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的副作用日益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主要根源。科学在现代社会中自身合法性的表述也因风险问题而受到质疑，进而构成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风险社会理论正是以风险为基本范畴来诠释现代社会的危机。而科学传播作为科学与公众的沟通渠道，能否在现代社会化解这种信任危机？本文将依据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通过科学传播建立公众信任的可能与途径。
    1  科学技术与风险社会
    人类社会始终面对着饥荒、瘟疫、地震、山洪等各种形式自然灾害对自身生存的威胁。然而，现代社会人们所面对的风险却大多不是这种来自自然界的“外部风险”。实际上，从人类社会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以来，上述威胁一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多面对的是诸如：核动力风险、化学产品风险、生物产品风险等由科技发展副作用导致的，产生于人类社会“内部”的风险。这种风险不同于工业化时期以前人类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它们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这些决策往往并不是由无数个体草率做出的，而是由整个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权衡利弊得失后所做出的[1]。这种风险对人类生存潜在的威胁与破坏作用构成了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危机，以至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认为现代人们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 risk society) [2]。我们也可以将这种主要由科技发展副作用导致的风险称为科技风险。
    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到20世纪，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现代社会高度复杂的专业分化，使得传统社会科学旧有的思维方式和概念框架对社会问题的解释模式受到了强烈挑战。由贝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率先体系性建构的风险社会理论正是对这一挑战的尝试性回应。这一理论将现代社会危机的核心问题归于工业社会陈旧的思维理念和安全调控模式已经丧失了解决其自身所衍生的社会、政治、生态与个人危机的能力。
    贝克将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看作现代化过程的两个阶段[3]：前一个阶段是工业社会对传统社会形态的抽离与重新嵌合，是“简单现代化”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个阶段系统性地产生了影响和自我威胁，但这些影响和威胁尚未成为大众问题或政治冲突的中心。而第二个阶段，由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是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的抽离与重新嵌合，即“自反性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工业社会的危险开始支配公众、政治与私人的争论和冲突。现代社会于是不得不面对自身(简单)现代化过程所造成的种种未预期的、不可控制的和不可计算性的巨大威胁。科技风险问题也因此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
    2  风险社会与科学理性
    启蒙运动以来的传统工业社会中，不断强化的科学主义信念与科技官僚、全能国家的制度化结合简化为工业社会的“科学理性”。现代社会正是在这种简单的、线性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科学理性的支配下，以对发展无可置疑的信念所构筑的宏大工程的结果。
    贝克试图通过对风险社会的分析，以自反性现代化的角度，对工业社会合法性基础的重新审视，并以自反性的辩证思维，来取代这种简单的、线性的科学理性的思维。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自我诠释和解决风险的系统，已随其自我再生产的复杂性而失去了控制能力。现代社会必须找寻新的发展出路，必须扬弃原有规范系统下的社会制度基础，重新构造社会发展的基础。
    贝克认为，循着工业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内在逻辑，人类社会将可能行进到一切都必须按照科技专家所提出的原则来进行管理的技术统治时代，或者行进到直接由科技专家统治一切的专家政治时代。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也由此发生扭曲，科学理性往往成为这个社会进行判断或政策决定最后的依据。(科技)专家的意见，通常依据一套专业的统计数据和自我表述来验证其合法性，而作为外行的公众却只能被动地接受专家的意见。科学知识及其社会应用成了专家的禁鬻，专家们的专业知识成为横亘于公众与专家之间的一道鸿沟。
    然而，科学知识本身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和日益复杂的专门化使人们认识到，不可能有“所有专家中的专家”，专家对知识所拥有的权利不仅很具体而且常常可能有内部争议。长期以来专家所独享的，对严重危险和灾难之存在与否的鉴别权、判断权和解释权日益受到公众的质疑。
    那么，风险社会有没有自己的理性基础？如何建构风险社会的理性基础呢？贝克对此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结的原则：第一，实行权力分配；第二，营造一个公共领域[4]。贝克认为只有一个激烈的、有说服力的、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才能够将科学的精华从糟粕中分离出来。公共领域所应担负的独特的责任将会涉及到大的原则方面的所有问题，将会涉及到科学文明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而所有这些长期以来一直遭到一般意义上科学的忽视与排斥。社会公众在这里将发挥着一个“开放的上议院”所发挥的作用，以便把“我们希望怎样生存”这样一个生存标准应用到科学规划、科研成果及应对科技风险问题等方面。这个“开放的上议院”也将成为保证科技发展和应用二者分权的舞台和论坛。
    风险社会理论为关注于公众与科学关系的科学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科学传播研究所揭示的公众与科学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正是风险社会危机的反映。
    3  传统科学传播模式：英国公众理解科学运动
