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人下决心要办好而办不好的事不多，足球不幸居于这少数之列。从50年代留学匈牙利，到学习德国，巴西，西班牙；从举国体制到职业联赛，中国足球尝试了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办法，却始终战绩不佳。本文试图解释中国足球失败的原因，和推断中国足球未来前景。

联赛是足球的核心

足球是一门生意。观众在现场或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两队比赛，欣赏表演。对阵双方以进球多决胜负，裁判是游戏规则的执行人。

野球场里，双方约赛，临时商定规则即可，无须裁判执法。职业比赛以观众多寡定球员收入，以一个统一的组织定规则，派裁判，组织赛程，交易费用较低。各类足球赛事，均由各级足协乃至国际足联主办。

电视转播引入足球赛事，观众人数不再受体育场大小限制，球员的收入大幅上升。联赛冠名和电视转播权，由足协统一出面谈判交易费用更低。俱乐部的广告招商，商务开发，则由俱乐部自理交易费用较低。加了一个转播费用，顶级联赛的价格更佳，顶级联赛的观众大升。意大利，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的顶级联赛纷纷摆脱下级联赛，组成顶级联赛公司，单独打包出售顶级联赛的电视转播权和冠名权。以求获得最大收入。

各俱乐部拥有自身产权，以一定股份比例组成联赛公司。俱乐部有权投票聘任和罢免总经理，负责联赛转播费谈判，和联赛冠名的招商。租值较高的核心俱乐部转播场次多，租值低的边际俱乐部场次少。各俱乐部拿到相等的保底收入，另根据成绩进行分成。联赛公司的重要事项俱乐部投票决定，以保证联赛收入最大化。足协在联赛公司无权分成，拥有有限的投票权，只对比赛规则和升降级事务有权过问，对商务开发无权置喙。足协拥有国家队比赛和足协杯的转播和广告收入，这收入主要用于国家队日常开销，和补贴青训体系。

联赛公司和俱乐部的主要租值，在于球员。英超的球员身价可以占到俱乐部价值的50%-150%, 一国联赛的水平高低，可由球员总身价大致评判。一个俱乐部的成绩，也可以由球员总身价估计。俱乐部聘请主教练，使球队形成合力，球队的产出大于个人单打独斗。聘请医生，保护球员租值免遭伤病的侵害。主教练拥有选择上场队员的权力，医生有阻止受伤球员上场的权力。各种合约交织在一起，目的在于使俱乐部总租值最大化。

主教练和医生的收入，与球队租值高低挂钩。合约选的好，新知识层出不穷。新的阵型，战术，医疗保障技术，都在俱乐部层面被发明出来。全攻全守，艺术足球，Tic-Tac，3-5-2...等等究其源头，都是在联赛由俱乐部发明和成名的。对职业球员伤病的预防和治疗技术，也是在俱乐部发明的。“米兰实验室”更是AC米兰成绩的重要保证。

球员的租值，由联赛收入和球员竞争力决定。联赛是磨练技艺的最佳场所，职业球员也在“干中学”里努力提升自身租值。俱乐部根据边际收入相等的原则来买卖球员。欧冠联赛提供了一个各国联赛同场竞技的平台，冠军队基本不出总租值最高的几大俱乐部。

青训是租值的源头

职业球员生涯短暂，顶级球员不过独霸位置10年。俱乐部选拔青年才俊，在顶级联赛的赛场上长江后浪推前浪。有天赋的青训球员的供应，是整个联赛租值增加的要点。

青训的困难在于辨识天赋的信息费用。非对抗的项目，胜负和已有标准比较，只牵涉运动员本人。在幼年时估计天赋的信息费用低，只看训练水平即可。比如体操，跳水，举重，容易出神童。对抗性项目是和对手比高低，估计天赋的信息费用高了一块，如拳击，乒乓等。多了一个对手，不比一比，很难看出天赋高低。判断天赋，需要大量的比赛评估。

判断足球等团体对抗项目天赋的信息费用最高，因球队的胜负不代表单个球员的天赋高低。队员的天赋排序，要靠青训教练和球探的主观判断。球探制度为集体项目独有。一个球员的表现，又会受到队友和对手水平的影响。同样年龄段的球员在一起比赛，排除年龄因素的影响，辨才费用较低。在同年龄球员里脱颖而出，可以越级挑战的，天赋超人。

