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与科学研究

科学并非自古就有，真正的起源已经无据可考。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起源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既然已经出现了科学，已经起了作用，就让科学日新月异吧。对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则需要进一步地去了解，因为这涉及到对于科学以及科学研究的评价。现有的评价体系并不能说一定就是对的，因为这种历史发展的沿革往往是受多种不同的局限情况下所形成的，所形成的体制以及机制可能当时是合适的，或者是能带来当时学术之繁荣的，但是如今的现状令人担忧。

什么是科学？我们一般是把它与真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东西往往是逻辑严密的，是成系统的，是不畏惧权贵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社会中的规律的把握与体会，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引导实践，可资运用于实践的真理。中国没有科学传统，这也正是我们现在力行要倡导“科学发展观”之原因之一吧。但中国古代应该来说还是存在着科学，从“勾三股四弦五”到圆周率的确定，从墨子到祖冲之，我们对于数的认识其实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但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的农耕传统，导致我们并没有产生对于物理以及化学等自然科学的需求。在西方坚炮利舰的冲击下，西方的自然科学也逐渐受到国人的重视。而早期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马可波罗开始，到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到后来的众多的交流，西方的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等自然科学传入中国，成为当时众多志士仁人救国图强的实业报国之基础。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著作应该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是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这部著作从其内容来看，似乎并没有受多少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更应该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农业与手工业方面的技术的总结。

西方的自然科学应该起始于哥白尼，哥白尼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让我们认识到自身的渺小，也开始认识到宇宙之浩瀚；之后伽利略开创了近代的物理学，拉瓦锡开创了近代的化学，也开创了科学的实践传统，众多的实验基础逐渐增加了我们对于物理以及化学的看法。作为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牛顿更是其中的表表者。据百度百科的介绍：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是英国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其研究领域包括了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神学、自然哲学和炼金术。牛顿的主要贡献有发明了微积分，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经典力学，设计并实际制造了第一架反射式望远镜等等，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为了纪念牛顿在经典力学方面的杰出成就，“牛顿”后来成为衡量力的大小的物理单位。牛顿在如此多的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堪称科学巨匠。当然其他众多的化学家、物理学、数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共同构成了自然科学的伟大图景。后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得不提一下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霍金，化学家沃森等人。

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对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也是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辉煌发展当然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助力。这里不是本文的重点，论述就到此为止。从上我们可以得知的是，科学的传统可以追朔到希腊时期和我们中国古代非常远久之时，但近代科学传统的形成其实也只有四、五百年的时间。

科学的研究离不开科学家的作用。每一阶段的科学家一般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志，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比如说，牛顿，其经典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据说是来自于苹果的灵感，如果这个故事属实的话，我更把它看作是科学的灵感，牛顿极大提升了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基于力的基础，我们可以对天体的运行轨迹进行计算，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进行解释。这无疑是伟大的思想。再比如爱因斯坦，其独特的想像力使得他能够去思考当物体以光速运行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对于这方面独特的思考以及辅之以数学的科学严密的论证，他发现了那个有名的速度、质量与能量关系的定律[2]，开创了现代物理学的新观念，大大改变了我们对于时、空和光的认识，也使得我们能进一步去探索原子内部的结构。而其广义以及狭义的相对论可谓是开天辟地，使得牛顿的力学定律成为了其特例。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让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爱氏曾经因为其理论罕为人知以及无人能懂而使得其独享大名，甚至以色列人要邀请其去担任总统。

物理学以及化学以及众多的自然科学都基于数学的根基，众多的新的科学研究比如生物学、材料学、计算机科学从最初的物理以及化学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些学科本身在分流之后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后，慢慢有着融合的趋势，现在这种融合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单纯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当中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没有发展的空间，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科学本身的融合。这种融合本身可能会大大影响我们对于科学研究的评价，这一点我们下文将会重点来阐述。

科学研究的根本在于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一门科学的研究，要真正成为科学，我们要进行大量的实践以及理论上逻辑严密的推演。科学这种追求真理的过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现在一直提倡的创新的精神，因为真理的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我们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在局限条件下可以得到验证的定律，这些被证明为科学的定律在此局限条件下就一定成立。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在此定律下我们知道有质量的物体一定会往下掉。再比如，有了速度，根据空气动力学，我们可以让一堆金属（飞机）飞上天而不会落下来。而在物体以光速或接近光速前进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运用牛顿的定律了，我们就要用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去对种种现象加以解释了。