    以英国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为代表的传统科学传播观点实际上就是基于传统工业社会的科学理性基础，将科学传播活动理解为科学知识由科技专家向公众的单向流动。在讨论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传播模式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传统科学传播模式是如何应对科技风险问题的，它又会产生怎样的问题。
    进入20世纪后半叶，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科技风险问题，使公众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同时风险也接踵而至。公众对科学的态度也开始变得充满矛盾，甚至有些敌意。
    公众态度的变化和大众媒介中不断增多的对科学的质疑，同样使科学家们感到焦虑。科学家们感到科学在社会中传统的权威地位正在丧失，而这将直接威胁到科学的良好运行和社会地位。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运动就是科学家们这种焦虑的反映。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发表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基于传统工业社会科学理性的思维模式，报告强调了让公众理解科学的重要性（注：以下该报告引用部分的译文参照了：张正伦.中国公众的科学技术素养[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208-266。）：科学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和工作的许多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的繁荣昌盛，都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的颁布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的背景和含义。因此，每个人都应对什么是科学、科学技术的成就和它的局限性等问题有一个起码的了解[5]。报告促使了一系列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开展。英国的许多科研机构也开始纷纷制定自己的公众理解科学计划，并为其成员参加这些活动提供基金支持。这一切后来在英国导致了的一场颇有影响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
    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支持者们认为，公众对科学能否持有一个明智的、公允的态度，取决于他们是否深切关注科学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相信，公众对科学了解得越多，就会越喜欢并且支持它。
    然而，实际的结果并不像运动的支持者们想像的那么简单。调查结果表明公众的态度并没有发生运动支持者预期的变化[6]。杰弗里·埃文斯和约翰·杜兰特( Geoffrey Evans & John Durant) 的研究表明：对科学的理解会对人们的看法产生某些变化，但这远不能说明理解必然导致支持的观点。通常理解科学和对科学的支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7]。
    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将这种科学传播模式(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指责为“不足模式”( deficit model) 的科学传播[8]。这种模式预设了公众(知识)的不足( deficiency) 和科学家们的充足( sufficiency) ，传播过程被描述为一个从科学家到公众的单向流动。不足模式也暗示了公众的被动处境：传播所需要的仅仅是用修辞的方法将科学事实和科学方法转化成能被科学知识贫乏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公众所接受的形式。按照科学家们的观点，传播仅仅是为了认知，知识只是被转移。公众的伦理和价值判断等社会理性的因素被认为是不相干的东西而被排除在外。
    而对公众态度的研究表明：虽然公众并非是反科学的，但对科学的某些担心却明显存在。造成这种担心的原因并非是公众缺乏对科学的理解，公众缺乏的是信任。并且公众对科学较多地了解有时反倒增加了这种担心：布赖恩·温( Brian Wynne) 在对塞拉菲尔德( Sellafield) 核电站学徒工的调查中发现，学徒工们并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对与他们工作的核电站有关的科学知识感兴趣。他们相信他们的雇主和同事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功能齐全的环境从事他们的工作。而当他们对核动力发电的物理知识，以及核动力发电的风险问题有了些了解后，反而危及了他们和同事间的信任[9]。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科技风险问题导致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基于传统工业社会简单的、线性的科学理性的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并无助于重建公众与科技专家间的信任，而这却是风险社会中科学传播问题的关键。
    4  风险、信任和科学知识
    现代社会中，人们通常会忽视发生在周围的大多数事情。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认为：人们这样做既不是由于无知，也不是因为缺乏兴趣，而是因为人们显然不可能对这个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感兴趣。吉登斯举了人们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走的例子[10]：我们可以看到路上的其他行人，并且下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撞到他们。但除此之外，我们通常并不在意他们的存在。我们忽视街上的行人，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到处都是“陌生人”的世界中生活，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只能信任他们。如果不信任他们，那我们的生活将会是令人疲惫和心烦意乱的。吉登斯把这称为“世俗的不经意”( civil inattention) ：我们信任路人，因为通常他们不会撞上我们或偷了我们的钱包。如果我们决定信任他们，问题就简单了，对他们的了解也成了多余的。但如果这是一条黑暗、拥挤的道路，而我们的一位朋友又刚刚遭到抢劫，那我们的体验会完全不同。我们要花大量的精力去注意他们。信任被打破了，世俗的不经意不再存在。
    对科学而言，大多数时间里，人们表现出这种世俗的不经意：当公众信任科学的时候不必非要了解它。人们知道科学的存在，也适应了科学在他们生活中的存在，正如他们不会撞到路上的行人一样。而同样，一旦原有的信任被打破了，世俗的不经意也会同样消失，人们会迅速的表现出对科学的关注。现代社会中公众所表现的对科学的担忧甚至敌意，正是原有的信任被科学技术负作用带来的科技风险问题所打破的结果。
