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发布了《我所理解的韩非子之“势、法、术”合一的法家思想》一文（http://tieba.baidu.com/p/4713411066），这是本月的重磅文章——上月的重磅文章是《西方的“自然法”与中国的“道法自然”》（http://tieba.baidu.com/p/4663212948）。我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要出一篇重磅文章，当然有时会一个月有多篇，如武汉之行给我带来的brain storm使在那之后接连不断地发重磅文章。目前来看，这目标都能实现，自感满意。

此文之后有不少精彩评论，按惯例特开此帖予以展示。

1、为韩国的“上党之计”正名

打头阵的是关于韩国的“上党之计”的分析，我认为这是大妙计，可惜因为韩国其后没有好好利用此计所带来的“租值”，白白使之消散，令后人“以成败论英雄”而不见此计之精妙，诚可惜也。学过正确的经济学（经济解释）的我们，看事情要一切依凭事实与逻辑，既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刻意与众不同，这都是背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

此前在朋友圈里我看到有人转发一篇名字大约为《令狐冲也曾是个大愤青》的文章，引来其他人的点赞夸奖，但我细看文内分析，虽乍一看观点新颖、颇为有理，但其实根本没抓到关键的局限条件，巧言令色而已，于是发了个长评批之。该文只是一笑谈，批之价值不高，但我是想通过批评来反映如何严守事实与逻辑的科学精神来看待一切无论是重大还是微小的事情，此处是不要见立论新奇有趣就轻易地为之“沦陷”。否则跟见郎咸平之流名为经济分析实为“恐怖小说”、《牛奶可乐经济学》之流名为经济分析实为“童话故事”的反应是如出一辙的错误，只求博人眼球之解释，不求更根本的事实验证。

而这里贴出《我所理解的韩非子之“势、法、术”合一的法家思想》一文后与读者讨论韩国的“上党之计”，则是从不要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众论公议的角度来演示同样的科学精神。此后还会再写一篇分析伍子胥之死的文章来再次演示不要见立论新奇有趣就轻易“沦陷”，因伍子胥事乃真有其事的历史事实，而令狐冲事乃小说家言的虚构，其演示的价值还是前者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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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guoq

韩国行上党之计是让韩国的产权仍然属于韩国，但韩国却没有采取措施来巩固这一产权。

我

上党之计不是你说的那样，当时的局限条件是韩国的国土已经支离破碎到根本不可能有效守住上党。以当时的一般思维，上党只能失落到秦国手上，但韩国此计之妙是它一下子打破了这个惯性思维，想到其实可以把上党割让给赵国。如此一来秦国以为本来能吃到嘴里的肥肉飞掉，当然气得半死，必然与赵国死磕。而在赵国来说，其实它不可能选择不接受。因为不接受的话上党就落入秦国之手，秦国变得更强，对赵国的威胁更大。但接受的话，就等于要替韩国做肉盾挡秦国的雷霆之火。所以怎么看韩国都是大吉大利，用一个本来就不可能守得住的上党换得秦赵互掐，机会成本极低，却换来庞大的利益，天下还有哪来的妙计？我觉得这上党之计简直可以列入中国五千年来十大妙计之中。可惜的是韩国没有好好利用这妙计换来的此后十几年的时间，抓紧机会壮大自身，使得此计之收益白白流失，就此消散，使此计之妙得不到世人的赏识。

事实上，当时的大势所趋就是山东六国只剩赵国一强，山东六国要抗拒秦国东出，只能依赖赵国做主。所以秦赵两国互掐是必然的，无论上党落入谁手都一样，并不会改变这个大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赵国不可能拒绝接受上党，因为反正都要跟秦国争，有上党这兵家必争之地好过没有啊。而韩国巧妙地利用这个大势，使秦国未及灭韩就已经提前跟赵国互掐起来，平白地使韩国赢得苟延残喘的宝贵时间，这怎么不是韩国的大获其利呢？因为秦赵即使要争，也可以是秦国先灭了韩国之后再跟赵国争的——事实上最终秦国灭山东六国的次序就是这样。