二、科学贡献之评价

科学贡献的评价往往具有事后性。这方面的例子在我们近现代的科学发展当中屡见不鲜。比如说，爱因斯坦曾经用理论的推演论证了光在受到引力的情况下会发生弯曲，对于科学的本身来说，爱氏说的是真理，但是此言一出，我估计大多数人是无法去想像的，这与我们现实当中观察到的情况是大相不同的。但1919年爱丁顿率领着考察团，去南非看日食，真的看见了光的弯曲，验证了爱氏理论的正确。而在有关社会科学的例子当中，也是有众多的这种例子。当然可能科学的认可本身因为需要实践的检验，所以对于某位科学家贡献的评价往往要滞后很多年。科斯的例子就是典型。科斯现在享誉于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在于其科斯定律。而科斯定律的提出并非由其本人提出，他只是提出一个最为鲜明以及重要的经济学观点，即“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是科斯定律的最重要内涵，不过一般经济学家的归纳往往把“在交易费用为零时，权利如果得到良好界定，其资源配置自然会实现最优”[3]，也即不变性定律。但他这个定律的提出的思想源泉其实应该追朔到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此文其实写就于1931年，当时科斯只有21岁，六年后才得以发表，发表后无人问津。科斯的大名只有在1959年其发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后才受人重视，此文的发表当时颇有典故，曾经产生了著名的十君子辩论，辩论的人当中后来有五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堪称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伟大事件。科斯被人赞誉为发现了“经济学上的新大陆”，自此以后，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交易费用逐渐成为经济学当中的热门词汇。[4]在此辩论之后，科斯写就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成为经典，至今影响着我们经济学的思想。而对于科斯思想的评价，众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了，但诺奖的颁发要等到1991年科斯已经81岁高龄时才得享殊荣[5]。

从上面的例子当中，显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科学的贡献不在于你发表了多少篇文献，这一点我们下文会再加详细阐述；而在于论文本身的创造性，以及对于人类思想的贡献。科斯因为毕生其实就发表过那么几篇文章，上述的文章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一些文章大概可以数出来，可能不会超过十篇。而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当时在1960年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享誉世界，号称是经济学中的“少林寺”[6]，而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戴维德（A. Director）是公认的经济学家，其思想之深邃几入无人之境，但其毕生的所写的东西只有区区几页纸，其大部分的思想通过口述得以在学生当中流传。[7]如果我们要去评价戴维德的贡献该怎么办呢？若是套用我们现在的标准，其得分恐怕只能是0分吧，因为其没有著作，也没有论文，那几页纸据说是其提供评职称的唯一标准。但是戴氏的学术成没有人不承认，也没有人不承认他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科学贡献的大小往往在于其思想的流传，而不在于文字的记录，当然其学生把其老师的话记述下来而成为文字进行发表是常有的事情。最早的当然可能要数我国的《论语》，《论语》显然不是孔子所写，但全面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几千年的中国儒家传统就源于此，但我们是知道的，那只是孔子的门人和学生记录下来的，要论学术成就我们是把它归于孔子呢，还是他的学生呢？对孔子的学术评价我们可不可以从《论语》当中做出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现今的科学发展当中也不乏此类现象。兹举一例：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76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早年从大学毕业后，曾在实务界从事经济和管理工作多年，后转入大学从事经济学教学工作，其最早的讲述没有教材，只是根据自己的所作的研究来讲述有关价格理论方面的理论知识。其在价格理论上的深入研究让其在此课程当中纵横捭合，博古通今，令学生如痴如醉。他的一些学生把其上课的笔记进行整理装订，在学生当中广泛流传。当然此后，弗氏还是把其课堂讲述的内容加以了整理，著了《价格理论》。这是一部体现弗氏经济学贡献的伟大著作了。

科学贡献的评价往往不在于权威的认定，而在于其是否坚持了真理。因为真正的贡献在于其创新，而创新是不能有权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藐视权威是必要的，或者说把权威的理论视同一样加以看待，你才有可能发现新的东西。这方面，让我来举张五常的例子吧。张五常的学术成就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在西方经济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有人提出来说，张五常是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在我看来，他是华人界最顶级的经济学家之一是可以得到公认的。张五常的最早的学术贡献在于《佃农理论》，该理论推翻了从亚当•斯密以来对于佃农租佃的偏见，创立了合约理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提供实证的验证。科斯曾说：“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佃农理论》与《蜜蜂的神话》不能被超越”[8]。如此高的评价显然是基于其在开始对佃农的租佃理论进行研究的时候，并没有把以前的权威经济学家对于此方面的看法作为一定是对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从最本源的假设开始，先质疑所有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所新的发现[9]。如果这个角度我们认可的话，那么科学的贡献往往在于其理论的创新，能否得到权威的认定是不必要的。当然创新的理论如果是真理的话，迟早也会被广大的理论专家们认可，进而成为理论的新发展。这个方面的例子在科学发展史是不胜枚举的。