职业球员的能力是多方面的，身体，速度，技术，配合，意志，等等，成熟时间有早晚。早熟的能力可能很快退化，晚熟的能力可能奇峰突起。青训教练和球探，是判断球员未来租值成本最低的人。出售青训球员的价格带来顶级联赛对各项能力的估值信息，传递给青训系统。

踢球的技术，对其他职业用值甚低。由于信息费用，青训万里挑一，要大量少年踢球，才能选出天赋较高的球员。职业球员的收入从观众中来，上不了场的球员收入只上场球员的1/30。父母要让孩子的财富最大化，没有天赋的孩子及早退出足球职业为佳。青训因而分业余，职业两段。参加到职业训练阶段的球员，会以足球为业。租值高的进入顶级联赛，稍差的踢次级联赛，再次的只好去做青训教练。

把顶级联赛的收入比作星光，价格会一层层的传递到青训教练。青训教练手拿星图，和青训球员做比较，判断他们进入职业联赛后的收入。这合约体系，宗旨在于降低供应球员的信息费用。职业青训系统是一个庞大而有效的合约体系。其收入取决于顶级联赛的收入，既职业足球比赛市场大小。青训系统的收入越多，青训的合约安排越趋向复杂。

西班牙青训球员按照每半年的年龄差距组队，虽教练和比赛的费用上升，但有天赋的孩子容易脱颖而出，天赋的产出上升。青训合约复杂度上升带来的交易费用上升，和降低辨识天赋的信息费用带来的供应顶级联赛天赋的产出上升，两者在边际上相等。联赛赢家的核心俱乐部买入青训天才，谈判的交易费用不菲，顶级俱乐部多自办青训营。建立青训基地，土地，教练等价格昂贵，成绩一般的边际俱乐部则多去他处淘金，两种合约的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相等。

英超的收入远超德甲，西甲，但国家队成绩远为不如。原因在于英超的青训合约出了问题，英国法律规定，青少年球员参加青训营不得离家超过1小时车程。俱乐部的选材范围缩小，有天赋的青训球员不能组成一支队，辨才的信息费用被抬高了。合约的自由选择被法律干扰，信息费用增高，天赋的产出下降。英超的外援比例为69.2%，是欧洲联赛中最高的。

在业余训练一层，顶级联赛的星光照耀不到。但参加业余训练的人数是大厦的基础，重要的很。巴西有足球文化，踢野球场，向大孩子学习，提升租值。本地和欧洲的无数球探，在野球场发掘天才。欧洲地价昂贵，没有野球的去处，替代办法是在中小学搞校园足球。

国家队也是生意

观众看联赛之余，不免有把同一国家的球员组队较量看看胜负之念。世界杯，欧洲杯，亚洲杯等应运而生。国家队选拔俱乐部租值高的球员，由教练组队。踢完了各自回到俱乐部。球员水平由联赛造就，教练临时集中，指挥形成合力。这是说：长期来看，国家队所有球员和教练身价相加，总租值较高的队，成绩也较好。

国家队水平和本国顶级联赛水准可以毫无关系。理论上，一个国家可以没有顶级联赛，而国家队成员参加他国联赛，如非洲球队国家队的核心球员均在欧洲效力。或者倒过来，一国顶级联赛全由外国球员来踢而没有国家队，近似的例子是中国球迷大量观看英超意甲。

国家队集中的是联赛中租值最高的23名翘楚。国家队集训，参赛与联赛有时间冲突，联赛公司在赛季初和足协协商解决。国际足联因此统一规定国家队比赛日，降低协商费用。国家队抽调的多是核心俱乐部球员，故豪门主教练斥之为FIFA病毒，因国家队收入无关俱乐部事。欧冠同样干扰联赛，不闻UEFA病毒之说。

举国体制求国家队成绩

举国体制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产物。用来证明制度优越，增强民族自信，和满足民众观看体育比赛的需求。没有市价指引，体育总局以计划代替市价，看国家队成绩武断决定投入。举国体制是以国家队成绩取代市价为星光。

