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发布了两篇关于腾讯的文章：《腾讯的成功之道》（之一：http://tieba.baidu.com/p/4756078296；之二：http://tieba.baidu.com/p/4757787701）。其中“之二”的后面有读者补充了一篇挺不错的业内人士写的文章《别开发APP了》（按：公众号里反而不能贴出别的公众号的文章地址，要看此文或者自己搜索，或者点击本文末尾的“阅读原文”看帖吧里展示的地址），从技术上将我的个人感受——从PC端到手机端，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浏览器在手机里的重要性大大下降。每天用电脑，第一个打开的软件是浏览器；但每天用手机，第一个霜开的APP是微信。手机浏览器有时整天都不会用上一次。——解释得很清楚，也勾起了我以前曾一度非常渴望PC上的每一个软件都有一个web版、这样就可以不用再下载并安装软件到电脑里去的想法。

不过本文主要是将将“之一”里介绍的腾讯那“低调曲线”的策略引申推广到一个更大的、国家层面的战略上去，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要怎么办。一直有看张五常教授关于人民币的文章的读者就该知道，教授早就为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策划了一个很好的货币制度——以可交易的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为锚的制度。按理说这个制度也不难理解，中国央行却一直没有采用，教授于是抱怨央行是利益团体，这个上佳的货币制度因为会大幅削弱央行以货币调控经济的权力而不被采纳。但我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觉得央行虽然确实是个利益团体，但中国迟迟不采用张五常教授的这个建议，恐怕也有上头的策略考虑在内，也就是怕一旦推出这个货币制度会触怒美国，甚至于引来其狗急跳墙搞军事干预。我在《人民币如何才能打赢与美元争夺国际货币地位的“货币战争”》（http://tieba.baidu.com/p/4183746942）一文中已经详细分析了若人民币成功上位成为国际货币，美元会崩溃、从而导致美国经济崩溃的严重后果。这里头的逻辑关系并不复杂，美国有那么多的金融人才，不会不懂。在经济上打不过中国，美国会改用军事手段的。尽管现在对外的宣传里中国的军事已经强大到追近美国，但事实恐怕容不得知道真相的上层领导人如此乐观。

于是，情况就颇像当年的腾讯有市场竞争方面的优势可以挑战通信运营商，但对方是垄断国企，它若竞争不过就动用市场之外的行政力量来打压，腾讯是承受不了后果的。正如“之一”里我所说的那腾讯编辑告诉我的故事那样，腾讯宁愿停掉可立即赚大钱的QQ新功能（能直接替代手机的语音通话功能），而是另辟微信这独立于QQ之外、看起来只是与QQ竞争的APP，甚至先推出视频聊天功能后才推出语音聊天功能——无论是逻辑上还是技术上怎么可能不是后者先于前者出现？——以麻痹通信运营商们。这一招“曲线策略”也可称为“温水煮青蛙”，让青蛙在不知不觉间失去反抗能力，而不是一上来就大动干戈死磕对抗。现在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上的做法给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到处零敲碎打，与较重要的国家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啦，游说较不重要的国家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一种啦，将人民币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里啦，在海外金融市场发行人民币面值的债券啦……都是些小动作，美国不可能一一计较，但积小成多就声势渐大。当然，要从“量变”到“质变”还是需要一次大飞跃，那就是“以可交易的一篮子物品价格指数为锚”的货币制度还是要推出，但不到最后大势已成、大局布好，都不轻易发这大招。

我在张五常教授一再地抱怨此事时曾试探性地向他提出过这个上头正在施行“温水煮青蛙”的战略的可能性，他却认为美国在现有的佣兵制下，不可能跟中国打起来。因为佣兵制比义务兵役制更花钱，而金融危机至今美国政府已经没有财力负担对中国那样的大国的战争。教授这话在现有局限不变的前提下当然对，但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人民币要是真的成功推出成为国际货币，美国面临的局限条件会激烈变化——美元若真的一夜崩溃，一直靠着美元的“铸币税”蚕食世界各国的租值来维持的美国经济会随之土崩瓦解，到时美国打仗的机会成本将急剧下跌至近于零，将不管一切地开打，没钱就印钞票来短暂地支撑——纳粹德国在二战前的历史是值得我们加以参考的。以当时德国经济先被一战掏空、再被超级通胀蹂躏了一轮，都可以靠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狂热大打出手，还一时之间称霸欧洲，更何况美国的民间还是相当富庶殷实的呢？所以，我认为教授是低估了美国狗急跳墙发起疯来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反而我认为日本长期没有正规军队，人口还老年化兼少子化，就是有军国主义之心也没有行军国主义之事的能力。

顺便再说一点，我在前述分析腾讯的成功之道的两篇文章里谈到我看好腾讯胜于阿里，是因为马云的行事太过高调张扬拉仇恨。我个人认为，马云有做产品的天赋，但没有公关的才能，他应该聘请公关高手搞外交，自己埋头专心研发产品才是其比较优势所在。这种情况同样可以引申推广到更大的、国家层面上去。那就是XI大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我认为刚好跟马云相反，他应专注于外交，经济交给总理，做不好就换人，而不要自己亲自上阵。以前推荐大家看的《侯卫东官场笔记》的小说里有一段说得特别好，那就是市委书记要如何驾驭市长——具体的经济事务由市长去做，书记只要牢牢地抓住用人权。这样，经济发展得好，那是书记用人得当的功劳；经济发展得不好，那是市长办事不力的错，书记把责任往市长身上一推，然后以问责追责的名义换人就是。这样一直换下去，换到找到办事得力的市长为止。无独有偶，在武汉之行时，与一位机关人员聊天时他也说到这一点——不过他当然是以抱怨的语气来说，就是指出中国这种党委与政府的双权力架构（但党委要高于政府）使得党委能容易地免责，做得好功劳是党委的，做不好责任是政府的。但我听他这抱怨，却一下子想到，这不正是现代公司的权力架构吗？——股东与CEO也是双权力架构，但股东作为企业的产权人在终极权力上当然高于CEO。企业经营得好股东获益，企业经营得不好罪责在CEO管理不善，炒鱿就是。这样，无论企业经营如何，股东的产权人地位不受动摇，更改的只是CEO的人选，这样既稳定了企业的最高权力，又保持着任贤用能的灵活弹性。国家与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有相通之处，只看国家时觉得这党委与政府的关系很委屈政府、党委占尽便宜，但切换到企业的视角却一下子显得顺理成章。要避免受价值观的好恶左右，思考与国家有关的问题时多联想到企业的角度来思考，是一个易于保持客观的不错方式。

话说回头，“温水煮青蛙”的策略都是较弱者逆袭上位的必要手段。包括当年二战期间的日本、德国都愚蠢，不该去招惹美国和苏联，各自应先分别占领完亚洲、欧洲。即使是在那之后，是否要再去对付美、苏，还要视情况而定。苏联也是欧洲的一部分不好说，美国却是与亚洲距离甚远，我认为日本就是占完了亚洲都不该去惹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