以上当然更多地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探讨一些科学以及科学评价的问题，这些方面理应在社会科学当中加以应用的。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如何体现，可能在社会科学当中会略有差别，但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把社会科学看成是科学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部分当中加以阐述。

三、什么是社会科学

什么是社会科学？从字面上我们就知道它是科学的一种，而加上社会一词，是因为这门科学主要是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很重要，因为这当然会涉及到我们最终目的的评价。如果我们连什么是社会科学都没有搞清楚，我们是没法进行相应的评价的。社会，笔者的理解，其实是在一人世界当中加上另一个人，就构成了社会。社会在人类组合成群体进行生活之时就有了。每个人都在社会之中，每个人基本上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鲁宾逊的世界开始的时候是只有一个人，但他的世界明显是孤独的，仅仅是为了生存，天天盘算着自己的时间，想着办法要造一条通往社会世界的船；可见这种生活并非常态，而后来来了个“星期五”，在这个荒岛上就是个小社会了。这个世界当中多了一个人，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和自然的关系与协调，还有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而这后者会产生大量的难以预计的交易费用（或者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是制度费用）[10]。这人与人协调资源、关系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过程就形成了众多的社会学科，比如说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心理学等等，不一而足。因为后面的评价，我们基本上会围绕着经济学研究的评价所展开，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先把这几门学科的一些发展历史有个初步阐述，以利于我们得出后面的评价结论。政治学显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的基本范式许多都是从经济学或者是管理学当中的一些观念当中加以推理延伸的，据百度百科的概括，政治学这门学科一直被看作是研究国家及其赖以发挥治理效能的各种机构和制度。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各国的外交政策。社会学则包括有关人类社会、社会风习和社会关系等科学研究，这门学科也可以明确界定为对人类有所组织的团体之发展、结构、相互影响及集体行为等方面所作的系统研究。与此相关的一门学科是社会心理学，研究有关个人性格、态度、动机和行为所受社会团体影响的方式。法学一般是研究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法学原理、法律体制、法律程序，并对之进行系统的比较，当然也会包括法的发展历史，法律本身的演进等等方面的内容。

基于本人的研究背景，这里重点说一说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些看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显然比管理学历史更为悠久。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公认地认为应该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始，这部巨著的诞生标志着经济学正式成为一门科学。斯密一些经济观点和理论架构到现在还没有过时，后来的学者其实或多或少是从斯密当中汲取了营养，其对经济学宏观与微观合二为一加以探讨的传统被我们有些学者舍弃了，但从于今的现实来看，我们要去更好地去理解当今的经济现实，解释当今的经济现象，可能需要继续从斯密当中去获取灵感和吸取智慧。经济学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打上斯密的烙印，而斯密对于现实的经济状况了解之深，观察力之利，在当时无人望其项背，也开创了我们研究经济现实的实证传统。这一传统经由马歇尔、费雪、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科斯以及张五常等人的发展，个人以为张五常《经济解释》三卷本的出版给经济学的发展树立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努力下，经济学这门学科俨然成为解释经济现实的科学，其科学的推断的准确性几可与物理学相媲美。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不是本文的重点，所以不再展开，这里概括经济学发展的原因是想对经济学本身的科学性问题作一些分析。从上面我列举的经济学家来看，大家可以发现笔者自己的一个偏好，上面提到的经济学家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非常关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发生的经济现象，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提供了理论的框架，我把他们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从个人的倾向来看，我觉得这才是经济学科学性的本质，这个本质由斯密开创，由上面的这些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加以弘扬与发展。顺带一提的是，与上面这一派别相反的另一类经济学家则是不关注或者较少关注现实当中的经济实际，而专注于建立完美无暇的经济理论，并加以数学的辅助，理论的架构搞得极其简洁与完美，完美地成了一个系统，近乎成了一个“艺术品”，这方面的典型是瓦尔拉斯的市场均衡框架，只可惜这是个艺术品，其假设前提就错了，后面得出的结论毫无用处，让人体会到的只是数学的逻辑，而没有经济内容。而操持着数学来搞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应该数萨谬尔森，其出版的经济学流行几十年，有经济内容，可惜很多方面的解释错了。从凯恩斯以来的把宏观与微观分开来阐述的《通论》让人捉摸不明，据说有一位读懂了通论的学者因为发表了相应的通论的解读而直升教授。不甚明了的通论曾被大衰退的各国高举为圭臬，创造出了凯恩斯主义，但是几十年来对于通论当中提到的有效需求理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辩，凯氏的过早辞世让经济学的混乱延续了几十年。

