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不清带来租值消散，自私人在成本的约束下力争清析界定产权[1]。因为产权界定越清晰，越有助于市价准则的采用，从而降低租耗，昔日农村人民公社的合约安排可做示范。

生产队与队长

1958年，毛泽东听史向生汇报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大公则无私，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合约是人民公社大食堂。寅吃卯粮发生日，即是制度变更节省的交易费用大过制度转变费用时，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不再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赋予了生产队开办食堂与否的产权。

《草案》同时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其中，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的表述最为关键，因为基本核算单位等同于产权主体单位。

生产队虽是最基本的产权主体，但这仅仅是legal right（应然）的产权主体，而非economic right（实然）的产权主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生产队对上被合法剥夺产权。譬如，必须种植国家推广的、对化肥要求量较大的农作物品种而非本地品种，即对农作物种植无选择权；二是生产队对下被非法“侵占”产权。个人而非集体做决策使得生产队长易成为实然产权的主体。生产队长可决定合约类型，可决定产权归属。譬如，分配山地里的树木，如生产队长家里无强壮劳动力，命令村民集体搬运树木回村再行分配；反之，则于采伐处就地分配。显然，后一种方将产权提前分配至个人，可省去搬运的监督费用。

此处举一例。A生产队队长脾气暴躁，威望极高，极力维护村民私有产权：带头抵制种植国家推广的工艺复杂、对化肥需求量大的稻谷（生产队离县城较远且队长与上级领导关系不错）；虚报瞒报产量，私分应上缴的农产品（当时要求逐级上报产量，队长强压队内会计，少报产出，并将截留部分于队内分配）。

红卫兵与小岗村

敏兄问：为何农村无或少见红卫兵，城市则铺天盖地？可追问：农村改革为何源于小岗村？两问是否有关联？

答案是小农。无任何歧视的意思，小是说不需要大规模协作。农村的生产劳动天生具备单干的特点，不需要复杂的投入、分配、协作及监管合约，不需要团队精神。产权清楚、合约关系简单，使得农民维护个体产权的成本低。另一方面，农户的产出多附着于土地，监管费用也低。乱世之中，偷房前屋后的菜显然比偷工厂的存货难得多。散落于公海之地的财产无或少，红卫兵相应无或少。此为对比之一。

老家多山。山间平地少，不易群居；山间耕种地块零散，为方便劳作（山区劳作，路途时间会超过耕作时间，山里的农民会在田间地头搭建极简易的居所），不宜群居。因此，公社时期，远离尘嚣的山民居住分散，监管费用过高，导致对山民的控制力弱，山民的私有产权得到天然保护，山民易开荒种植，粮食充裕，富裕程度远胜居住于山下开阔之地的村民。概而言之，天高皇帝远，一个个山民如同一个个产权在手的封疆大吏。山民的私有产权保护甚至得到气候的助益，譬如，在人民公社初期实行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劳力）政策，如需调拨玉米，因山里气候较冷，农作物生长周期长，调拨时山民种植的玉米尚未成熟，免于征收。因私人产权受保护程度较高，60年代末期，甚至有胆大的山民在人迹罕至的悬崖边种植罂粟（罂粟壳可用来医治牲畜），无人能知，从实然的角度，可以说，包产到户最先在山民中实现，只不过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山民特殊的地理局限，突显出农民产权独立的特点。此为对比之二。

还需说明的是，农村劳动力产权独立的特点，有助于采用费用较低的合约。当时生产队的考核，主要采取工分这一量化指标。工分主要分两种：零工（又称散工），劳动力较强的成年男性每天10工分，女性8工分，老幼病残递减，可见零工属计时工资；包工，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度量，属计件工资。工分合约的选择与交易费用有关。譬如，割稻谷采用包工，按亩计算；摔稻谷（让谷子脱离稻穗）采用包工，按斤计算；担水也是包工，按担计算。插秧，用零工，因为偷奸耍滑之人会将田埂四周的秧苗按要求种得较密，而将田块中心的秧苗植得较疏（俗称“拉稀秧”）；犁田也用零工，因掀起的土块易覆盖周围，跑到泥泞的水田里翻开土块检查的交易费用过高。

