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教授的宁波之行最早起源于我自己兼职任教学校的邀请，出于场地及交通等其他方面的考虑，我把演讲场地安排在了宁波诺丁汉大学新报告厅。尽管后来在活动的筹备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最后的结果证实我的选择是对的，活动最终非常圆满和成功。本来接下来的文字我是不想写出来的，但最后的结局让我觉得非常之有必要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因为教授宁波演讲的插曲让我对这门学问的前景稍微变得乐观了一些。
4月11日，在接到张夫人电话告知张五常教授愿意来宁波演讲的当天下午，我通过朋友对接了宁波诺丁汉大学，当天晚上学校方面就准备过来接洽此事，由于那时已经下班，所以初步的接触安排在了第二天的下午。4月12日下午两点，诺丁汉来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学校人力资源办公室的陈主任，另一位是经济学院的刘副院长。那天主要是聊了一下学校演讲场地及会议筹备的情况，还有教授演讲的主题等一些相关事宜。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国内第一所中外合办的高校，由英国诺丁汉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合办，始建于2004年，现任校长是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除了中国学生以外，还有来自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职员工，全英文授课，是一所非常国际化的高校。
他们经济学院的正院长是一位意大利人，名叫Paolo Epifani。此人是一位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的白人学者，偏重于数理分析，据说平均两个月发布一篇文章。在Paolo的眼里，经济学就是白人的圈子，他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傲慢和偏见，认为中国人是没有什么资格做经济学研究的。因此，当他得知刘副院长请了一位世界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来宁波诺丁汉大学讲座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觉得这是开玩笑，认为刘副院长请来的是一位伪学者，用来忽悠和讨好当地政府的。过了两天，教授确定了最终的演讲主题《经济学为何失败》，经济学院用中英文方式，通过电子邮件和微信发给了所有诺丁汉大学的师生们。当Paolo得到通知后，找来刘副院长质问张教授讲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主题对于主流经济学者而言太过于敏感，而且经济学院与商学院竞争激烈，Paolo担心很多学生听了之后会困惑，并影响他们以后的招生。当然后来我和刘副院长沟通，其实张五常教授想表达意思是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只是之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发生了偏差而言，他想告诉大家为何主流经济学失败了，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经济学能做什么，该如何从事实证研究。同时，按照诺丁汉大学的惯例，他们所有外面邀请的学者讲座时必须用英语，学校就此来征询我意见时，我的回答是要尊重张五常教授在国内的讲座风格和习惯，而且教授讲粤语，由苏老师翻译成普通话，这可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丽风景线啊！然而，这个事情更加让Paolo认为张五常教授其实并不讲英语，是一位水货学者。同时，他也借此质疑刘副院长搞种族歧视，要去学校告他。种族歧视在诺丁汉大学可是很严重的问题，之前就有外籍教师在课堂上公开歧视中国人被学校解聘的先例。对这种事情，刘副院长可不敢怠慢。最后，他不得不花重金从上海找了两位同声翻译，给学校的外籍教师和学生提供同传服务。为了上述的事情，刘副院长可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好些天都没睡好觉。由于时间紧迫，为了快速推动本次活动，刘副院长最后只能越级请示了经济学院上一级的社会科学院的院长Stephen Morgan教授（Stephen Morgan教授两个月之后将升任为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副校长），并邀请他担任张五常教授演讲的主持人。在得到Stephen Morgan教授的支持后，此事才得以顺利推进。当然，Stephen Morgan教授在后来演讲当天的主持可以说是风度翩翩，有礼有节。
张五常教授要来宁波讲座的消息经过诺丁汉大学的微信发布后，顿时在宁波这个城市炸开了。宁波及周边城市的高校老师和政府部门的人得知消息后，纷纷致电诺丁汉大学，要求参加教授的讲座。最后，除了诺丁汉大学自己的学生，还组织安排了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大红鹰学院、宁波经理学院、宁波大学、浙江大学等多个学校的师生参加。关于政府部门的一些人士，我还是要不得不吐槽一下。本来场地就很紧张，很多政府部门的人还都要求学校安排在第一排。诺丁汉大学本身没有这种留座位的传统，这种无理的要求让人极其反感。后来我考虑学校的难处，让我自己的朋友和学生绝大部分都到后面去坐了，并提前发了朋友圈，告知他们请提前一个小时进场，先到先得，实在没地方坐就坐在过道的地毯上。这个报告厅3月份刚落成，地毯新得连螨虫的还没长出来呢！