    信任是风险社会中科学传播问题的关键。科学传播的目的应当是建立公众与科技专家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不是简单地告诉公众应当信赖的知识。实际上，传统科学传播模式所预设的“公众理解”与“公众态度”的简单关系，不仅无助于信任的建立，有时反而成为一种障碍。温在对前苏联切尔诺贝利( Chernobyl) 核事故发生后，英国政府在坎布里亚郡( Cumbria) 为控制放射性污染而采取的畜牧业限制政策效果的研究表明：导致公众持续不信任态度的原因在于，专家们忽视了牧民们对当地特殊环境所具有的独特知识，以及面对失败时固执、傲慢的态度[11]。温还指出，人们不会抛开他们现有的知识和判断力去直接利用、接受科学知识。实际情况中，科学知识很少不需要特定环境的辅助知识( supplementary knowledge) 就能被理解，即使这些辅助的知识在更广的范围内不被承认。人们判断由专家提供的科学知识是否值得信赖往往要看它是否与已被他们的经验所验证的知识相矛盾[12]。在日常生活中，公众对科学知识的判断是和他们所具有的其他形式知识相关联的。
    公众知识常被看作是一种具体的、特殊的与情景关联的“地方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 。与此相反，科学通常被理解为抽象的、普遍的、标准的去情景化( decontextualization) 知识。然而，这种启蒙运动以来理想的科学观在20世纪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如建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及女性主义等等)。美国新一代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 Joseph Rouse) 以对科学实践的分析为依据，否定传统科学观对科学知识普遍性的说明，主张科学研究的地方性和情景化。劳斯认为对科学知识必须按照实践性、地方性的把握来加以理解[13]。在劳斯看来，从根本上说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它体现在实践中，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或独立于情景的规则。
    劳斯把科学理解为解释性的实践领域。对劳斯而言，不仅科学本身是实践的，科学知识的应用也只能以实践的、地方性的方式把握：科学知识的转移(到实验室之外的其他各种场合)不能理解为只是普遍有效的知识主张的例证化。转移必须被理解为对某一地方性知识的改造，以促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是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走向其特定的例证[13]。
    5  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传播：公众参与科学
    那么，在风险社会中，面对科技风险问题，如何构建公众与科技专家间的信任？英国《科学与社会》( science and society) 报告[14] 倡导的基于公众参与的新型的科学传播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道路。这种模式将科学传播活动理解为一种公众与科技专家间的双向沟通过程，通过公众与科技专家间就科技风险问题的讨论、商议以达成共识，从而建立相互的信任。
    2000年，英国国会上议院( House of Lords) 通过的《科学与社会》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过去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教训。信任在这份报告里成为关键的问题。报告不再用大量的篇幅呼吁公众应当去了解科学，取而代之的是，报告热情地提倡基于公众参与的对话、讨论和辩论。
    通过实际考察，报告列举了实践中的一些公众参与的具体方式，如：协商式民意测验( deliberative polling) ；常设咨询组( standing consultative panels) ；焦点问题组( focus groups) ；公民陪审团( citizens' juries) ；共识研讨会( consensus conferences) 等等[15]。这些公众参与活动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包含普通公民；听取专家意见；进行讨论、商议；提出政策建议。
    报告反映了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以来，英国科学传播观念的深刻变化。杜兰特将这种变化称为“民主转向”( democratic turn) [16]。而这种模式下的科学传播又被称为是“民主模式”( democracy model) 的科学传播。在这里，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成为首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应当通过在公众与科技专家间的公开对话和建立共识来完成，而不是通过科学知识向公众的单向传播。
    “民主模式”所指的民主是19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理论中兴起的“商议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 模式。哈贝马斯以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和交往( communication/kommunikation) 行为等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一种超越于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之上的“第三种民主”的规范模式，即程序主义的商议民主[17]。商议民主强调通过讨论、商议达成妥协和利益调整，而这种妥协和调整不仅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议制度形式，还应当表现为公共领域中的商议制度形式。哈贝马斯强调，商议民主的实质在于：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公共意志的形成，必须包容所有人不同的意见，并通过理性的论证或争论，以求得共识。
    民主模式的科学传播基于商议民主的规范原则，摒弃了传统工业社会科学理性对科技发展的垄断。试图通过公众参与的形式，营造出一个由开放的科学论战武装的公共领域，使科学的研究与实践接受公共领域的检验。将科技发展建立在包含公众价值的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多元共识基础上，而不是科学理性独断的基础上。
    6  结论
    综上所述，依据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发现科技发展的副作用所导致的科技风险问题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而科技风险在现代社会引起的危机源于支配传统工业社会简单的、线性的科学理性。科技风险导致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这是风险社会中科学传播问题的关键。而基于传统工业社会科学理性基础的传统科学传播模式，无助于解决公众的信任危机问题。立基于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多元共识基础上的民主模式的科学传播，为解决公众的信任危机问题，建立公众与科技专家间的信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