回到《草案》，《草案》规定，农民可保留自留地、宅基地，可发展家庭副业，这也体现对农民个人产权的尊重及维护，即便维护程度有限。

与稻谷分配相关的产权界定

秋收稻谷分配规则，也充分体现了农民降低租耗所做的努力，规则为：

1.全村按房屋坐落分上中下三小队，三小队的分配有顺位，今次顺位为上中下，下次则可能为下中上，后次中下上，以此类推，循环往复。

2.如朗日高照，割倒的稻穗在田里晒几天后才分至各家各户，如收割后突遭暴雨，则需抢救已放置于田里的稻穗，立刻分配。稻谷的上缴（给国家）与分配（给农户）伴随秋收进行，即整个秋收季边收边分。

   3.每次只能收割部分田块的稻谷，稻谷的质量有差异。如毒日头收割灌溉良好之地的谷子，上中队欢欢喜喜领完全部饱满的干谷子一溜烟跑回家吃饭，下队必然破口大骂主持分配之人。因为等待他们的，有可能是干瘪的湿谷子。

4.每一分配日，毛估产量，推算出当日户均分配额后按顺位分配，如估算错误，会出现不够分的情形。但是，错误出现后不能推倒重来，否则争议无休止。

（一）尽早分配与平均主义

上述规则中，尽早分配及轮流坐庄是关键。尽快分配实际上是尽快确定稻谷产权，变公产为私产，减少租耗。同理，《破产法》第56条规定：在人民法院申报债权期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因破产程序周期长且事务繁杂，如债权人不集中申报债权，每有新债权申报，债权总额、受偿比例等全要推倒重来，人力物力耗费增加。因此，尽早确权，鼓励债权人主动申报债权成为最便宜的选择。

为何采用轮流坐庄的平均主义规则？答案是衡量每一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费用过高，轮流坐庄的平均主义可节省分配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平均主义规则在破产分配中最为典型，此处予以展开。破产程序中，债权均等（同一顺位按比例受偿）的规则基于债权平等的原则。债权平等说的是债务人清偿所欠负债时，除职工薪酬等债权外，债权人地位均等，无优先劣后之分。再往下推，债权平等意味着债务人财产成为公海，此规则岂不鼓励租耗？不可能。法律另有通过成本差异决定财产归属的规则，即债权人想获得优先受偿的收入、摆脱均等受偿的限制，须付出成本。此种成本包括但不限于：上策为要求债务人提供抵质押担保，但债权人须降低利率；下策为在债务人有偿债不能迹象时，立即启动费用不菲的诉讼和/或执行程序，以抢得先机（民诉法秉承先执行先受偿的原则）。[2]如动手较晚（含义折现后成本低），进入破产程序，所投入的成本归零，所有债权均等受偿。

债权平等，翻译为经济学的语言即是：如果把每一债权的投入当做一种要素，债权平等意味着每一债权单位产出相同。怎么可能？即便是货币资金，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的价值明显不同。退一步讲，金钱债权的产出可通过利率高低换算出来，非金钱债权呢？换算费用岂不高上天去？[3]因此，武断的认定债权平等，只是因为受到衡量单位债权要素产出费用过高的约束。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债权人视为企业员工，当员工产出度量的费用过高时，采用时间合约度量，同一级别员工的单位时间产出视为同一，与债权平等的度量方法异曲同工。

当衡量单位债权要素产出的费用降低即局限改变时，债权平等原则不再适用。《破产法》规定破产费用（债权）先行清偿。破产费用包括：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这些费用都是破产程序中必不可少的支出，无此类费用的支付，破产程序根本无法推进。可将，当企业处于破产状态、无法正常经营的状态时，破产费用（债权）的贡献凸显，衡量其产出的费用变低。