这两派的经济学学者之争在经济学发展的潮流当中若隐若现，张五常曾把这归纳为两条路径：是从现象开始着手，提出理论，然后找经济现实去加以推翻；还是先建立理论的架构，然后去寻找实例去加验证。这两个方面的归纳正好对应为上面的以斯密为开创者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研究和以萨氏为首的黑板经济学的研究。[11]很不幸，后一种的研究方式在我们当今的经济学研究当中是主流，所谓主流就是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的国际顶级刊物当中大部分是具有数学公式和推理的经济论文，大部分的论文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内容可能是空空如也的，有的只是拿着数学的公式来填充内容的空虚。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们不热衷于经济现实，而是躲在书斋进行着数学的推演，搞出一套套的新的理论，然后找来一个实际的事例加以验证，就把它当成了科学的研究。

的确，马克思曾说，某一门学科用上了数，就更接近于科学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用上数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因为数学上的推理如果是对的话，那么其逻辑就不会有问题。可是数学并不能代表经济研究具有实际的内容，经济的研究具有经济内容不取决于数，而取决于你是否基于一个真正的经济现象。在经济学发展史存在着大量的由经济学家臆想出来的经济实例，其实并不是事情本来的面目，比如说灯塔[12]，比如说蜜蜂的寓言[13]，再比如庇古的工厂污染[14]，后来都被一些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给揭穿了。经济学的研究可以用上数，但用数如果没有经济内容，其带来的结果是并不能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产生贡献，因为那是数学，而不是经济学。下一节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来着重谈一谈对经济学本身的评价。

这里最后来说一说管理学。管理学成为一门学科，学者们的意见大致是统一的，就是泰罗《科学管理》的发表[15]。此书一开始就将管理与科学联系在一起了。管理学从众多的其他学科当中汲取了养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早期的管理学家大部分都是有着丰富的工厂管理经验的人，因此早期的一些管理学的著作大部分其实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比如说，孔茨、法约尔、梅奥等人都是实干家，从工厂的实际实验中去总结出一些管理学的原理与方法。可是，到现在为止，对于何为管理，学者们众说纷纭，有的说高效率完成目标、有的说管理就体现为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有的说管理就是决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混乱的情况却并不会妨碍我们把管理看成是一门社会科学，甚至有人还把管理看成是自然科学的一种，我们国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就有管理学这一分支，不知有何用意。而管理工程更是一门跟科学联系很紧密的学问了，国内很多研究管理工程方面的专家甚至获得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殊荣。有人可能认为管理理论是具有科学性的，而管理的实践可能又充满着艺术性。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我们认识管理之科学性还是疑问重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恐怕就难以有效地对于管理科学的研究作出良好的评价。自1960年孔茨提出管理理论的丛林以来，在1981他又扩充了好几种理论的丛林，管理理论的丛林越来越茂盛，理论的分化越来越精细，管理学的课程越来越多，由此分出来的运作管理、营销管理、项目管理、财务管理、旅游管理这些子学科多如牛毛，让我们看不清管理理论的真谛。

四、社会科学之评价——以经济学为例

最后这一部分内容是我们这篇文章的核心了。不过经过上面的分析，有一些基本性的结论在我们这最后一部分内容当中是可以顺理成章地推理出来的。

以下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该怎么来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价。让我们首先从一些比较有名的经济学家开始说起。张五常曾在芝大求学期间问过当时芝大的大教授，询问学者职称的晋升。以下是全文引用的一段话。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 Gale Johnson[16]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该大学的经济系当时是世界之冠，升级单论研究成就，不论教书教得怎样。我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曰：‘可以的。’我逼又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17]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18]