要证明制度优越，在某些市场收入小的项目上投入巨资，边际投入超过了市场化下的收入，可以在某些项目上打败职业选手。一般女性职业比赛市场较小，因此奥运会上中国的金牌大户，市场大的项目，一般阴盛阳衰；市场小的项目，男女皆强。非对抗项目的比赛知识由训练中来，辨别天赋的信息费用也较低，可以从小集中少部分天才在国家队训练。中国的奥运王牌项目均如此，如体操，跳水，射击等等。

国家队成绩是两种制度的竞争

集体项目是举国体制的软肋。球员的租值要在比赛中提高，教练医疗等租值产生困难。两者皆要从比赛中来，因此小范围精英制的国家队集中训练不适合足球。国家队曾留学匈牙利学习足球，但回国参加友好运动会和世界杯预选赛成绩令人尴尬。

提高水平要比赛，国家体委让各地方体委和行业体协办多支专业队相互比赛。各支专业队向下和专业体校，业余体校，重点学校的青训体系对接。联赛票价低廉，无电视转播收入和冠名收入。因此专业队伍，青训系统都由体委拨款投入，国家的财政投入比不上职业联赛收入。由于辨别天赋的信息费用，青训系统提供的天赋和这收入挂钩，举国体制下的男子团体项目成绩皆差（此团体项目是指多人同时上场对抗，不是乒乓球团体赛）

2008北京奥运，诸多弱势男子项目都有突破，拳击，击剑，游泳，等。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引进国外教练和出国比赛上，运动成绩大有增长。团体项目的足蓝排虽作为东道主直接进入决赛阶段，在别人打预选赛时，中国队在高人指点下大打热身赛。这大量的投入却没有使成绩有所突破。这是团体项目辨才费用高，天赋供应不足之故。

天赋供应不及，租值增长困难，举国体制在足球上是无法与职业联赛体制竞争的。中国女足曾经雄霸天下，但美国大联盟，德国女足联赛纷纷出炉以后，女足踢不过不奇怪。奥运会金牌不管项目，只数数。国家队成绩下降，又导致在举国体制的项目竞争中失败，女足的投入进一步下降，女足是越来越差了。

足球改制是迫不得已

男足也是一样。国家队的成绩差，举国体制下成绩差的项目得不到投资。1992年足协借助上海大众的援助资金，请施拉普纳执教国足。健力宝又赞助青训，足协组建青年队赴巴西训练。钱花光了，1993年足协的账户只余50万人民币，体委已无心投入。只好把足球作为改革突破口，由之自生自灭去也。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撑腰，定下调子，足球改革要一步到位。

地方队和行业体协队成立俱乐部。俱乐部层面产权明确，队伍冠名，球衣广告，门票分成，部分场地广告牌收入归俱乐部。联赛公司层面，IMG承包招商，第一年给足协承包费120万美金，以后每年递增20%。联赛层面的收入分联赛冠名和电视转播费。1994年万宝路冠名费就卖出了180万美元。99年IMG承包费上涨10倍达到1亿人民币。球员水平上升明显，范志毅，孙继海，杨晨等球员相继留洋欧洲顶级联赛。中国足球前景似乎一马平川了。

但改革没有一步到位，留了个致命的尾巴。联赛层面的主事人，俱乐部无权过问。足协专职副主席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是一人两任。足协和足管中心也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中心主任的考核标准并非联赛租值，而是国家队成绩。足球的联赛合约之上，还套了一个举国体制，由各级国家队和其他项目竞争国际大赛成绩。

总局要维护举国体制

从王俊生到韦迪，数十次打报告改革联赛层面的合约，均被总局否决。没有人甘愿放弃既得的利益。总局的官员，从拨款中得到的收入颇丰，兴建项目基地，奖金分成，决定预算投放的权力，等等。这些权力是值钱的。官员的利益和举国体制得到的财政拨款，以及所在项目的大赛成绩挂钩。职业体育兴起损害了他们的收入。

