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时势的相互成全

臧否政治人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庸人无咎无誉”。政治人物所做的决策，触动的利益无数，单价值观或利益取向这两关都很难做到“有誉无咎”。政绩又不像诗人词客笔下的白纸黑字，清晰可辨。且决策的局限、效果及背后的事理，有时即使是史家也看不明白。邓公的历史地位之所以历时弥坚，屹立不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79年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段对比强烈。他把中国从民不聊生的崩溃边缘带出来，而近40年民众生活改善实在是惊人，风雷激荡，一日千里。

是“时势造英雄”。邓公第三次复出成核心，已是75岁高龄，精力不衰，而智识经后“两落”的静思冷观，又处高峰。说起来是华夏民族的幸运，“文革”幸存的元老中，精通党务、行政、外交和军事的，唯邓公一人。而又被过往的业绩所证实，是“手起刀落，立竿见影”的一位。“权”不树已“威”了。当时的中国，经过以政府替代市场，求强求富的举国“计划实验”近30年，已是满目疮痍，跌入谷底，非变不可了。是这样的历史时刻选择了邓公，布展了他挥洒的舞台。

也是“英雄造时势”。国家是一张旨在降低交易费用，提升社会财富产出的（制度）合约。邓公领导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场合约改写的“革命”，是把原有的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合约改为以资产界定权利。作为决策核心，邓公居于合约改写的关键，而又在多处关节上留下“神来之笔”。这一97年邓公辞世时已基本完成的新合约，不仅快速使中国由农耕时代成功步入工业时代，经济总量重返天下第一（以实际购买力论），也映照了欧美日等国的国家合约存在的巨大漏洞，彻底改变了地球的产出竞争格局。对人类未来国家合约的演化，也影响深远，日久益显。

独步天下的中国合约

邓公第三次复出后，果断迅速地停止了“阶级斗争”，并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上。他经济直觉一流，在坚持“秩序优先”（共产党领导）和权力一定要清楚界定（“核心论”）的前提下，逐步将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

首先，他抛弃了过去的意识形态，打破思想束缚，重回实践理性，坚持“以效度量”。这就是著名的“猫论”。他反对左或右凭空想象的“工程主义”思维，认为谁也不具备“中国往何处去”的知识，主张不争论而要实干。凡是能提高产出，并改善民众生活的政策策略，都可以予以承认。

其次，他提出了“画圈”建“特区”，进行“局部实验”的方法。实验成功了再推广，失败了关掉，再另找办法。这一方法既是对革命时期根据地建设经验的借鉴，也是对建国后近30年的举国计划实验血泪教训的总结。

三是把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打开国门，参与全球的产业竞争和贸易分工，降低讯息费用，倒逼内部的产权改革。并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低价的“比较优势”，引入外资，在“干中学”中提升租值。

非复制西化而独自试错摸索，结果是20年下来，中国写就了一张全球独步的国家合约。这张合约即保留了中国传统政制的一部分（中央集权制和选贤与能），又吸纳了西方政治的某些要素（政党制和长老寡头制），同时又深契中国的现实局限。合约主要条款是以GDP作为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并与增值税分成合约下的县际竞争制度相互配合。地方政府以土地要素参与产出，并处理其中交易费用较高的部分，其余的则留给“市价”指引运作。

两条史线的评价坐标

英雄不问出处。而评价英雄，也只能不论动机，只看业绩，“以效度量”。评价邓公的丰功伟绩，要站在高处，放在两条史线：华夏史和人类史上才能看清看准。

中国在农耕时代自唐已是全球经济的中心，精耕细作的知识和皇权制合约使得华夏子孙领先其他族群千年。诗词书法、绘画瓷器等方面的成就曾让世人咋舌。科学史学家一般承认，起码在14世纪之前，科技知识的流向是自东向西。而以人均生活水平论，到乾隆末年，英国才超越中国。

自18世纪开始，伴随着西方科技知识与工业力量的结合，中国开始在产出竞争中落伍。在英法的“船坚炮利”之下，鸦片战争战败，清帝国被迫扩大贸易之门。此后，求独立、富强就成为华夏子孙的努力目标。期间，国家几度陷入被肢解分裂的险境。经过数代知识精英的努力，包括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但带领完成中国工业化的是邓公。他主政期的合约改写是关键，不仅使华夏民族在工业时代再次站了起来，也复兴了一只从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和文化。而目前人类即将步入的“智物时代”，中国也已领先了半个身位。