读完之后，我是相当之惊讶的。冥冥中张五常教授与D. Gale Johnson的对话中把他们对于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显露的一览无遗，初觉惊讶，甚至令人不可思议。但仔细想想应该的确如此。学术水平的高下，或者说科学研究成果之评价，二者可能略有差别。但基本上可以划为等号。不同的地方可能就如上段引文所说，学术水平的高下有时候是不需要文字去表现的，可以述而不作。上文提到孔子的例子就是如此，老子的道家思想若不是在出函谷关的时候被当时的关令尹的真诚打动，我们现在的世界就少了一本叫《道德经》的奇书，道家的思想的传播估计要晚上几百年。学术水平的高下既然可以连任何文字的东西都不用，那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现在的职称晋升就很无聊了。据了解，当今中国的很多高校评职称，虽然有所谓的学术委员会，但真正的评选恐怕大部分是要看所谓的成果，也就是发表的文章，发在《管理世界》、《经济研究》上就很牛，发在《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家》上就差一点，发在《会计研究》、《当代财经》上就又差一点了。我不知道怎么最终会有这些杂志档次的划分，大概是因为方便和一般人的看法，这导致一些被评为高级学刊的总编牛得不得了[19]。有的学校可能更搞笑，它可以定出好刊物和较差刊物的换算方式，或者记为不同的学术分，然后累加之后作为晋升的重要标准[20]。

张五常在上面引文的同一篇文章当中更是一针见血，进一步点出当今学术评价的软肋，这可能是致命的。张五常说：“数文章多少吗？就是岁近黄昏，强而为之，我今天还可以每年在国际学报上发表三十篇。这是因为我懂得被学报接受的文章规格，或公式，知道怎样胡说在短期内可以瞒天过海，也明白同一论点，可以改头换面地写十多篇文章。[21]论学报地位的高低吗？那你就要把‘公式’改变一下。要增加被引用的次数吗？我又可以教你另外一套法门。这些无聊的玩意，说出来会误导青年，不说为妙——虽然最近道听途说，一些香港的年青学者正在研究这些法门。”很不幸，大陆的青年才俊们在研究着要在《经济研究》或者《管理世界》发文章的法门，要怎么来通过评审，要怎么来炮制数据，要怎么来增加引用次数，手段不一而足，我自己了解的也不少。[22]曾经想参与其中，后觉无聊，也就算了。有了张五常的观点撑腰，大概也就明白现在的学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有一些细小的环节和曾经令我困惑的东西现在慢慢在自己的心目当清晰起来，让我明白要怎么样去做了。[23]

学术评价的发展渊源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候。经济学的诞生在于亚当•斯密，在于其发表的《国富论》，虽然斯氏甚至在1790年去世时叹息自己“成绩太少”[24]，但斯氏的成就举世公认，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思想引导作用。《国富论》这本书至今仍然有人阅读，稍有名气的经济学家无一例外都从中获取了最基本的经济学素养。这本巨著若是放在现今的评价体系中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大概是不能算学术成就的，因为只有文章算，书是不能算的，顶多给加个附加分。就这一点大概也足以对现今的学术评价体系提出严厉的批评。亚当•斯密后来的经济学者，如马歇尔、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等人的成名作也都是著作，当然他们也发表过一些经典的学术文章。显然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不是要看他到底有没有发文章，关键在于其所著述的文章或者著作中表达的东西有没有学术价值，有没有学术思想，这大概是评价某人能在经济学发展史有没有一席之地重要依据吧。

学术的最终体现恐怕在于这个学者他有没有说过几句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在于其创新性。亚当•斯密提出的人人自私结果整个社会获利，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这些话前人没有说过，斯氏说出来了，所以确立了斯氏经济学鼻祖的地位。科斯在其《联邦通讯委员会》[25]的大文中说出了一句经典的话：“权利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这被张五常认为是最能体现科斯定律的一句话，开创了整个经济学的新风尚，同时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深远的思想影响。我们可能会认为，只不过是说出几句前人没有说过的话吧，应该很容易的。但学术上的创新真的如此简单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在学术上，说出几句新颖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只是图新的话，制造一些新概念，加上一些新术语，大概也可以认为是新的了；但是如果要“创”的话，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了，创造性的东西象爱迪生的说的灵感一样可遇而不可求，恐怕需要经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偶有一点创意的所得就欣喜若狂了。所以，创新创新首先的在于创，创得好，表现出来的新就是经典了，就是真正的学术贡献了。

学术的这种创新性怎么来评判呢？答案在上述五常的引文当大概也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最终依赖于本学科最有学术水平的人独裁的评价了。下面我们来详细展开一下。