这损害有三：1 有天赋的体育苗子对项目的边际选择被影响，李永波说李娜的法网冠军不如羽毛球奥运金牌，是害怕小球员改打网球。2 举国项目的表演赛收入受到影响，电视台对职业体育和举国项目表演赛的边际选择改变，央视转播乒乓球队内选拔赛的广告收入不敌中超。3 如果足球改革成功，信息费用大降，观众市场大的项目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脱离举国体制，使坚持举国合约的官员收入锐减。

1994年推出的《奥运增光计划》，使得举国体制的投入大增。1998年体委改组为体育总局，当年从国家财政得到16亿拨款，逐年递增，2008年北京奥运达到高峰，27亿的财政拨款+40亿特别经费。坚持举国体制的收入增加。阎世铎，谢亚龙们意图让国家队用举国体制出成绩，升官发财去也。中国足球走了一段回头路。

米卢幻像和中超裸奔

中国球员在举国时代的知识租值低下，只会训练不会比赛。以跑动距离论英雄，头球，角球进球算两球等等奇葩政策，是缺少比赛的局限下，足协臆想出来提高球员水平的办法。职业联赛时期也有12分钟跑，海埂集训等政策。试图用其他项目得来的训练知识，嫁接到足球，来提高联赛和国家队水平。1997年十强赛失败，虽各球员通过职业联赛锻炼，自身租值有增长，但主教练和医疗团队贡献为负，国家队集训一天一个一万米，练的球员体能出色，爆发力消失。

王俊生因国家队战绩去职，阎世铎要豪赌世界杯，请来了米卢。联赛给国家队长期集训让路。这是试图在国家队层面给队员教授比赛知识，以国家队热身赛替代联赛提高球员租值。举国体制的支持者常把这次成功作为例子。但这真的是长期集训的功劳吗？韩日不参加预选赛，伊朗，沙特等强手被抽到了另一小组。世界杯小组赛三场皆负，一球未进。米卢的成功是一个幻象，此后连续3界世界杯预选赛未进10强赛，3届奥运惨败，证实了米卢不过是挑了个好时机。

另一个举国体制的拥护者常举的例子，是朝鲜队在2010年打入世界杯。朝鲜全国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作职业球员的收入并不低，职业球员能解决平壤户口，收入很高。朝鲜国家队有数个关键位置球员是日籍朝鲜人，日本韩国代为培养。预选赛10强赛朝鲜和韩国分在一个小组，韩国在确定出线下为朝鲜努力干掉竞争对手。世界杯正赛朝鲜排名最末，亦是朝鲜侥幸的明证。

国家队聘请高人作教练长期集训，大打热身赛，代替联赛增加球员的知识租值。看似可行，然而足球世界杯，奥运会预选赛赛程分散，长期集训必然要中断缩短联赛赛程，影响联赛的总收入。阎世铎为保证国家队集训，改动联赛赛制，2001年联赛被截成三段，中间休战5个月。其后又连续两赛季取消升降级，联赛精彩程度大降。冠名商百事可乐扣钱撤约，承包商IMG赔钱退出。足协只好让福特宝和中超公司自营。此后电视观众人数比巅峰下降了47%之多，联赛租值被破坏殆尽。2004-2006年联赛冠名裸奔，赞助商纷纷解约，联赛租值几乎降到零。边际俱乐部和核心俱乐部先后撑不住了，有以假赌黑补贴收入的。观众哗然，进一步降低了联赛租值。2004年的中超G7革命，是俱乐部要取得任免联赛主事人的权力，避免阎世铎降低联赛总租值的乱政。

G7革命失败，联赛收入锐减的最大受害者是青训系统，天赋的供应受到影响。父母让孩子从事职业足球的边际意愿降低，从事足球的人数越来越少。足球学校大面积倒闭，从高峰的4000余家到最低谷的几十家。青训教练失业，注册青训球员数量由65万下降到8000。剩下的足校纷纷找地方体育局挂靠，靠参加U16和U20组别全运会谋生。

青训体系的星光从顶级联赛收入变回到举国体制下的各级国家队和省队成绩。由于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年龄限制，仅剩的青训学校，选材标准也由参加联赛租值最高，被改成16，20岁时的水平最高。球员早熟的能力被赋予更高价值，重视身体，轻视技术，辨识天赋的信息费用不减反增。青训总人数狂降，加上辩才费用上升，中国足球的青训人才断档了。范，孙，杨等人打开的欧洲顶级联赛之门又对中国球员关上。球员租值下降明显，连续三届世界杯和奥运会成绩惨不忍睹。