从人类史的视角看，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10亿人口级别的成功工业化的国家，大大增进了整个地球人的福利，也带动了越南、印度等更多国家一起参与全球产出竞争。同时，中国新合约与欧美日以“投票”来决定治权归属和财富分配的“大锅饭”合约相比，产权界定清晰，租耗较少，产出效率上的胜出是明显的。当前欧美日的衰退和乱局既是其国家合约出了大问题，也是中国崛起，竞争失利的结果。

优胜劣汰。欧美日的国家合约一如78年时的中国，要大改。否则资源租值会继续降，民众生活水平跟着落。也就是说，中国国家合约的重写，引发了地球整个产出格局的变动，也逼迫人类重新审视既有的国家合约种类。不合时宜的合约不改不活。没有愚蠢的“普世价值”，不同的国家合约，对应着不同的资源租值和民众生活水平的高低罢了。（具体的分析，见“修宪确权定百年”一文）。

修宪是最好的悼念

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波澜壮阔，动荡起伏的一个世纪。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汽车、电视、飞机、高铁、潜艇、坦克、核武、宇宙飞船、电脑、互联网等新产品层出不穷，不断涌现。人类可以纵情地在天上飞，水下游，也可以在太空中自由漫步。通达效率大幅提升之下，地球渐变为一个村落，产出分工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波及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爆发了一战、二战和“冷战”，参与国成群结队，死伤以千万计。吃一堑长一智。为了降低“以战定争”的巨大租耗，也发明了“国联”、“联合国”、“不雷顿森林体系”、“欧盟”等新的合约品种。而在苏联、中国等国，也尝尽了“公有经济”的后果，苦不堪言。尽管夹杂着无数的血和泪，但毕竟受益于新科学知识、新合约的发现发明，地球人口由1900年的16.5亿，繁殖到目前的73亿，且民众的生活质量也大幅提高了。

这个世纪也涌现出无数的政治人物，随手可列出的大国重要领导人包括列宁、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但以其行为引发的民众生活改善的幅度和规模，以及合约改写对华夏和人类史的意义量度，没有一人可以和邓公相提并论。

邓公逝世后，薄一波先生悲痛写下“一人千古，千古一人”的挽联。不仅在20世纪百年间的伟人中，邓公当排在第一位，就是从人类近一千年的历史来衡量，邓公也是没有敌手的。以“千年”话“千古”，说邓公是“千古一人”，是丝毫没有夸张的。

中国这张新国家合约，基本架构已落出，但有一些细部条款要进一步明确，比如最高权的竞争准则。而近10年来，中国也犯了错，“未富先骄”，开始大幅引入福利制度帮助穷人。不是说不应帮助穷人，而是说抛开“市价”准则，以打富济贫的二次分配方式去帮，欧美日衰落的实践表明，结果一定是大写的尴尬。由于对新合约的整体掌握不足，内在事理梳理不清，对经济快速增长中官员“贪腐”的认识也存在偏差。“反贪”的动作持续，在一定程度上是增加了市场运作的砂石，降低了这张合约的产出效率。

新合约的基本架构仍在，最高权可以进一步清晰界定，但对官员的GDP考核准则一定要紧握不放。去年的营改增是好消息，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则是进一步放权，并改写现有的大学和医院合约。今天悼念邓公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优化这张合约，并把它明确写入宪法。定未来百年国是，立百年繁荣稳定之根。

邓公深谋远略，看事看人客观，思维清晰，抓关键局限的能力强。夜深读邓公的《文选》，会心生恐惧。是的，清晰和深刻使人难免产生敬畏。邓公初中没毕业，也坦承没读过多少书，但无疑是个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学问与文凭或读书多少是无关的。实践出真知。是邓公一生不断在活动中的思考和学习，造就了他不喜思辨，而务实重用的风格。

午夜梦回，若邓公今日重生归来，看到当前中国的风貌、地位和民众生活的质量，会颔首微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