先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张五常教授因为爱海的原因，从当时如日中天的芝大经济学系跑去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华大的经济学系当时由诺斯[26]主理，诺斯根据张五常提供的11张纸的东西，拿去外校评审，认为可达教授水准，就“独裁”地宣布将张五常晋升为教授[27]。无独有偶，更奇的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中国，当时，北大由蔡元培主理，一个从未进过大学并且没有发表过论文的梁漱溟先生，就因为蔡校长与其谈了一次话，关于佛学方面的研究的，就把梁先生请来北大讲佛学，并直接聘任为教授。北大在蔡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指引下，声誉渐隆，渐成中国第一名校。清华校长梅贻琦也曾有言：“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是有大师之谓也”。很可惜现今的学术评价体系可以培养出这种大师的可能性近乎零。

上面的事例当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晋升的灵活性在于你能不能发现真正的学术人才并解决其职称问题，曾几何时，还有过28岁就评上教授的陈章良，但现在职称评选的论资排辈以及卡压现象是导致一些真正优秀的学术人才流失的很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让我们再作反思。

张五常曾在《强迫发表是悲剧》[28]一文中回顾了现今这种学术评价体系的由来，过程是令人痛心的。对经济学的发展大部分是负面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越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大学开始采用数文章数量来裁定续聘、升职、加薪等事项。当年的美国，反战的青年无数。其中有向学的，聪明，拿得了当时不容易的博士，被大学聘为助理教授，但受到反战的影响，其中好些变得激进，不服年长的老教授对他们升职的裁决。当时一些助理教授不满意老一辈的裁决，大兴问罪之师，激进新秀的激进要求时有所闻。他们问：「你们这些糟老头子懂什么？凭什么资格不给我们续约，不给我们升职？」事实上，有些大学的正教授也的确糟得很，没有什么文章发表，对有方程式的文章看不懂也。是的，当年美国有些学府，年长的正教授发表文章的本领比不上后起的年轻博士——虽然不能说文章发表不多就不能裁判年轻的思维。当然，某些不成气候的大学，总有些不学无术的老头子，只凭自己的职位较高就对年轻的有所留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吵呀吵，到后来升职或留职的决定，取舍于数文章、论学报的高下排列。这样，publish or perish[29]就变得墨守成规了。”

的确现今大部分的美国大学，晋升职称要凭文章，学报也煞有介事地有着排名的顺序，我不排除好杂志可以发出好文章，可能比例高一点吧，但是往往有创见的文章屡被大学报拒稿的情况时有发生。最典型的莫过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克洛夫关于柠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大文，屡被大学报所拒，最后只能发表在当时的小刊物上，不过后来该君获得诺奖后，那个小刊物名声就渐起了。无独有偶，当时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篇大文当时也是发表在当时并不太见经传的《法律与经济学报》（即JLE）上，当时每一期的发行量只有600本，后来该文声名鹊起，打响该学报的名头，光是发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的那一本杂志后来重印了3000本，据说还不够用。如是观之，到底是好学报培育了好文章，还是好文章帮衬了好学报，就跟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难以论断了。

好在这个问题是不重要的，因为据统计，真正在经济学思想史上成为经典的文章大部发表在有一个独裁的总编之时。上面说过到的JLE就是典型，当时这本杂志完全是应景而作，因为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有一位叫戴维德的经济学者，其思想湛深无比，只喜欢说，不喜欢写，但其具有极高的学术品位，对于论文的鉴赏与判断当时无人出其右，因此也成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掌门人之一。但此公只愿意参与学术讨论，连课都懒得上，成天思考着经济学。芝大后来就想了个办法就创立了JLE，叫他去做总编，结果JLE当时经过戴维德的努力，办成了一份真正具有学术思想的经济学刊物。后来科斯继续主理此刊，将此刊物的学术地位办得名闻天下。

学术的评价到底是独裁好还是“民主”好？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笔者觉得还是独裁胜的，从经济学发展史上数过来的好文章大都出现在具有这种独裁氛围的刊物中。因为学术要讲求学术品位，而学界学术品位的高低往往是决定文章是否具有独创性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好的有创见的经济文章大概都是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的，要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恐怕就不太可能有创见性了，这在我们上文所举的科斯那篇文章的例子是体现的很明显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诚哉斯言。有创意的东西初显惊异难以为人所接受，但可能少数具有独特鉴赏力的学者是可以品其位，惊其文，进而力排众议而发表之。

对于这一点，张五常曾说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些年前有人作过如下的详尽统计：把当时被行内高举的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的文章作重要性的排位，得到的结果是：有重要文章出现的时期，永远是由一位主编独裁作决策，而当芝大经济系的多位教授一起「民主」取舍时，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没有。翻过来，我的观点是：思想的判断要讲品味，独裁者不可能没有品味，民主则不可能有。”[30]