（补充：所以我认为平原君赵胜主张赵国接受韩国割让上党是正确的决策，不能以赵国最后在长平之战落败的结果来否定他的决策之正确性。长平之战的败因是临阵换将，以赵构取代廉颇，是具体战术出错的结果，并不是赵国接受上党这战略本身有问题。赵国抗秦的大战略一直都是对的，并没有错过。）

你好好揣摩当时这些局限条件，就不能不深为叹感韩国割让上党给赵国此计之妙到毫颠。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此计之妙就在于其“术”很好地利用了“势”，是合乎势的术，也是完美地吻合了“势”与“术”的关系。

其实韩国之计（不仅是指上党之计，还包括以郑国渠这庞大的水利工程疲秦之计等），仔细看来其特征都是“拖字诀”，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但拖延时间之后怎么做？韩国是简单地等秦国自己出岔子，而不是自己积极求生。这种策略其实也不能说一定没用，因为齐被燕国灭国之后又重新复国，用的也是这一招。即墨城死守了6年之久，终于拖到燕国老王死新王上，新王就一糊涂蛋，在老燕王身上不起作用的诬陷乐毅的流言在他身上却立即起作用，将乐毅罢免，齐国遂起死回生。

但没想到秦国却是时间越长反而越来越强，于是这一招最终还是成了废招。这有秦国幸运之处——拖到最后秦国出了赢政这样的强君；也有秦国是唯一真正彻底推行了变法、成为中央集权国这并非运气使然的客观因素。在这种良“法”的支持下，一时不足之“势”经时间休养慢慢积累为足，而不是像燕国那样因君主的生死替换而大势尽失，这就是法对势的支持之力的表现。

风来疏竹

《大秦帝国》一开篇就是一个关于势术的故事。老秦疲弱，加上六国在魏国召集下谋划瓜分秦国。不得已景监提议以美女金钱笼络各国权臣以延缓攻秦时间，这是术。同时发出招贤令找能人变法强秦，这是立势。

（按：这是在公众号那边的评论，以秦国变法强大起来之前的史实对照韩国，非常有说服力！术可补势之不足，但本身不能立势。无论是早期的弱秦还是后来的弱韩都以“拖字诀”之术延缓被灭国的时间，但秦国在争取来的时间里变法立势，韩国却空耗时日，被动地等待强敌在时间之中自行变弱，虽然并非绝无成功的机会，但毕竟是将自己的命运交托到他人之手，而不是自己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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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以今思读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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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猪夷希微

古人伟大，经济学伟大。用经济学读古人巨作只能当时觉得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零星触通。怎及李老师练就侠客行的本事。

我

关键是要先以经济学构成自己的一个大体完整的框架，细节可以慢慢补充，但基本的框架要立起来。然后再将古人经典之作里的论述化入框架之内。困难有二，其一是古人用的术语与经济学不同，像势指权威，指产权界定，要看到不同名背后的本质相同。其二是古人的理论框架必然也不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不能只是简单地将不同名而同其实的术语“翻译”过来，否则只是“硬塞”进经济学的框架，而是不是“化入”。

像儒与法互相攻击、彼此针对，好像格格不入，但我们要从史实出发，体会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二者是融合在一起的，但怎么融合，自持本派观点的学者不会说，融汇贯通运用于心的皇帝也像法家这势、法、术的论述，我一直不能理解，直至昨晚。而要更深刻地理解，必须再结合儒家，而不是排斥儒家。《大秦帝国》的作者一味美化法家、而且是只认同商鞅之法，门户之见就囿住了他的眼界，令他不但看不到儒家的作用，甚至连法家同门的申不害主张背后的局限条件也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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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深入地剖析“势、法、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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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光之炼金术师_