上述论断可再做验证。民法中有添附制度。添附是指把不同所有人的财产或劳动成果合并在一起，从而形成另一种财产，如恢复原状在事实上不可能或在经济上不合理，在此情况下，如何确认该新财产归属的制度。添附制度的规则是：由于添附而形成新物的，两个物有价值大小之分的，新物之所有权归价值大的一方，由取得所有权的一方对另一方提供补偿；若不能分出价值大小的归两人共有，一般是按份共有。这里的不能分出，也应理解为“分出”的费用过高。[4]

（二）迎亲制度

边际上如有新的主体加入参与分配，分配的规则以减少竞争为目标，并因此改变人的行为，如迎亲制度。

敏兄《节假的选择》说得清楚：节假以放弃生产为代价，这代价能省则省。所以北半球的节假，跨地区跨文化跨民族的重大节日一律集中在下半年，即收成后农闲时。但在人民公社时代，部分生产队相当部分的农户家会在秋收之时（农历8月、9月）迎亲，有何特殊局限？生产队粮食分配规则如下：

1.人民公社时代，农村口粮分为基本口粮和工分粮。基本粮，按人头分，且男女老幼无差别待遇，但人人相等不等于年年相等，数字每年随收成变动。无论家庭通过劳动得到多少工分，基本口粮都是必须给的。

   2.家庭粮食总收入中，基本口粮与工分粮的比例，一说是1:2，一说是1:1。即便采用前者，基本口粮占比也超过30%，算主营业务收入。

   3.收割季节8、9两月的分配，仅是初步的分配。待到收割结束后进行结算（一般为10月上旬，可将上年10月上旬至次年10月上旬为一完整会计年度），并最终确定各家各户所得。

前述问题答案简单，如果赶在秋收季结束前进家门，保住新娘子的基本口粮是没问题的。但如结算完毕后才入家门，分到新娘子的粮食基本为零，减少竞争的目的达到。自然的追问是：为何有例外，为何有家庭结算后才迎亲？长辈说，农村特别讲究八字与黄道吉日，如果日子不对，宁可挨饿也不进门。这显然是将及早进门获得口粮的现值与好日子进门可能带来的好运的终值进行比较。屡遭挫折之人，利率必然高，理应先填饱肚子，但过去不代表未来，况且赌错了也只是饿一年肚子，并非搏命。

以上事例，意在说明农民自我界定产权的种种努力。把镜头拉长，对农民产权的承认及保护构成了农村改革的脉络。不限于此，整个中国大地，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越来越高，如独任审判制、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推行。独任审判制之前的审委会制度，集体决策等于谁都不负责，后果是同一法院做出矛盾判决并非个案。独任审判是将审判权确定于少数法官手中，保证前后判决的一致性。主要针对价值不断上升的农村土地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更是明确产权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小孩子可爱，是因为手中毫无产权，只能被长辈玩弄于鼓掌，因为听话而可爱。当有维护产权的能力时，被扣上叛逆的帽子。即便这样，父母还是希望孩儿们快快长大，尽早获得产权，把握自己的命运。

[1]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换的前提。权利界定首先要规定何为适格主体，潘德克顿立法模式的民法典中，体例上总则部分先界定法源，随即界定权利主体范围（自然人、法人），后续方有债、物权、亲属与继承各编。世界之大，无奇不有。2005年12月，有学者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国内第一起以自然物（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作为共同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黑龙江高院口头拒绝立案。

[2]上下策之间的区别可从成本上反映出来。同一融资主体，有无抵押、押品质量（价值大小、变现难以）高低直接影响利率。以10亿本金为例，利率浮动1%，利息差1000万。如进入诉讼程序，一审案件受理费约504万，保全费0.5万元，律师费有差异，但会受到竞争的约束。风控流程完善的金融机构，对法律关系简单的借贷合约，可采用强制执行公证，仅需付10万公证费，即可将案件受理费及律师费降至0。

[3]费用高就采用一刀切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4]类似的规则非常多。如《合同法》第58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没有必要”，指的就是费用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