为文的最后，再对我们现今一些学术刊物的评审制度说几句吧。现在的一些好的学术刊物都建立了匿名评审的制度，一些刊物的主编往往力有不逮要请一些该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来对文章进行评审，而一些专家学者也往往在自己的学术简历当中写上自己是某某刊物的匿名评审，以示成就之一。只可惜这个做法并没有发现几篇真正有创新和创见的学术论文，个中的理由大概是匿名其实多少不匿，且你即使把文章交给某专业领域的大专家来评审论文，但大专家往往时间有限，匿名评审的任务大多交由其学生办理了[31]，最后评成什么样，不得而知。而且这一评审制度有一个更重要的缺憾是，一篇好文章中的一些新异的观点和创新往往被人视为错误的，好多所谓的评审专家是要求其加以修改的，否则不予以发表。如果是这样，本来的一篇好文章搞得连最好的一点创意也被删除了也未可知。上面提到的科斯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大文若不是科斯的坚持，恐怕那涉及到的科斯定理的最经经典的一句话就此不见踪迹了。

最终的结果由独裁的主编统一判定文章的优劣，独裁做出最终的决策要发表什么文章恐怕不失为一条好的评审之路。匿名评审费时费力反而有反效果，大可以取消了。中国一本以书代刊的杂志《比较》由名学者吴敬琏主理，是为独裁的选择，往往出了不少精品，算是中国的一个例证吧。

五、结论

最后让我们对于以上的内容作一个总结。本文的选题是属于大的，并没有去寻找学术评价的具体手段，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大的方面以及方向性的东西都走错了，就不可能在细节上在具体手段上有什么好的办法和收获。对于这个我本来力所不逮的主题，因为我是以经济学作为例子来论述的，所以应该是不会大而无当的。一些应有的结论我相信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是有意义的，对于其他的社会科学来说，我觉得也还是有借鉴之处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些具有共同规律性的东西。

因此，本文的思路是从科学这个最大的话题开始，先论述了科学以及科学研究。科学之本质在于其一般性，也即其真理性和普适性，科学是一种理性的思考的结果，科学有助于我们去理性地认识这个世界。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这种真理，寻找到这种规律性，而这也是科学家以及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所在。对于科学贡献的评价往往具有事后性，也即一般我们无法在当时就意识到其科学的价值；科学贡献的大小往往也不取决于是否有所著述，更看重的是思想的流传；科学贡献的评价不取决于权威的认定，而在于是否坚持了真理，是否真正取得了创新。

社会科学是科学的一种，其科学性的体现往往不如自然科学这么明显，但其科学性是毋庸质疑的。只是因为社会科学掺杂更多人的因素，所以其更加复杂，对于其科学研究的评价也更为困难。不过一些基本的方面的结论还是可以得出的。本文结合经济学的相关发展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的评价也在于其创新性，而这创新性难度极大，真正有意义的创新也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对此孜孜以求，但求有一点贡献，但是现今的学术评价体系却是对于这种穷其一生，但求有一点贡献的学者是不利的，也是不利于真正培育出高学术水准的师级人物。学术价值的体现不在于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也不在于权威人物对其的评价（当然真正的权威人物终究会意识到真正有价值的创见的），而在于其创新性，在于其是不是提出一些前人没有提出的思想和创见。好的学术评价体系应该对此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能够让学者们真正潜下心来做研究，出一些真正的精品之作，而不是受评职称所迫，逼着去写一些符合规范容易发表的“学术垃圾”，最后只是浪费纸张，浪费智力，而没有真正的原创之思想。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加大力度对于现有的社会科学刊物的评审制度以及编辑制度进行改革，减少一些无聊的没有学术品位的刊物，建立学术大师独裁的评审制度。而对于现有的学术职称评审制度也相应进行调整，放弃那种数文章数量、计分制的评审方式，使得学术职称的评审真正是看被评人的学术水平，而学术水平的高低应以其代表性的著作或者文章为准，不在于其长短，而在于其有没有真正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若能全面推行这种制度，相信会有更多的青年学子将自身的精力投入到真正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上面来，而不是成天埋头于写一些没有多少创意的“学术文章”，这样中国的学术水平才能真正上一个台阶，也可能真正在中国的环境中出更多的学术大师，以告慰钱老在临终前的拷问，实现中国学术的繁荣。

主要参考文献

［1］  Ronard.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no.3,October1960. 1-44.