我的理解是这里其实应该有两层关系。“势”是跟“术”相对的，两者构成了第一层关系。如果产权界定充分、“势”充足，那就不需要玩弄权术。但如果党争严重则意味着“势”不足，那就需要用权术来修补原有的权威（在上者）或建立新的权威（在下者）。因为权威是广义的统治合约，所以权威变化的背后其实是统治合约的边际替换。而套用天师的思路，制度的转变无非就是通过打击有关的利益集团和降低制度的信息费用——这两点也正是“术”的作用所在，比如对下层民众进行隐瞒、甚至用新闻舆论来造势就是降低制度推广的费用。但不管是打击利益集团还是操纵舆论造势也好，制度转变后的权威（统治合约）如果不能更好地为民服务，或者说合约的总产出不比原来高，那么随着时间积累"势"还是会出问题的，这时候再继续玩弄权术立威也于事无补，因为长期来看权威的建立还是来源于人民利益的提升。

“法(治)”则是跟"德(治)"相对的，构成了第二层关系。两者其实都是人治的表现形式，只不过德治的自由裁量权掌握在家长和乡绅手中，而法治的自由裁量权集中在法官手里成了法官的人治。两者在不同场合下的交易费用有所不同，所以古人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思羽阳

你看我这样比喻对不对，法是正牌军，是主力部队，德是民兵，因为正牌军总有力不能及的时候，民兵是当地组织起来的，熟悉当地的情况，有时候更能做一些正牌军干不了的事。而术给我的感觉就好比古时候的刺客，见不得光，但在关键时刻还是相当给力的，但总不能指望一群刺客上阵杀敌吧，他们只起到突袭，扰敌的作用，一次两次还好使，用多了就不行了

我

把结构整理得不错，谢啦！

不过我还是认为势是第一层，是最顶端的。第二层才是法与非法。而非法之中包括术和德治。伦理道德是善，术是恶。或者更准确地说，法是正道硬理，德是软道，术是偏门。

术的存在是因为势有不足，德治的存在是因为法治不能覆盖全部，也过于冰冷。势如果十足，术是完全不需要的。但势十足的情况下，德治还是需要的，因为事事都用法的交易费用太高。

我对术的理解是相当于止痛药，治标不治本，但痛起来先吃了再说，慢慢再对症下药。所以术能短时有效地弥补势的不足，但势的确立本身不来自于术，术是不能成势的。

web大魔王

本来10点睡觉的。看了好几遍，一直到现在都还睡不着啊！

势是权威——法是规则——术（一分为二）正：道德伦理，偏：阴谋诡计

权威来自于为民造福，统治的执行由法协助。法不能完善之处用道德伦理辅治。

阴谋诡计这个部分不好理解：

古代谋略中分为阳谋和阴谋。

阳谋是大家都能看见的，阴谋是不能示人的。没有好坏之分。

鬼谷子里也说成事的要诀在于谋于阴而成于阳，是谋事的标准做法。

这个阴谋其实并非贬义？

我

鬼谷子的意思就是这文章里说的关键不在于骗不骗，而在于最终结果是否于民有利。只要于民有利就是“成于阳”。

zhguoq

1、看了李师的文章，心头冒出的一个问题是“古代人读韩非子论及的法术势会不会如看到李师这篇剖析文章那般的清晰？”从秦始皇看到韩非文章大加激赏来看，是会存在这种情况的，但李师后面也说“自持本派观点的学者不会说，融汇贯通运用于心的皇帝也不会说”。

2、假期里有听到一位政治学博导谈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时，下断言说“将进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停滞期”，并且说现在但凡有个人提出一个观点，其他人一定狠狠批驳，只有等到未来一位大师出世；但又说到正如美国崛起后对美国的解读是由英国人做出的，中国崛起后对中国的解读也必定是一位西方人。看了李师的一系列文章，我想这样的西方人是没有的，或者说成功解读中国的西方人是没有的。

