政府投资主体归属论观点，即政府应当获得由其投资而产生的相关创新的知识产权，并由政府免费开放和服务于公众，以保证公众投资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成果实现最大限度的扩散；另一种是R&D活动主体归属论观点，即政府应允许R&D合同的合约人（即R&D活动的主体）拥有知识产权或者持有独占性许可，以激励其创新积极性。
    二战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实际上遵循了第一种观点及其政策安排，对政府实验室和大学的R&D活动进行了大量投资，以推动政府实验室和大学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但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为此，美国政府开始调整相关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法规变更是，1980年开始实施的《贝-多尔法案》（Bayh-Dole Act，即《专利与商标法修正案》），并在以后不断加以完善。
    2.《贝-多尔法案》的基本思想
    《贝-多尔法案》明确了一个重要原则，即向私人企业进行技术转移是政府资助R&D活动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允许大学、非盈利机构和小企业自动保留由政府资助的R&D活动所产生的相关知识产权，并要求它们必须申请专利并加快专利技术的商业化，同时还允许政府实验室向私人企业发放政府专利的独占性许可证。事实上，《贝-多尔法案》体现了上述关于R&D活动知识产权归属的第二种观点，明确了在政府资助R&D活动中，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等的专利产权主体地位，提供了有助于大学、政府实验室、企业、政府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领域充分合作的制度环境，创造了实现来自R&D活动收益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克服技术市场的不完善性，促进技术转移的顺利进行，并通过许可交易协议促进后期试验和产品开发阶段的技术合作。从1980-1987年，美国政府进一步完善了《贝-多尔法案》所涉及的各项条款及相应的具体规定和措施，出台了一系列备忘录、政府通知、补充议案、条约集等法律文件。例如，1980年出台的《贝-多尔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允许大多数联邦政府的实验室将联邦专利的专有许可证授予美国企业和大学，使得原归属国家所有的专利技术不再束之高阁；同年出台《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明确政府在促进商业创新中的广泛作用，并且首先采取了将技术从联邦实验室转移到企业的重要措施，使技术创新转移成为联邦实验室的明确任务；1983年，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把1980年法律的适用对象扩大到大企业和营利性机构，允许承包商保留专利权，鼓励他们开发发明的商业潜力；1986年，美国国会出台了《联邦技术转移法》，进一步明确国家实验室拥有发明所有权，并允许其将发明以许可或独占许可的方式转让给企业。
    3.《贝-多尔法案》的实施效果
    《贝-多尔法案》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产生了较好的效果。1980年以前，每年授予大学的专利还不到250个，也仅有25个机构从事技术转移，但这在 1980年以后出现了爆炸性增长。AUTU调查数据显示，从1993年以来美国高校每年拥有平均1800多个专利，仅在1998年，美国132所大学就拥有2600个专利。同时，《贝-多尔法案》实施以来的技术转移情况与政府保留发明专利权利时期相比，也表现得更好。按照大学技术管理协会，在1991-1998年之间，对美国大学每年提供的一系列数据的分析表明，自 1991年以来，美国大学的发明增加了59%；新专利应用增加了164%，年均增长率为15%；专利特许增加了120%，年均增长12%。据大学技术管理协会数据显示，在1999年，通过大学发明的商业化，获取了 335亿美元的收益和28万个高薪水和高质量的工作岗位；1998年在专业研究过程中完成的发明并转换成产品的销售收入达到290亿美元；从事技术转移的大学是1980年的8倍之多。自《贝-多尔法案》实施以来，通过特许经营活动，成立了1900个公司。这些数据表明，《贝-多尔法案》通过允许大学对在使用联邦基金支持研究规划下的发明专利拥有权，通过鼓励大学与产业部门合作推动这些发明的应用，已成为增加中观应用层面研究从而提高来自R&D收益的有效手段；通过允许产业部门从事联邦基金基础研究，已经缩小了在研究和产品开发之间的“技术缺口”，有力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树立了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领先地位，创造了持续经济增长的成功，加速了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
    四、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R&D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而使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合美国与日本、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绩效，证明了由于没有实现R&D收益的有效机制，导致了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生产力危机”，并提出了增加R&D收益（产出弹性）的方法，即通过改变市场条件，引致厂商愿意从事增加应用层面的研究投入，或者提供鼓励研究成果商业化的激励手段，最后以美国《贝-多尔法案》为例证，阐释了政府实施科技管理及其有关科技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本文的分析及结论，为全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加强政府科技管理职能以及推动我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是政府在推动科技发展中应积极履行管理者功能，制定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发展规律的有关规划及法规，提高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灵活性和效率，为推动科技发展和成果产业化创造和提供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这在《纲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加大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税前扣除等激励政策的力度，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允许企业加速研究开发仪器设备的折旧等”，为提高和确保实现 R&D收益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
    二是改革现有科技资源尤其是政府科技基金的分配体制，探索建立国家、项目承担单位和发明人之间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最大限度发挥科技资源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效应，有效协调“官、学、产、研”之间的互动关系，培育和发挥不同主体在科技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协同效应。《纲要》对此作了充分阐述，如在科技投入方面，树立了“政府引导型”的全社会科技投入新方略，并在政府直接投入部分体现了加大力度、适度超前、重点支持的方针，这些新的思路和提法将有效地推动政府、企业、金融体系、第三部门在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之上的科技投入合理分工和协调配合，促进多元化科技投入体制的建立。
    三是在强调大力开展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同时，要妥善处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之间的关系，有效推动不同区域经济体之间的技术转移和扩散，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科技和经济和谐发展。《纲要》把自主创新提高到事关国家战略和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并贯穿于各个方面，将对我国科技水平层次提升、区域结构协调和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收稿日期：2006-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