［2］张五常. 五常学经济[M].中信出版社,2010

［3］张五常. 佃农理论[M].中信出版社，2010

［4］张五常. 经济解释[M].商务印书馆，2001

［5］罗纳德•哈里•科斯著，盛洪译.企业、市场与法律[M].格致出版社2009

［6］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等译，2009：《国富论》，上海三联书店。

［7］张五常发表于其新浪博客的相关文章，在文中有标注。

注脚：

[1]“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本文的撰写试图找到部分答案吧，能不能算是找到一点缘由，留给大家评判。

[2] 即E = mc²，其中E是能量，m是质量，c是速度。

[3] 具体参见科斯著名的文章《社会成本问题》，JLE（JournalofLawand Economics）1960。

[4] 更多情况请参考张五常著《制度的选择》P12－13，香港花千树出版社。

[5] 张五常曾在1991年的经济学诺奖颁奖时，问弗里德曼的看法，弗氏说其早应在几十年前就该得此奖项了。

[6] 张五常语，见《五常学经济》，中信出版社。

[7] 具体参见张五常新浪博客文章《从戴维德看香港的学术准则》1996－07-05

[8] 参见张五常著《佃农理论》英文原著，中信出版社封尾评语。

[9] 参见张五常著《佃农理论》，中信出版社：中文引言部分。

[10] 具体参见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P433-471。

[11] 更多讨论参见张五常新浪博客文章《不同路线的经济学》2002－07-04。

[12] 参见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企业、市场与法律》P181，上海人民出版社。

[13] 参见张五常《蜜蜂的寓言》，《经济解释》P133，商务印书馆。

[14] 参见庇古《财富与福利》（1912年）；《福利经济学》（1920年），转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P214，商务印书馆。

[15] 对于这一点有争议的地方在于彼得•德鲁克，有人也把德鲁克《管理的实践》的发表视为管理学学科形成的标志。

[16] 美国芝加哥大学农业经济学家，是国内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林毅夫）的授业恩师。

[17] 即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弗里德曼。

[18] 此段文字引用于张五常新浪博客2000-3-9的文章《衡量学术的困难》

[19] 曾经听说某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说过，大意如此，说你们这些学校里的教授们最终还不是靠我给你发文章给扶上去的，要是没有我这个杂志你怎么评职称。如果这话属实，那更是学术研究的悲哀了。

[20] 我了解的高校就大部分是这样的，没有了解过的恐怕大抵如此吧。

[21] 有人问史德拉（即乔治•J•施蒂格勒），为什么他的文章数量不够某些学者多，他答道：“我每篇文章只写一次！”见《衡量学术的困难》一文。

[22] 也曾经有听某位已经评上教授的清华大学的学者说过，自己评上教授了，终于可以好好过一下自己的学术生活了，可以研究一些自己认为是重要而有趣的学术问题了。这是我亲耳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听说。听完这话后，我想，如果连他都这么想，我们现在的学术职称评价体系难道不是大有问题吗？为什么不鼓励学者们从最开始就集中自己的精力于自己感兴趣，同时又有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当中呢，我们的职称晋升制度到底怎么了？逼着这么多人在荒费生命吗？

[23] 曾经在厦门大学求学时问过一个当时屡在国际知名会计学报发文章的学术牛人，问他怎么评价一些人甚至是名家的文章，他的答案让我惊讶得差点眼镜掉下来，他说大部分文章都是GIGO（垃圾进垃圾出）。我没敢再问下去了，本来还想问一下他觉得自己发的文章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

[24] 参见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译序第2页，上海三联书店。

[25] 此文的发表当时也是颇多争议，若不是当时的大主编芝家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戴维德的洞见，恐怕这句话要被删除了。后面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学思想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十君子”之辩（张五常语），最后科斯一人对，其他人都错，经济学的思想史就此改写，一个出身于主张政府管制的伦敦经济学院的科斯打败了整个芝加哥学派，曾被电贺认为是发现了“经济学的新大陆”。此辩之后，科斯胸有成竹，1960年写就《社会成本问题》，开创了经济学新一代之风气。不过这学术成就的认可却要在1991年科斯获诺奖时才得以让世人皆知。

[26] 经济史学家，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7] 具体的过程大家可以参阅《五常学经济》（中信出版社）一书当中章节部分，或者参阅其博客。

[28] 参见张五常新浪博客《强迫发表是悲剧》2007-10-04

[29] 翻译为中文即“发表或者灭亡”。

[30] 参见张五常《独裁是学术发展之道》2010-7-6，见张五常新浪博客。

[31] 这种情况并非少见，大概也可以预见。我在读博期间起码听说好几例由学生代评文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