3、我重点检索了“势”，发现了两篇文章，其一是韩非子的“法术势”

解读与李师比较接近，但没有指出势与产权界定的关系；其二是法家慎到的“势”_冰岛的眼泪

我觉得慎到的“势”就是“君尊”，君如何尊？要“民一于君”。

4、“势”与产权界定还不是一回事。势有与产权界定相匹配之势，有超过产权界定的“不可一势”/强势，有小于产权界定的“弱势”。名正则言顺，君王还是要审时度势，维持与产权界定相匹配之势，否则势不长久。产权界定既是保护又是约束，产权界定一开始要依赖基于智力和体力的丛林法则，但最后要依靠能否让产权界定后的多方共同体共同获益。也就是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

5、可否从产权界定的角度来看法术势，即人们可以通过道德来获得权力（威望/权势），可以通过耍阴谋诡计来获得权力（权势），可以通过武力来获得权力（权势），也就是说，只要产权有了界定，就会有相匹配的势，产权界定模糊，则势也幽暗不明。

我

英国人能解读美国崛起是因为英美文化同源，中国的崛起只能靠中国后人来做，外人根本不能理解中国文化。

慎到所说的“势”是相当狭隘的，就是“中央集权”的同义词，所以我说商鞅变法最根本的还不是立“法”，而是立“势”，就是确立中央集权制，取代封建制。

而我这里说的“势”是已经大大地扩张了含义，不仅仅是用于解释国内政治，还用于解释国际政治、企业内部管理，所以并不仅仅是指中央集权，而是指更广泛的权力（权利）界定。在每一层级里都有权力界定，都有势的存在，不仅仅是最高权力（君主）那里才有势。所以地方政府也有势，国际社会里的各个国家也各有其势，企业内部的各个层级都有势。

势与产权界定是一回事，你说的强势弱势是与纸面上界定的产权进行比较，但我说的产权界定就是事实上的产权界定。纸面上说康熙是皇帝，有最高权力，但事实上由于主少国疑，他没有。应有而未有，就是产权界定出了问题，所以是势不足。

产权界定的形式有多种（你说的用武力用道德威望），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势的来源是什么。儒家在本质上的社会契约论解答了这个问题。作为皇帝你可以用武力，也可以用道德威望，但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能增加社会整体利益，否则你守不住得来的势。

那政治学博导没看我的文章而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这里一日千里，前景光明之极。

zhguoq

慎到认为“立君而尊贤”，是贤者和君王争权，他的祸乱要比没有国君还要严重，“多贤不可比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主张“君立则贤者不尊”。——是比排斥宗教势力更进了一步。

我

慎到这个观点是很有洞见，仿佛是预见到后来明朝的东林党之祸。

孤狼啸秋月

很有启发！荀子《富国》篇说：“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群居是人类生存的客观需要，但如果不把“分”，也即产权界定清晰，则导致“争”的结果。儒家思想从《论语》开始就有丰富的明晰产权意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实际上就是要“明分”，界定清楚社会每个人的责任，才能使社会有最大产出，所以齐哀公听孔子如此说后称赞：“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之乎？”

但是执行产权界定又需要一个超越所有主体的权力，因此《论语》中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明确产权的“礼”制只能由在上位的君来施行，这正印证了无论要施行“礼”还是“法”来明确产权，根本的前提都是要先有“势”即君主权威。所以经学家总是喜欢谈说孔子是“有德无位”的圣人，正因为孔子没有当时的“位”，所以即使他的儒家理论博大精深充满智慧，仍然撑死也只能被后人追认为“素王”，而不能真正在自己的时代有所作为。

我

其实我一直觉得表面看互相对立的儒家与法家有很多共通的思想，例如都强调君权，也强调等级制度，只不过儒家是以礼来实现，法家是以法来实现，那只是路线之争，不是目标之争嘛。

儒家的产权思想确实是很明显的，它只是没有用那个现代的术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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