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上午，众学友来到中大学人馆，进行会议的正式流程。午饭后片刻，敏兄带领众学友到中大校内参观陈寅恪的故居。晚上，众人则到沿江的饭店跟教授一起吃饭。
在过道处，有学友提及税制改革的问题。敏兄回答说税务部门曾经尝试过很多办法。其中一种方式是发票摇奖刮奖，然而效果似乎并不好。因为兑奖的目的在于让顾客监督商家开发票，所以给予顾客一定奖励。但商家往往直接打折，等于让每个顾客每次都中奖。而只要折扣不超过开发票的税收支出，那么商家和顾客都愿意合谋。
教授夫人问大家，刚开始读教授文章的时候是否会觉得难读。方兄说他二十出头就开始接触教授的文章，但当时完全看不懂，只是觉得很好玩、很过瘾，就像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于是一直不求甚解地反复翻看。启程兄说他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很容易读懂，甚至一看就明白了，后来才发现其实是自己骗自己，实际上要把理论运用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有学友问教授，佃农理论读了很多遍还是不明白，应该怎么办。教授说你们读不明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易宪容翻译的中文版翻得不好，应该去读英文原版。敏兄说佃农理论中文版读起来明显不连贯，但好处就是读得不顺、感觉不对劲的地方，能够逼自己停下来好好想想、找错。现在网上很多人说佃农理论错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没读懂。佃农理论确实很难读。敏兄当初也是读了两三遍才基本读懂。读懂后敏兄当时就震惊了，而他最大的收获是从会计报表上看到了合约。
教授夫人说教授在美国期间得到了很多贵人和大师相助，非常难得。比如前段时间来华访问、拜访教授的麦克洛斯基（注：全名为Deirdre N. Mccloskey）。两人一见面，麦克洛斯基就激动地对教授说：“Teacher！Teacher!”原来当年教授的英文不太好，而英文不好的人在国外学术圈里是要遭歧视的，于是，麦克洛斯基就帮教授提高英文水平，教授则教她经济学。麦克洛斯基后来通过变性手术成为女儿身。她要求别人都必须称她为“she”，而教授则例外，因为她与教授认识的时候她还是“he”。
教授说他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时思考了很久，最终才完成了这本书。而他写佃农理论时很快就想好了，因为他当时受到了往事的启发，特别是抗战逃难期间因为饥饿而在田里偷番薯的经历。教授还说，他在即将出版的《经济解释》第三版里对国家理论进行了大修，还要把四卷本拆成五卷本。
敏兄说佃农理论第八章里关于边际作物的验证部分非常精彩。农民在土改减租后，要提高劳动投入才能重新达到均衡。然而提高劳动投入，有轮植（注：书中有时亦称提高种植率）和提高种植密度两个方式，而且既可能带来平均亩产的上升，也可能带来下降。通过轮植我们可以找到边际作物。边际作物香茅草从来不会作为正业作物来耕种。这样就把轮植还是提高种植密度这两个方式巧妙地绕开了，从逻辑上指向了平均亩产因为边际亩产下降所以必定下降（注：因为不管是轮植还是提高种植密度，种植香茅草的平均亩产一定会下降）。而香茅草在土改以前的平均亩产就是劳动的边际成本，轮植或增加种植密度的边际亩产就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从而得出了佃农在边际外投入的劳动产出低于其劳动成本。而敏兄在自己的炒股文里也用了类似的思想，而且还用了两次。
敏兄继续说到，佃农理论的理论框架后来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里又用了一次。这次是从农业上的合约转到了整个国家的合约。其实在教授写作这本书前，国内有几个学者已经很接近教授的答案了，然而他们都没有教授那样的理论高度来处理好那些事实。所以最终结果是他们与之擦肩而过，正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们读完《中国的经济制度》就应该明白，地方政府在县际竞争中，实际上是在扮演着一个个类似于百货公司的角色。很显然，百货公司里的货都不是随便就让你上的。百货公司都是有各种行政干预的，比如说要给你分多少利、限制你只能卖什么东西、要布置到什么位置、要有几个促销员、要不要参与营销活动等等。换句话说，他们作为地主，必须要控制要素间的搭配达到最优的T点。而百货公司的行政干预，其实就是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只不过产业政策如果上升到了中央层面，那就完蛋了。地方政府决策出错，就会被市场淘汰掉。淘汰的方式就是人口这些要素外迁，而现在的东北就是在经历这个过程。