中国足球向何处去？

中国足球能否从摆脱举国体制的干扰，彻底走向职业联赛体制？这取决于两种合约体系的收入差距和改制的交易费用。改制费用又分为原体制受益者的抗拒费用，和获知两种体制收入差距的信息费用。

举国体制的意义，是体现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提升民族自信心，满足群众对体育运动的需求。前两点需求，已经随着经济发展而日渐降低。第三项需求也会随着足球，篮球联赛和诸多非奥运项目（如台球，赛车）的兴起，逐渐缩小。2008年奥运会后，每年体育总局得到的拨款+彩票基金的总收入增幅逐渐缩小。参加北京奥运除了总局的例行拨款，还有接近40亿的特别经费。主场挣足面子之后，伦敦的金牌数和奖牌数均有减少。可以预计举国体制的总收入平稳，并将以缓慢的速度减少。

职业联赛的收入，越来越高。从1994年的IMG120万美金承包额，到1999年的1亿人民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联赛的收入增高是必然。2011年反赌扫黑以后，北京奥运之后，举国体制对联赛的合约的干扰减少了。联赛租值有所恢复，冠名权和各种广告收入超过1亿。中超现场观众傲视亚洲，说明对精彩足球比赛的需求庞大。亚足联对中超联赛应得收入的估计在8-9亿左右，现场观众人数稍少的日本J联盟，2011赛季电视转播和冠名权总收入9亿人民币。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举国体制和职业联赛两种体制的收入差距，在逐渐变大。恒大的崛起，引进了医疗，球探，梯队，等制度。其他俱乐部可以有样学样，搞足球不再是个赔本买卖。

改制的信息费用减少的快，联赛公司的产权合约变化和联赛租值上上下下的关系，各俱乐部看的清楚。以国家队成绩为指标，两种体制的差距也逐渐清楚，国足的成绩是无声的证词。米卢幻象之后连续失败，各级国家队长期集训参加大赛的成绩惨不忍睹。而采用职业联赛的日本，韩国成绩一日千里绝尘而去。甚至泰国，越南都能时时打败中国队。青训萎缩，各级国家队请来布拉泽维奇，卡马乔也无力回天。上至足协主席，下至普通球迷，都能说出中国足球的药方在管办分离。

抗拒改革的成本也有减小的趋势。青训失败，球员水平差，使得国家队请大牌教练集训的边际收益低下。足协领导通过举国足球提高成绩，升官的可能性已经很低。总局要求各级国家队成绩的局限下，国家队成绩是考核标准。在主要对手越来越强的局限下，坚持举国足球的效果低于搞职业联赛。在阎世铎和谢亚龙时代，足协中层官员普遍通过各种管制收取贿赂。反赌扫黑几位犯事官员，把持了各级国家队的确定大名单权力，收了LV包包无数。反黑风暴威慑仍在，官员坚持国家队集训之路的收入降低了。

各项局限的变化方向，都指向一处，既联赛的合约向着保证联赛租值最大化的方向演化。职业联赛合约在足协层面会演化成类似股份制的形式。联赛的招商不论是自组联赛公司，还是承包给商务开发公司，准则会是总租值最大化。各俱乐部会逐渐取得联赛招商事务的发言权，使电视转播权和联赛冠名权合并收入最大。试图牺牲联赛租值抓国家队集训的足协领导会被淘汰。

中国足球少有其他职业化体育赛事竞争观众，放眼望去只篮球可堪一战。相比日本足球与棒球，相扑三分天下，中国足球联赛的收入潜力无限。地大人多，中超的竞争激烈程度会是亚洲第一。中国足球没有像日本足协统一学巴西，俱乐部各显神通引进各足球强国的外援，教练，医疗，球探，和青训。再加上人口基数下出现足球天才多，市场竞争下中国球员的租值上升会比日本来的快，来的高。国足终有冲出亚洲的一天。