教授的讲座最后定在4月20日（周三）下午的两点开始。开始前两天，刘副院长问我，是否可以让两位同传翻译提前见一下张五常教授，他们担心翻译有偏差，想预先了解一下教授演讲的内容。后来我发了几篇教授关于经济学哲学性质的文章和演讲文字稿给他们，供他们参考。
教授和夫人苏老师提前一天到了宁波，那天天气非常给力，晴空万里，能见度极高。我带他们在宁波南塘老街简单吃了中饭后先入住了酒店，稍事休息之后便赶往宁波东钱湖风景区。首先去的是南宋石刻公园。
该公园的石刻以南宋石刻为主，涵盖部分明、清期间的作品，共200余尊石像生。南宋石刻以造型准确，形体动作多样、表情生动而著称。园中的文臣、武将、蹲虎、立马、跪羊分别代表了“忠、勇、节、义、孝”，相当鲜明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人文景观。中国的石刻作品基本都集中在佛教石窟和皇家陵园，但南宋例外。偏安江南的南宋帝王，梦想身后能安息到河南巩县的宋皇陵，因此南宋皇室身后都草草暂厝，没有留下能代表这一时代风格的宏大陵园石刻。东钱湖及周边地区是南宋最重要的四位宰相墓园所在，史浩、史弥远、郑清之、史嵩之他们的政治生涯几乎涵盖了南宋历史最重要的高、孝、光、宁、理五个时代，他们的墓道石刻填补了南宋时期美术史、文物考古史、雕刻艺术史的研究空白。“北有秦陵兵马俑，南有钱湖石刻群”——在我国石刻史上，南宋时期神道石刻资料较少，东钱湖南宋石刻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雕刻之精、分布之集中、保存之完美在中国尚属唯一。（以上文字摘录自百度百科的相关介绍）
关于历史和文物，教授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追着讲解员问如何证明这是南宋的石刻作品。讲解员告诉教授，这些石刻原先都是四位南宋宰相的墓道及其他地方搜集过来的，墓志铭上有记载，但教授还是继续问，如何证明这些不是后来人刻的，把讲解员问得难以招架。随后，教授还指出了公园内一些雕刻错误的古诗词。
由于时间紧张，我们在简单参观了南宋石刻群之后又去了东钱湖福泉山景区。福泉山整座山就是一个茶园，3600余亩茶树环坡而栽，树形圆润成垅，依山起伏，形成“茶岭碧波”景观，蔚为壮观，远远望去颇有苏格兰高地的美妙景色。加上天气晴朗，远处的象山港更是一览无余。福泉山的美景让教授和夫人颇为惊讶，印象深刻。
第二天的讲座如期举行，讲座的具体内容不再展开，故事还是回到那位意大利人Paolo身上。在教授讲座前的那天晚上，刘副院长担心他们的Paolo院长会在教授讲座后提一些尖锐的问题，引起不必要的尴尬，所以特意和教授说了此事，但教授和夫人对此毫不在乎。不过，这并不能消除他的担忧，刘副院长当天的紧张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开场介绍时把我和教授的名字都念错了，非常尴尬。教授讲座的主题是《经济学为何失败》，他把那些纯数学的模型都比作垃圾。教授认为目前的主流学术圈就好比当年的摄影沙龙和艺术沙龙，每个人都在想法设法讨好那些沙龙的评审委员们，猜他们喜欢什么，有创见的作品根本没法进入沙龙圈子或者发表。这些话大大刺痛了当前的那些主流的经济学者，也无疑会让台下那些搞纯数理模型的学者们感到非常之尴尬或不适。
在教授发言后，针对张五常教授对数理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批评，Paolo提问：“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在宁波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工作，我教授和研究福利经济学，对于你之前认为学习福利经济学是愚蠢至极的抱怨我有一点不太舒服，但是至少你会意识到我们的经济系在邀请您过来演讲这件事情上很自由开明，我们请您来让我们的学生知道为什么说他们学的东西是愚蠢的。但我想从更实质的层面请教您一些问题。首先，如果关注规范性研究是不相关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关注积极正面的问题，那样的话我们能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什么建议？他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宏观经济学变量？想想在过去30年里，相对于其他宏观经济学变量，中国政府一直都想搞大GDP，但是这对中国人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没有宏观经济学的变量和财富之间的联系，我们要怎么解释它。另外，我完全认同经济层面上来说是需要被实证的，但这正是我们主流经济学正在从事的事情。如果我们去看顶尖经济出版物，多数获奖的主流作品都是实证性的文章，而不是理论性文章。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完全同意，我们应该控制我们所说的经济模型的复杂度，因为我们知道复杂的理论无法解释复杂的世界，但是简单并不能等同于肤浅。如果我们想成为好的科学家，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表面。之前您提过，我们要关注边际成本——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我也想说，可能您不知道，边际成本是不可见的，也是无法观察到的，我们需要很多理论和假设，尝试用数据来证实这个边际成本，这也使得我们的工作异常困难。谢谢！”（吐槽一下，这位意大利学者的英语发音真心糟透了。）