最震撼的是敏兄还用佃农理论解释了溺婴现象。如果把孩子当作农民，那么总有一个最优的农民数量。所有的资源都有一个最优的要素搭配比例，只要偏离最优的T点，必然带来总租值的下降。溺婴就是在选择合适的农民数量，只不过在这里变成了杀死婴儿。最后敏兄总结到，佃农理论的实质，就是两种生产要素搭配生产时如何分配达到最优的T点。
周燕老师对敏兄说，你刚刚讲得这么好，应该来翻译佃农理论。敏兄说我英文不行，能够做到信达的程度，但还做不到雅的程度。
周日结束会议后，众学友结伴到中大东校区旁听李老师的课，然后来到不远处的饭店落座吃饭。我们一行人同敏兄一桌。
有学友问及，合伙制和股份制的股东合约有何不同。敏兄说，合伙制和股份制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股份制是以投入有形资产来合伙，也就是所谓的资合。有形资产随时间推移其价值变化相对不大，因此资合的初始股份比例也不需要调整。然而人合，也就是合伙制，是以人力资本入股来确认分配比例。而人力资本的价值随时间推移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依然沿袭初始的分配比例，就会完全不能适应了。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度量费用和监督费用是较高的，当然要用另外一套制度来约束。这也是合伙人的章程会比股份公司更复杂的原因。
有学友问敏兄，华为为什么一直不上市。敏兄说这是因为华为实行虚拟股权来避税。华为的虚拟股权把员工的收入类型从薪酬转为资本利得，从而把接近50%的薪酬累计税率，转化为20%的资本利得税率。否则，华为员工那么高的工资，岂不是一半都要变成税？或者说，华为要保持同样的实际收入来驱动企业竞争力，岂不是要付出吓死人的代价？如果是那样，华为会垮掉的，因为顾客可付不起那么高的价。
有学友说，自从学了经济解释后，有时会纠结用产权、合约、成本中哪个角度来看问题，于是就问敏兄平时喜欢从什么角度看问题。敏兄说他喜欢从合约的角度看。合约直接约束竞争，毫无疑问就是指产权。而我们平常说的产权是针对所有权、使用权、收入权和转让权。后三者才是实的。而合约里头也有类似的对收入、使用和转让的说明。然后敏兄就举了中信建投的例子。中信建投有三个股东，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北京国资委，还有一个是中信证券。其中中信证券是小股东，三家争权很厉害。王岐山就把使用权界定给了中信证券，只针对产权里的使用权做出约束，其他不管。另外两家大股东敢怒不敢言，而不敢言就是同意，同意就是合约。
敏兄接着又举了他工作过的公司的例子。他们老总为了跟另一个老总攀比，就要求员工们鞠躬。底下的员工不乐意，就去找工会，因为如果执行，工会书记也要鞠躬，书记肯定不愿意。敏兄说其实就是把这个权利界定给书记。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大家向包括书记在内的领导鞠躬，敏兄辞职。敏兄最后感慨地说，产权给谁很重要，给不同的主体，可能会有奇异的转变。
我问敏兄，三星手机为何现在屡屡出现事故。敏兄说，这现象表面上是三星自己作死，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背后其实是近几年来华为等中国手机的成本优势太强。三星为了熬下去，同时维持住财务报表上的利润，所以不得不向供货商施压，供货的质量大大下降。而供货质量一下降，事故发生率自然上升了。其实苹果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三星死得要比苹果更快而已。迟早不是他们的合约被市场淘汰，就是他们整个企业被市场淘汰。
有学友问敏兄，平时有没有靠内幕消息来炒股。敏兄说有也不能说啊，而且是确实是没有……敏兄又说到，其实像我们炒股的人，平时认识的人多了，或多或少会比别人知道多一点资讯，但最关键的是你要能分辨得出哪些是信号、哪些是噪音。
有学友提及最近林丹出轨的事件。敏兄说谢杏芳的做法非常明智，背后应该是有高人指点。她马上对外宣布原谅林丹是要先维护住整个家庭的租值，因为多说一个字就少一千万。外人前两人好好配合，外人后关起门来慢慢算账、要跪键盘都行。
后来，大家又谈起李嘉诚和他的坑爹儿子李泽楷。敏兄说李泽楷当年在电盈事件里耍了些小伎俩，还以为其他人都看不出来。其实别人早就发现他有问题了，只是一直相信着李家的声誉，所以没做好防范。李泽楷后来坑了很多人的钱，把他老爸的名声都搞臭了，简直就是在卖祖宗的牌坊。李泽楷也是没有远见，李家的招牌其实远比他这样赚来的这些钱值钱多了。特别是那些做大生意的人，其实是非常看重这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