教授回答：“很复杂的问题。关于中国的国民收入的问题，90年代是低估，现在是高估了，我认为高估了很多。两个加起来，很难说到底高估还是低估。但是我觉得数据不那么重要，北京认为很重要，我觉得这种数据还不如不公布好。我比较喜欢香港当年财政司（他们是反对公布这些数据的），因为那些数据很难是对的。你现在提供数据，他有所谓指标的规定，有这个问题。关于经济学解释的问题，那个边际成本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看不到这样的东西的。而用边际成本来决定价格是很大的问题，在我的《经济解释》里面，我指出很多条件下是根本量度不到边际成本。边际成本可以度量得到，一定要挤逼才行，假如说资源是空置的话，那么边际成本是画不出来的。你去工厂看看，常常有空置的，没有办法计算出来的，所以价格的厘定，是要由边际成本决定的，这是一个悲剧。传统的经济学，对解释世事毫无兴趣，考试毕业拿博士，写篇文章方程式发表，发表了可以升级，那么真理是什么呢？所以边际成本是很大的问题。在我的《经济解释》里面，我对均衡的概念用的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很多人看过我的《经济解释》，他们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们的论点是，跟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是在旁边鼓掌的，所以我决定再找机会重新写一下。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不够胆量完全脱离传统，一只脚踏着传统，另外一只脚离开。等写到后来的时候，发觉我大部分都离开了传统，那前面的一半传统一半不传统，我再重写就全部不管了，只要是真理就好了，不管传不传统。你们要明白我无事可干，没什么事好做，我不管怎么写都不会增加我的收入，也不会收入减少，无关痛痒，但是很多同学都很喜欢。”
这是Paolo与张五常教授的初次正面交锋，气氛比预想地缓和。当天晚上，Paolo要求参加经济学院招待教授的晚宴，这个问题也让刘副院长很为难，他非常担心晚宴时彼此会发生争执，搞得不愉快。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除了我和教授及夫人之外，诺丁汉人力资源办公室的陈主任特意安排了五位喜欢教授学问的博士生，希望通过大家的提问，分散Paolo与教授之间的正面冲突。同时，在用餐座位的安排上还特意把两人分隔开来，中间相隔了四个人。
正如大家预期的那样，晚宴一开始就是Paolo的连续提问，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艺术以及其他方面。Paolo问教授能否用英语与他交流，这明显是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挑衅性，因为他之前认为教授的英语不行。教授回答说可以用英语交流。当教授张口说一口典型的美式英语时，在坐的诺丁汉的几位老师和博士生们都表现出异样的眼光，当然最吃惊的还是Paolo，因为他的意大利口音在教授面前立马相形见拙。我虽然听过教授讲英语，但如此近距离地听教授用英语交流还是第一次，听教授张口说英语，我的担心顿时减少了很多。接下去的过程，大部分时间成了Paolo和教授之间的对话，当然我们其他人偶尔也会搭上几句。随着两人交流的不断加深，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Paolo和教授越谈越投机。我中途上了一下洗手间，结果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座位被Paolo给占了。我很识趣地避开了，让他和教授更加近距离地交流。这时，教授显然也聊得很开心，期间还聊到了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那位做变性手术的大教授Deirdre N. McCloskey，两人相谈甚欢。最后，Paolo盛情邀请教授下半年再来宁波，参加诺丁汉大学“全球化与世纪经济论坛”，并进行一个四十分钟的主题发言。这个论坛是诺丁汉大学每年最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的影响力和会议规格都很高，由他们校长和执行校长亲自主持。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教授能用英语演讲。教授很谦虚地回答说，他多年不用英语都忘记了。其实我们在坐的人都明白，他的英语比他们天天说英语的老师们好太多太多。这个时候，我们事先的担心顿时烟消云散了，放在心上的石头也终于可以落地了。
整个活动最终以一个完美的结局落幕，让我非常欣慰。这里也体现了这位意大利学者的可爱，从对华人经济学者和学术圈的傲慢和偏见，到完全被教授的学问和个人魅力所征服，并表现出对教授的极大尊重和崇敬。客观地说，这方面很多国内的学者做不到，这种坦诚和胸怀值得我们敬佩。反之，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两位中国助教写的关于教授演讲的评论就显得不那么客观了，甚至也可以说是无知。教授临走之前，我也恳请教授和夫人能再来宁波，让国内外更多的主流学者接触他的学问。我相信能改变一位Paolo，就能让更多的人发生改变，演讲那天发生的一切，让我对这门学问的前景稍微乐观了一点。
最后，我要感谢宁波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感谢所有参与维持秩序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感谢本次活动筹备组的所有师生们，也感谢几位为教授宁波之行提供帮助的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